现场｜上博书画常设展何以“变身”特展，听策展人导览解析

为上博东馆“练兵”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日前来到位于上海博物馆三楼的书法馆与绘画馆，用“几步必有惊喜”绝非空话。上海博物馆历代书法馆、历代绘画馆陈列了目前海内外唯一的书画分开、系统展示中国古代书画通史的常设展，通常每半年更换一次展品，每次都有一定数量的新面孔精品出现。经过书画研究人员对藏品的不断整理与发掘，这次书、画两馆更换展品的力度空前，首次露面以及许久未展的作品将近三十件。而在凌利中看来，“上海博物馆历代书法馆、历代绘画馆的策展思路正逐渐从原来的常设展向特展的方式转变，此举意在盘活藏品，增加学术研究性，为将来上海博物馆东馆的开馆练兵打基础。”

对于规划中的上海博物馆东馆与本馆之间的分工，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去年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曾表示：“上海博物馆还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统一的架构，东馆将在2020年建成，从去年年2月份开始，馆内对展程内容是做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已经举行了十来次专题研讨会。讨论里有专家提到，本馆可以看中国古代书画的简史，到了东馆，则可以看到书画史上更加丰富、更加多样、更加精彩的内容。上博有很多古代书画的巨制，包括长的手卷、极高的竖轴，过去在本馆是没有办法呈现的，但在东馆，则是可以考虑完整呈现的，因为这样的展览是与研究的深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研究这种展览是做不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期待的东馆展陈体系和风格，对策展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知识的结构，策展的能力，包括各个部门之间怎么来互相协调，这都提出了新的课题。”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仲谋表示，这次常设展的转换思路使之有了特展的效果与影响，让很多专业研究者都慕名而来。凌利中介绍说，正是因应为三年后的东馆“练兵”，上海博物馆历代书法馆、历代绘画馆的策展思路今后逐渐从原来的常设展向特展的方式转变，“一则我们库房的很多馆藏珍品没有机会展示出来，需要更好得盘活藏品；二则，我们也在为上博东馆的开馆做准备，将一些展品的内涵向更深层次做一些挖掘。”如此一来，既可以更好得向公众展示、宣传上博的馆藏，同时也展现上博书画研究人员对藏品的研究成果。如此次展出的米友仁《潇湘图卷》与顾园手卷，除了画作本身以外，题跋只展出一一小部分，而将来在上博东馆，像这样的长手卷将全部展示。”他同时透露，今后的常设展思路其实还可以再解放，比如常设展也在考虑向外馆借展书画，“以充实我们的书画简史陈列。”

展览亮点解析

结合此次历代书法馆、历代绘画馆空前的换展幅度，其具体亮点体现在以下四方面：一、首次露面作品，如米友仁的《潇湘图》。米友仁是米芾长子，世称“小米”。米氏父子创造的山水画脱尽古人窠臼，运用“米点”加渲染的手法，世称“米家山水”，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可惜米芾并没有作品传世，现在留存下来的就是米友仁的作品。首次露面的《潇湘图》作为清宫旧藏，在画史上非常有名，通过它也可一窥“米家山水”的面貌。二、最新研究发现的作品，比如沈度的《隶书四余箴页》。沈度是明代台阁体代表书家，其作品是在一本名人合册中偶尔发现的，弥补了上博沈氏作品的空白。三，此前展出过，经过重新研究，对其作者、时代等有新发现的作品，如元代顾园的《丹山纪行图卷》。从康熙年间起，这幅画的作者就被张冠李戴，原作者元代画家顾园一直被误认为是明代画家顾琳，此番是经过重新研究并更名后的首次亮相。四，久未露面的名品，如唐代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卷》、北宋赵佶《草书七言诗纨扇》、司马光《宁州帖》等。

书法馆展出文物四十余件，将有十件极少展出、首次作为常设展品的书法珍品名迹出现。如唐代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卷》、颜真卿《楷书麻姑仙坛记册》，北宋赵佶《草书七言诗纨扇》、司马光《宁州帖》、黄庭坚《行书华严疏卷》，元代虞集《楷书刘垓神道碑铭卷》、张雨《行书自诗轴》，明代姚绶《行书洛神赋卷》、陈淳《行书千字文卷》等。

绘画馆展品中，元代高克恭《春山欲雨图轴》、赵原《合溪草堂图轴》，明代吴彬《山阴道上图卷》都已超过10年未曾展出。而南宋米友仁《潇湘图卷》，明代蒋嵩《策杖行吟图卷》、文徵明《句曲山房图卷》，清代龚贤《江村图卷》、谢荪《山水册》、虚谷《山水册》等展品则属于首次登场。

其中，谢荪《山水册》是上海博物馆近年新征集的藏品，弥补了上海博物馆在谢荪作品收藏方面的空白。据凌利中介绍，作为“金陵八家”之一，谢荪的传世作品是金陵八家里面最少的，算上扇面也就六七件，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等有所收藏。在《山水册》入藏上博之前，上海博物馆在“金陵八家”中独缺谢荪作品。

“谢荪的《山水册》总共八开，此番展出了六开，画幅不大，但是画风非常细腻，充满文气，同时结合了南京地区的实地实景，充满生活情致。画家身上体现出的既有传统又有创新，他作为’金陵八家’之一是当之无愧的。”凌利中说。

