髀设·秀｜老去，看到未来的“我们自己”

“髀设”是市政厅关注好设计和年轻人好想法的版块。髀设，即毕设（毕业设计）。学生的毕设往往是年轻人充分调研后提出的新鲜想法，是体现“初心”的作品。“毕设”虽然意味着完结，但“髀设”是连接改变的开始。“髀”来自“髀石”，原本是羊腿的一块连接骨，也是一个有趣的儿童游戏。我们希望，通过“髀设”的传播，年轻人的好想法会与现实结合，展现出有趣的张力。

市政厅收集到许多年轻人的作品，各有其打动人之处。最终，我们挑选出17个涉及不同城市空间和问题的作品，包括：老龄化、幼儿园、古村落、老菜场、老城区、工人新村、办公空间、共享社区、医院等等。我们也请不同的学者、专家和市民评委对这些作品做出评价。“髀设·秀”系列不是单纯地展示毕设作品，而是展现年轻人思考、探索和理解城市问题的历程，从中看出年轻人独到的价值。

衰老是最为普遍的身体经历，不论性别、族群、文化、信仰以及社会角色，大多数人都无法避免这一过程。在人们惯常的观念里，对于“美人迟暮”这样的意象，总抱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惋惜。这种被文人大力书写的“淡淡的忧伤”，背后其实是一个残酷的隐喻，即老年是一切“有价值事物”的对立面：青春、美貌、力量⋯⋯

在杨天乙2000年的纪录片《老头》中，导演大胆说破了衰老背后的隐喻：社区边缘的墙根，一群老头为了排遣无聊而扎堆，日复一日。这幅图景说不上凄苦，却同样让人恐惧。

在现实中，我也是自己外公外婆衰老过程的见证人。他们曾是知识分子，然而老去后，不仅行动迟缓，头脑也变得混乱不清。巨大的落差让我万分恐慌。因此，2010年春天，我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就读的报道摄影硕士课程要求我们开始思考毕业作品选题时，我立刻决定，要用摄影探索“衰老”这一话题。

再现老去的宁静

显而易见，在这一主题下，当时上海家中87岁的外婆和90岁的外公是非常合适的人选。我可以轻松设想出最终的影像：一组亲密的日常记录。事实上，我的导师最初也这样建议，但是，我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希望借此项目，去了解不同的老去状态。被英国哲学家伯纳德·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文章《如何变老》（How to grow old）所触动，我决定在伦敦拍摄这个毕业作品。我相信，尽管并不是所有英国人都富有哲学性，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想法依然与中国人大相径庭。我期待，这一事实将会帮助我对抗恐惧。

罗素在文章的最后一段中写到：

“一个个体的应像河流一样存在——开始是一条细流，被河岸紧紧地束缚着，充满激情地冲过岩石和跃下瀑布。渐渐地，河面变宽，河岸退去，水流渐归平缓。最终河流悄无声息地汇入海洋，毫无痛苦的消失了。”

我被罗素作品散发出的宁静所吸引。我想再现这份宁静。所以，最终上交的摄影书《老去》（There We Are）是关于老年生活的含蓄的节选，通过将环境肖像、静物、采访引言和老人手写内容相结合，《老去》确实呈现了一种平静而大体积极的态度。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经把照片描述为一句引语，而“一本摄影集变得像一本语录书”。因此，我十分清楚，这种平和与积极，只是从现实中引述的一个切片，并不能代表英国老人生存状况的全部现实，我甚至不能说，伦敦或这个街区的老年人就是这样。

诚然，我这本书中的大多数采访对象，依然会外出做各类事情，如参加志愿者活动，或追求继续教育。但我能感到，每个人的情感是不同的，有些人十分乐观积极，而有些人会同时展现出缺失感和满足感。

“英国年龄”网站（Age UK）的一项统计调查结果表明，进入老年生活，意味着更多享福和庆祝的时光，但我不能像他们一样如此简单地总结这一问题。我充分意识到，我在这个项目中有无法顾及的方面。事实上，在采访中，拍摄对象也提到，“那些不出门不做事的人，和那些让自己慢慢退化的人”。但我并没有遇见“那些足不出户的人”，所以我最后的作品只算是对城市老年生活的一种现实摘录。

