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参会记：印度的劳工研究与多元化社会

2017年3月2日至6日，我受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H, Amsterdam）和印度劳动与就业部V.V.吉里国家劳动研究中心（VVGNLI, Noida；以下简称研究中心）之邀，赴印度新德里参加了全球劳工史网络第一次国际会议（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Global Labor History Network）。这次会议由两个学术机构联合主办，汇集十余个国家二十位劳工史领域的优秀学者，我也有幸在母校华东师范大学的资助下，成为了此次会议唯一的中国来客。

印度之旅初印象

会议的举办日期是3月3日-3月4日。按照日程安排，我的主题演讲是在第一天，为减少旅途劳顿，便预订了1日晚间到达的航班，这样还可以休息一天。从坐上飞机的那一刻起，就开始置身于南亚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班机上只有大约一成乘客是中国人，其余都是印度朋友。

接近当地时间午夜时分（北京时间凌晨两点半），飞机降落在德里甘地国际机场。我在接机人群中找了两遍却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看到我略显紧张无奈的表情，一名好心的接机人员告诉我，还有一些人是在候机楼外面等着的，于是我赶紧跑出离得最近的出口，果然看到另一群举着牌子的人。谁知这个匆忙的决定又带来了一些麻烦——在成功找到了研究中心安排的司机后，想要兑换一些印度卢比支付车费，发现只有候机楼里面有货币兑换点，而不知为何，到达厅却不允许进入（据网友说，几乎印度所有的机场都是不允许随意出入的，很多时候只能等在候机楼外面接机）。最后在缴纳了类似于接机司机入场费的100卢比（还是好心司机帮我垫付的）并安检后，我才得以进入候机楼兑换印度卢比。这样的小心防备也许和印度的安全形势有着一定的关系，可同样需要严格安检的北京机场却从来没有过“入场费”一说。

甘地国际机场

折腾了一番，我终于坐上了开往研究中心的铃木轿车。司机是个个子不高的微胖中年男人，英语不是很好，我们在路上没有太多交流。也许是由于困意袭来，他拧开了广播，里面传出刺耳的当地歌曲，宝莱坞式的节奏感顿时充满了车厢。车窗外，以塔塔和铃木品牌为主的小微型轿车在没有变道线的马路上自由穿梭着，并不平坦的路面让人感觉它们仿佛也在随着音乐摆动。驶出机场不久，我们已经到达德里市区边缘。我不禁惊异于已经是凌晨的德里仍然车水马龙，在国内也就是三排车道的路面上并排行驶着五排以上的车辆，不过这倒是加快了通行速度（后来印度的朋友告诉我，2014年-2015年间德里的马路上也曾出现过虚实变道线，但明显不符合印度国情，大大降低了通行效率，造成更严重的交通拥堵，很快便被取消了）。

午夜时分依然车水马龙的德里街头

在经过四十分钟左右的“动感铃木”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研究中心。司机一路将车开到了中心的Hostel（类似于我们的招待所）门口，此时已经是德里时间午夜两点半了。在一名服务人员的引领下，我来到了自己的房间，房内设施虽然略显陈旧，但窗式空调、有线电视、热水器、抽水马桶等一应俱全。

第二天早餐时，见到了另外几位已经到达的与会学者：来自匈牙利的Tibor教授，来自美国的Leon Fink教授以及来自葡萄牙的Cardeira教授（女），他们也都是昨天午夜到达的。餐桌上大家交流着对印度的第一印象，通过Cardeira教授形象地描述，看来昨天接我的那位司机又加了一班，并且显露出更多的疲态——不停地搓脸揉眼睛使得Cardeira教授心有余悸。看来我们这帮专门做劳工史的人，还是在无意中伤害了劳动者的健康啊。

研究中心所在地Nodia新区规划图。Nodia是新德里规划的新区，以后将成为新德里的CBD。

午餐之前，我终于见到了会议的主要组织者、来自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中心的Marcel van der Linden教授，负责具体接待工作、同样来自IISH的Jacqueline教授，以及任教于纽约大学的印裔教授Aruna（女）。其中Aruna教授目前已经定居美国，这次回印度开会还特意接来了自己很久未见的老母亲，这位和蔼可亲的印度老奶奶一直夸我长得很像印度人……