尤诏与汪恭合作《随园女弟子图卷》也是首次露面，此卷于业内早已闻名遐迩。据凌利中介绍，随园老人是袁枚的号，袁枚以诗名闻于时，学生众多，其生皆称随园弟子。《随园女弟子图卷》描绘的是袁枚十三女弟子雅集的场景。“古代文士雅集很少出现女性身影，这幅画详细描绘了古代女性参与文艺公开活动的场景，姿态各异，有垂钓、作诗、抚琴、执笔题芭蕉者……袁枚在画后上的题跋详述了每位女弟子的姓名身份、出身家世，其中有秀才之妻、巡抚之女、相国之孙女等，出身既有达官显贵，也不乏书香门第。在明末清初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她们已经踏出家门，无疑是古代女性参与文艺雅集的先驱。”凌利中说。

另一件颇具传奇色彩的展品是元代顾园的《丹山纪行图卷》，经上博书画部研究员凌利中的多年研究，终于纠正了其自乾隆以来在年代、作者的张冠李戴。据凌利中介绍，该卷属上博馆藏名品之一，晚清顾文彬及全国书画鉴定组鉴定为出自明代画家顾琳之手，并收入《中国美术全集》（明代卷·上）。第一次见到《丹山纪行图卷》时，凌利中就非常喜欢这张画，那是2002年上海博物馆举办“顾公雄家族捐赠上博过云楼书画展”时。然而这幅画传递给凌利中的气息让他对这幅画的时代和作者定名心存疑惑。之后在存世不多的文献记载中，凌利中又发现了作者顾琳的籍贯出现了上虞、吴郡两个相互矛盾的说法。带着这个互相矛盾的疑点，他决心一探究竟。

“真相在后面的题跋里。”凌利中说，他从画卷后面的11位文人题跋入手，发现这些作跋者大多和画家一起参与了那次丹山纪游活动。“他们都是画家的好友，既是当事人又是见证者，对于画家其人其艺，他们最为熟悉。”

在留下题跋的这11位朋友中，宋僖与赵谦最为重要，他们不仅在文学史上留有声名，且皆有文集传世，即宋僖的《庸庵集》以及赵谦的《赵考古文集》。这两本书中透露了他们与画家交游的大量史实。

通过查阅这两本文集，凌利中发现，画家去世当年，赵谦曾应顾园之子顾观的请求撰写了一篇《云屋先生顾公墓志铭》,墓志铭中所写的内容与《丹山纪行图卷》的题跋内容一一吻合，包括籍贯、画艺、身世、行踪等。由此，凌利中得出结论：此画的作者并非顾琳，而是顾园。

顾园（1321-1382），字仲园，号云屋，吴县昆山人，该作品创作于1371年，画家时年51岁，为目前顾氏传世孤本。自康熙《佩文斋书画谱》（1708）编撰以来三百年，张冠李戴，将顾园误作顾琳（1382－1466，字伯珪，号云屋，浙江上虞人），实为二位画家同姓、同号所致。

确定顾园为此画的真实作者之后，凌利中又解读出了画上的三方印章，并与他的结论互为印证。“画上有三方印章是画家本人的，第一方印’云屋山人’，第二方印’大兴世家’，大兴即是北京房山，他母亲被朝廷受封为大兴县君，所以他用了’大兴世家’，以示自己的贵族出身。第三方印是一方残印，仅留下原印的八分之一，我从顾园墓志里得到信息，他有一斋名——“静得斋”，而这方残印的第一个字像“静”的上部，第二个字是“得”字上部“日”的一半。这方印可解读为’静得’残印，为他的斋名。”凌利中说。顾园的家族曾经是昆山望族，数代皆为元代高官，祖父顾文显是武备总将军，负责上海等处的海道运粮，是万户侯。而他与元代昆山望族顾瑛也存在多重交集，他们之间有何关系，这也是凌利中下一步打算着重要研究的。

明代吴彬的《山阴道上图卷》也是首次展出，曾是不少学者求睹多年而未观之作，用笔古而奇，描绘的是层峦叠嶂，千峰万壑，铺陈千里，一年四季尽在一卷之中。或春意盎然，或夏荫茂密，或秋高气爽，或冬霜薄雾。整幅画气势浩阔，实有"山荫之道，应接不暇"。岗岭逶迤，绵亘不绝；村舍古刹，亭台楼榭，掩映其间；山溪流远，河谷漫漫；溪谷间飞瀑如练，丛树繁密，依聚溪边涧畔；轻云薄雾，弥漫升腾，气势浩阔。在岩石间题以长篇跋语，有似山崖石刻，意也颇奇。绵延无尽的奇峰绝巘，城郭、村落、寺院、楼阁错落其间，使人有可游可居之想。气势宏大，气脉森严，山峦造型奇特具装饰性，皴法丰富，表现了不同山石的质感与形态，可见是从生活中来，并不拘于某家某派，于纯熟的文人画之外别具意趣。

此外，出现在此次常设展的不可错过的佳作还有不少，如宋代团扇画作、元代倪云林、明代文徵明的山水画与董其昌的山水册页以及清代八大山人的手卷、石涛巨幅山水、恽南田花卉册页，无不精彩纷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