见识到积极活动的英国老人

从调研阶段一开始，我就意识到，在伦敦拍摄最大的困难，便是去哪里找拍摄对象。伦敦市中心的街道和公园，当然不乏打扮讲究甚至颇为时髦的老人，我曾考虑过在街头寻找拍摄对象，然而尝试几次发现，这样的邂逅比较不可控。我更希望在老人自己的环境中安静地拍摄与采访。

另一方面，我也与一些相关NGO联系。比如，有一个定期为老年人组织下午茶派对（Tea Party）的非营利机构对我的项目很有兴趣。然而试拍之后，我发现在老年人聚集的场合，尽管他们精心打扮的衣着展现出某种积极的面貌，依然缺失了我所寻求的平静。

2010年6月，我得知英国有一个年度老年议会（Pensioners' Parliament）要在英格兰北部城市布莱克浦（Blackpool）召开大会，便特意赶去旁听。全英各地的老年人自发组织聚集在这里，入场前老人们还进行了盛大游行，尽管那天还下着雨。这样的场面也让我见识了英国老年人对社会事务的积极参与。大会上的议题包括老年人公交补贴、推迟退休年龄的利弊、养老院虐待老人情况等，基本上都是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话题。

虽然我最终并未将这个有着强烈政治诉求的事件纳入完成的作品之中，但这次大会让我意识到，老年人（至少在英国）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让我相信，能够找到愿意述说的拍摄对象。另一方面，我也意识到，这样的拍摄或许也对他们有益——他们渴望与人接触和沟通，即便不是为了我的拍摄项目，他们也会这么做。所以，制作作品的过程将是我们互惠的一个过程。

最终，通过之前接受过我拍摄的一个社区教会，我找到了位于伦敦市中心费兹洛维亚（Fitzrovia）街区的一处老年公寓（Sheltered Home），它位于牛津街（Oxford Street）北边，距离摄政公园（Regent’s Park）也十分近，可谓黄金地段。

那些愿意交谈的老人找到了我

这类公寓提供厨卫独立的小型套房供老人独立居住。通常一位公寓经理会每天给老人打电话问候，并配有紧急救助设施。公寓楼底层还有公共空间，以便社区举办各类活动或派对。这一针对退休人士的住房服务通常由地方社区议会（local council）提供，房租相对低廉，但申请人需要登记排队，等待时间长短不一。

琳达·芙蕾切（Linda Fletcher）是这个名为费兹洛维亚庭（Fitzrovia Court）的老年公寓的经理。她是一位热心的女士，当我解释了我的毕业作品思路，并给她看了出国前拍摄的外婆照片，她便非常支持我的拍摄。根据她的建议，我写了一封给公寓居民的公开信，详细介绍了我的学校和拍摄项目，芙蕾切还邀请我参加她为公寓居民组织的派对，以便让我能够面对面与老人接触。

那是一个下午，我到达的时候，已经聚集了一些老年住户，正在互相交谈。一位老嬉皮主动跟我讲话，他灰白色的卷发披在肩上，戴着一顶牛仔帽，熟练地操作着电脑，给我看他的结婚照——他刚刚与一位小他40岁的泰国女士结婚，而他本人已经83岁。某种程度上，我成为被动者，是那些愿意交谈的老人找到了我。

整个过程中，很多事情让我震动。我感触于他们的忙碌，他们总是说，“我要看看我的日程安排，然后我们来定个采访的日子”；最能触动我的，莫过于他们对交谈的渴望。一位87岁的女士每次见到我，都会说同一个故事，但紧接着，我们却可以天南海北谈上两个小时。她会道歉说，“对不起，我占用了你的时间”。这让我意识到，作为一个倾听者，至少我也为他们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年人是脆弱的成年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经济状况或社会地位，而是从身体上或精神上的角度去考虑的（我书中的受访对象，没有患有阿兹海默症的，但有几位的确展现出了较迟钝的反应）。为了确保我没有利用他们不稳定的精神状态，我在拍照和录音前，都会跟他们确认他们是否愿意参与这个项目。我很幸运，项目中所有的采访对象都欣然接受了我对这些资料的收集和使用。同时，我也认为我有责任去避免展示会伤害他们的内容。