紧张的会议和其乐融融的宴会

3日上午10点，会议正式开始。开幕式由Marcel van der Linden教授主持，研究中心的负责人S.K.Sasikumar博士和印度劳工史研究协会代表、德里大学历史系Madhavan Palat教授做了简短的欢迎致辞。接下来两位来自印度劳工史研究协会的学者Dr.Rana P.Behal和Dr.Prabhu Mohapatra分别介绍了印度劳工史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对未来劳工史国际合作的期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会议现场

早在1920年代，印度就开始出现大规模劳工运动，并在印度的独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劳工组织和劳工运动依旧在印度的政治经济进程中有着重大影响。在2016年9月2日，为了抗议政府最新出台的劳工和投资政策，在全国最大的10个工会组织下，印度爆发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罢工，据估计有1.5亿-1.8亿劳动者参加。在这种背景下，劳工史研究在印度一直是一门显学，有着自己的学术组织（Association of Indian Labour Historians,印度劳工史研究协会）和多个专门的研究机构（除了V.V.吉里研究中心外，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都设有专门的劳动研究中心，尼赫鲁大学还是著名的Global Labour University——国际劳工大学的硕士学位授予点）。

在印度早期的劳工运动中，V.V.吉里（V.V.Giri）是一位处于核心地位的杰出领导人。作为一名出身于婆罗门（印度教中最高等级）政治世家的法律系高材生，他却在甘地的亲自感召下很早便投入了印度的劳工运动和独立事业中。印度独立后，V.V.吉里依然长期活跃于政坛，并且在1974年以其崇高的威望成为总统（在印度政治体制中，总统一职虽然并没有什么实权，但却意味着对一个人政治地位的认可）。在他主导下的劳工运动虽然自始至终都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但并不意味着对劳工权益和处境改善的忽视。特别是在其晚年，吉里将主要精力投入在了劳动政策和劳资关系的研究思索中，并于1974年成立了专门的劳工问题研究中心，这就是1995年重新以其名字命名的V.V.吉里国家劳工研究中心。

印度劳工运动重要领导人，第四任总统V.V.Giri

作为印度劳工与就业部下辖的自治性学术机构，研究中心长期致力于劳工运动和劳动关系领域的研究、培训和出版工作，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声望的劳动问题研究和培训机构，先后组织了数十个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每年都会举办大量的学术会议和培训课程。随着国际劳动关系学界的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范围早已超出单纯的劳工问题，涵盖性别政治、产业关系、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和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多个学科，在不断推动国际学术研究交流的同时，也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研究中心礼堂，为期两天的会议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两位学者除了介绍印度劳工史研究的基本状况和研究中心的资料情况外，也对当下印度的劳动关系状况表示了担忧。目前印度每年新增2500万以上的青年劳动力，同时还有数千万长期或暂时涌入城市就业的农村人口。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层面来看，这样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一方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与本来就被现代化进程抛弃的城市贫民阶层团结起来，形成新的社会力量，加剧印度社会的不稳定状况和产业转型的难度。而且在印度，不同派别的政治团体基本都有自己支持的劳工组织，难保不会有政治野心家利用这些社会边缘人群谋取政治资本，造成劳工阶层和整个印度社会的进一步分裂。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局势，的确是印度学者不得不担心的问题。

研究中心的部分出版物和馆藏资料

在接下来的会议中，各国学者分别简要介绍了本国劳工史研究的现状，包括主要学术组织、研究机构、代表学者和著作等，并分别总结了各自国家劳动问题的特点。我也简要梳理了我国劳工史研究从工人运动史到劳动关系史的学术转型之路，提出中国目前在劳动关系方面仍经历着艰难的现代转型，传统的“身份型”（Status）的劳动关系依然没有退场，现代“契约型”（Contacts）劳动关系虽然不断壮大并得到了立法保障，但仍然缺乏足够的制度保障，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着一定困境。劳工和劳动关系问题不仅是社会平等稳定的重要保障，更是经济良性、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需要我们不断从历史中吸取相关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的两天日程相当之满，除了白天的主题报告外，第一天晚上还加了一场关于印度劳工政策的主题演讲，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第二天则是在所有学者报告结束后，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自由讨论。全球化、移民问题对于劳动关系的影响成为讨论重点，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Leon Fink教授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他提出特朗普在白人劳动者阶层（White Working Class）的支持下当选美国总统，印度德里大学教授被人民党支持下的民族主义组织ABVP成员以“反国家”的名义打伤，背后都是全球化对劳动关系的巨大冲击，由此而生的矛盾很容易成为政客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工具。

会议期间，主办方安排了丰富热闹的晚宴。第一天晚上是在中心Hostel举办的类似鸡尾酒会的Party，大家三五成群地站着聊天，氛围非常融洽。第二天则是安排在了中心外面的一家印度特色餐厅，我也第一次吃到了著名的印度甜点Gulab Jamun——一种面粉、糖、奶油、玫瑰水混合而成的油炸面球。在第一天的宴会上，我与Madhavan Palat教授相谈甚欢，他一直对我照顾有加，说我是中心成立多年第一个到访的中国学人，以后应该多多联络，我也向他请教了许多印度劳工史方面的问题。另一位社会活动家对于印度的政治、社会问题分析得井井有条，虽交流不多却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晚上，我与来自日本国学院大学的木下顺教授聊了很久，从莫言和村上春树的小说聊到两国公司的内部文化。可能由于我俩是仅有的两个东亚人，文化背景相似，聊得很开心，并约定会议结束一起游览德里市区。

但两次晚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与一位印度青年学生的交谈：他主动询问了我在印度这几天的感受，并向我提出了一个很终极的问题——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印度的还是中国的？提问时，这个个子不高的年轻人眼神里透露出深邃的焦虑，显然，他对于印度的现状是不满的，也让我陷入了对中印两国差异更深的思索。

印度街头和大学校园

会议结束后的3月5日，我如约与木下顺教授共同游览了一天德里街景，更直观地感受了印度普通民众的生活。三岛由纪夫在南亚之旅后写道：“这里的一切都是毕露的。一切都呈示出来，而且一切都强令人‘直面’它。”随处游荡的神牛，看得出建筑格局的老楼，以及永远要向外国人多收一些钱的小贩甚至政府机构，让木下教授也想到了一个形容印度的合适词汇——“Natural”（自然的）。的确，印度的一切似乎都是未经雕琢的、暴露在外的，赤裸裸的善意，赤裸裸的贫穷，赤裸裸的欺骗，这种缺少秩序的自然状况，与我们熟悉的所谓“文明世界”相比不免显得粗鲁，以至于平时温文尔雅的木下教授，在过马路时也不得不对试图加速通过的Auto车（当地的三轮出租车）司机愤怒地喊出“Stop”。

街头随意闲逛的“神牛”

在德里市区的游览结束后，木下教授前往机场搭乘当晚的班机回国，我独自返回了研究中心。下地铁后，我打算搭乘一辆Auto解决最后的几公里路程，一群拉客的司机好像看透我心思一样挤到面前。此时，一位瘦小的少年从这群大汉中挤出，并表现出对中心位置非常熟悉的样子，对我开出的50卢比价格也不置可否。但上车后，我才发现自己选择了一段非常危险的旅程——他开车的速度超过了路上大多数四个轮子的轿车，而且在转了一会儿后，竟然回头再次跟我确认地点，让已经胆战心惊的我更加崩溃。最后还是在我的指引下，我们才勉强开到研究中心门前的那条路。此时天色已黑，面对仍然在建的没有路灯的土路，这位少年毫不犹豫地就要往布满深坑的黑暗中开去，惊得我汗毛倒竖，大呼着“Stop”跳下了车。虽然将我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但对于他开出的80卢比的价格，我还是没有犹豫地给了他，并嘱咐了好几遍Safe First（安全第一）。

印度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且速度也不慢。研究中心门前这条路就在一夜之间竖起来一条二三百米长的防护栏。

最后一天，我有幸受会议上认识的Dinesh博士之邀，来到了他任教的尼赫鲁大学参观。据他介绍，这所人文社科方面在印度首屈一指的学校大概有一百多个政治社团，学生十分活跃。这些社团绝大多数都是左翼团体，只有几个可以算上中间偏左的。极具战斗性的宣传画和标语涂满了大小教学楼，甚至是锅炉房、邮局、变电室。Denish博士是研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劳工运动的，对于左翼文化自然也是十分感兴趣，还特意带我去看了一首据称是某位中国革命先烈写的诗，可惜我并没能认出作者的名字，倒是对好几处标语中都提到了“百花齐放”（All Flowers Bloom）印象深刻。