“对我来说老年是挺享受的，尽管中风了……有一天晚上我想上厕所，于是就按了这个应急按钮，一个年轻男子来帮忙，他给我一张纸巾，但是我说，’对不起，我自己办不到。’他惊恐万分，说，’我得帮您擦屁股吗？’我说，’没错，我现在就是个超大号的婴儿，什么都不能自理。’但即便如此，我依然觉得老年挺享受的。”

比如，一个中风的老妇人需要别人为她更衣。我给她拍照时，她的腿是裸露的。最后我拍了一张她的腿被手推车挡住的照片。

用对焦很慢的相机进行拍摄

在拍摄中，我刻意避免了过于戏剧化的场面，而是通过镜头静静地与老人们对视。英国摄影师凡尼莎·温希普（Vanessa Winship）用她的《甜蜜时光》（Sweet Nothings）系列展示土耳其山区女学生的环境肖像。这些照片并不讲述孩子们的故事，而是邀请观者通过她们的样子去发掘或想象她们的故事。在前言中，她写道：“我想给这些女孩儿们一个小小的空间，让她们在镜头前被重视片刻。”像温希普选择用胶片一样，我也用一台古老的禄莱双镜头相机拍摄，它是我从一个相机集市上买来的，因为我想用一台老相机去拍老年人。

相机的对焦过程很慢，但这也让我有更多时间去与我的拍摄对象交谈。这是一台属于他们时代的美丽机械，这也让他们更乐于合作。拍摄人像（或环境肖像）需要被拍摄的一方的认可和合作。 戴安·阿勃斯（Diane Arbus）是我最喜欢的摄影师之一，她的拍摄对象大多直接采取正面姿势，因而风格鲜明。这种“正面姿势”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她的被拍摄者往往是我们不会预期他们会如此乐意如此坦诚地向相机投降的人”，同时“正面还暗示被拍摄者以最生动的方式合作”。尽管拍摄对象完全不同，我的作品至少有一处与她的作品是相似的：人们不会预期那些有着皱纹、斑点，皮肤松弛，腰间也堆着赘肉的老年人会乐于成为被拍摄的对象。

因此，这些老人们通过参加拍摄展现了他们对关注的渴望。

“我不希望依赖别人，应该一切都靠自己……我还要大显身手呢，离完蛋还早……”

“随着年龄增长，你会忘记自己喜欢什么……”

“我觉得重要的是得保持头脑活跃，不然就会退化。今天早上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一个名字，但我逼着自己不停得想，直到想起来为止……身体衰退而头脑依然活跃，或者头脑衰退但身体保持健康，我不知道这两种情况哪个更理想。如果头脑还清醒，但身体却动不了，有意义吗？如果你依然可以出门，但脑子却不清楚了，那又有什么意义？或许最好的是这两者匀速地一同慢下来……”

“身体可能会衰退，但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就更容易退化。如果我天天做在这里看电视，每一餐都叫外卖，生活会十分容易，但人会慢慢烂掉，变得无用，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如果哪天我的脑子不灵光了或者怎么样，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们把时间都花在维持我的生命上，我不希望那样……”

“我十分感谢上帝让我在这个年纪还能继续服务于他……我不会显示出’老’，而希望呈现’成熟’，这样的形象有助于与人交谈……年龄大了之后你可以去与人搭讪而不会引起怀疑，你知道，当你年轻的时候，随意搭讪陌生人是很可疑的，但现在我可以与任何陌生人交谈，于是能遇到各种有趣的人……”

老年群体十分多样，唯一共同的只有年龄

除了拍摄肖像，我也从一系列固定的问题开始，与每位拍摄对象进行对话。这些问题包括，“你怎样定义老年？”、“你是否认为自己老了？”、“你是否害怕过衰老？”，等等，他们的许多回答也确实让我惊讶，因为他们不仅依然具备很强的抽象思维能力（比如，定义老年），也各自有着应对恐惧的哲学。

“最近几个月我感到有点老了，但当我变得伤感，我就尽量去想别的事情，开心的事。我让思绪不要集中在自己身上，如果你总是想着自己，就会变得很蠢……老年是种智慧，你当然不会知道一切，但总比以前懂得多一些。而且你依然在不断学习。永不停息。最重要的就是要去适应新事物，虽然这很难。你要看到生活的大图景……我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因为他们给我带来新观点，虽然我并不一定完全同意，但有许多东西如果他们不指出，我就会错过。”