尼赫鲁大学墙上的涂鸦

2012年，尼大学生在德里黑公交轮奸事件的第二天便走上街头，呼吁改善治安和保护女性安全，成为那场震动全球的社会运动的先导。2016年1月中旬，海得拉巴大学博士生维穆拉(Rohith Vemula)自杀，引起了印度全国震动。维穆拉属于印度的最低种姓Dalit，即“贱民”阶层（也有报道对其Dalit身份表示怀疑，但他确实出身低种姓家庭无疑），并参加了校园的低种姓学生组织，积极“维权”，被人民党属下的学生组织ABVP(Akhil Bharatiya Vidyrathi Parishad)上告到邦政府和中央政府。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维穆拉等数名“寻衅滋事”的低种姓学生被停止学籍，通过艰苦奋斗好不容易成为博士生的维穆拉对个人前途绝望，愤而自杀。在其后爆发的激烈学生运动中，包括尼大学生联合会主席（同时也是一个左翼社团的领导人）在内的多名学生被政府逮捕，进一步激化了左翼学生组织与ABVP的矛盾。

尼大校园中可以见到多处维穆拉的画像，他已经成为印度左翼学生组织对抗ABVP的重要符号。

在印度的最后一个晚上，我还参加了一次颇有时代感的“宿舍清谈”。在Denish博士一位朋友的寝室里，我们与几位同样来自尼大历史学院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席地而坐，畅所欲言，大家还拿出各自从家乡带来的小吃一起分享。一位研究佛教的青年老师本身是名印度教徒，大家开玩笑说他最大的学术成果是证明了佛教是印度教的一个分支。这些印度的年轻学者们用着二手的戴尔电脑，几件廉价的牛仔裤、夹克衫可以穿几年，思想上却是天马行空、纵横古今，像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下的中国学人。

聊天似乎是印度大学生活的重要内容，校园里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的学生聚在一起讨论着各种话题。

其实印度大学教师的收入并不低，特别是尼大这样的名校，刚入职的讲师每月大概有一千美元左右的收入，助理教授和教授更是高达三千到七千美元，还有免费的住宅（讲师和副教授住公寓房，教授则是二层别墅）。再加上印度的物价低廉，一个人每月大概只需三百美元就可以过上很不错的日子。但免费住房只提供给在职人员，近年来随着德里、孟买等大都市房价的暴涨，退休后的住房问题让许多教授头疼。

多元中走向何方？

与Denish博士和他的朋友们道别后，我打车前往机场，踏上了回国的旅程。但印度之行带给我的思考，却远远没有结束。与学生组织一样，印度的劳工团体也存在着严重的分裂对立。近几年来随着印度人民党的执政和大举扩充实力，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其支持的劳工组织印度工人同盟（Bharatiya Mazdoor Sangh）与其他工会矛盾不断，上文提及的“史上最大罢工”，BMS就没有参加。人民党和莫迪政府大力推崇印度教国家主义的初衷，是希望以此来更好团结这个国家，现在看来效果反而背道而驰。

本文作者在印度国家博物馆的留影

多元社会的政治活力令人侧目，但争论的效率和结果也同样重要，无休无止的争吵只会加剧人们对社会的失望。这种情况的发生，恐怕和印度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有着莫大的关系。与我们更加推崇爱国、守法、遵纪等“大道理”相比，千百年来世代传承的种姓制度和浓厚的宗教文化，让印度人更加倾向于坚持自己的一套“小道理”。闹市区里密如蛛网的偷电线路，随意搭建的铁皮房子，背后都有着一套自圆其说的价值立场——也许你还记得几年前轰动全球的纪录片《印度的女儿》中，那些为自己辩护的生活在棚户区的强奸案嫌疑人和他们的亲人。

无论是就具体的劳工问题而言，还是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印度都面临着如何在“多元”格局下谋求“共识”的问题；反观中国，则不免有些“共识”过多而“多元”不足。也许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两个国家都有一些基本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更需要两国加强沟通，将对方作为自己的一面镜子，认真学习。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