86岁的玛格丽特说，“恐惧不能改变每个人都将变老的事实，那还不如把精力投注在更有价值的事上”。他们的谈话成为我书中引述的主要内容，而这也恰恰成为理解我整个项目的关键。有时这些引述的内容相互矛盾，因此也证明了书中包含不止一个观点。当然，读者可以自己决定他们在书中会看到什么。

“我的野心有点大，但不是因为我想要成功或者什么，我只是希望人们意识到我是认真的……现在的教育只是为了让年轻人找到工作，但对生命而言，这远远不够，因此他们看不到更宏观的生命轨迹。现在人们指望年轻人工作、缴养老金，以便负担社会上的老年人，但情形不应该这样，经验丰富的年长者不应该仅仅为了给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而退休……老年群体在媒体中的形象总是有依赖性、是社会的负担，等等，很负面。我觉得这不对，其实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积极向前的。当然，老年群体十分多样，唯一共同的只有年龄。”

当然，正如我在伦敦所拍摄的一位老人（76岁的特蕾莎）所说，“老年人”作为一个群体概念，唯一的共同属性只有年龄。毕竟，由于老年化这一主题十分宽泛，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投入一生的课题。因此，毕业作品《老去》可以从两个方向解读：它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作品，亦是一个长期项目的开端，就好像书本的第一个章节。

上海的《日托》

回国之后，我翻开这本书的第二个章节，在上海。

2011年春天，我通过朋友了解到上海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这是一个致力于艺术舒缓治疗和临终关怀的NGO，承办了浦东新区的一所老年日间照料中心，也就是日托。我与该机构合作完成了摄影书《日托》（Daytime Escape）。

我第一次了解到这样的社区服务，有点类似托儿所，让能自理的老年人白天有所去处，不至于独自在家空守电视机，还有社区员工进行照料、提供午餐。而“手牵手”的工作人员还会对他们进行艺术舒缓治疗，通过音乐、绘画等不同形式，训练老年人的反应能力，以期延缓衰老。

日托中的老人群体非常符合我的希望，即最普遍、最不被关注的老年群体。因此，2011年4月，日托开张之后，我获得许可每周去拍摄。令我惊奇的是，在这个集体场合中，老人们对“被拍摄”并没有太多顾虑，我从一开始就被接纳了——他们非常愿意与年轻人接触，然而我发现，很难与这里的老人进行类似伦敦项目的那种深入交流，在日托，他们更关注家长里短，而不是定义老年这样抽象的概念。

然而，即便他们不会像伦敦的拍摄对象那样与我谈论政治或宗教，我还是被很多细节触动。他们挂得整整齐齐的小毛巾，色彩粉嫩得真如孩子一般；他们同青少年一样谈论自己晚上看的电视与八卦——他们在这个集体情景中表现出欢乐和活力。我并无法断定或许他们这些积极是一种集体催眠。但若是可以让他们在漫长的白日时光中忘却老年带来的烦恼和困扰而投入到这样的乐观情绪中，也算是一件好事。

我的镜头又记录下了另一群老人：

这两个项目的终极形态都以书的形式呈现，因为我认为相比看展览或者在网络上看多媒体作品，读书是一件更为私人的体验。书是一种亲密物件，阅读也需要安静的空间。而我的项目本身就需要宁静，图书这种形式自然是能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媒介。

摄影书不仅是把照片和文字印在一起。在设计过程中，我在当代纪实摄影这一范畴内进行了大量实验。在《老去》中，除了照片和引述之外，我还放入了一些老人的手稿。

而在上海的《日托》项目中，我则加入了艺术治疗中老人亲手上色的图片，这些元素更直接地暗示老人作为“合作者”的地位。

基于同样的理由，伦敦项目的英文名称我用了“There We Are”，这来自一位老先生的口头禅，很难用中文直接翻译，或许可以这样解释：老了，就这样了。之后我发现我访问过的许多人都喜欢用这个词。它包含了几个层次的感情：一段对年龄这一事实的坦白，一次对脆弱的切身体会和一次大声的宣告。

另外，在书中，使用“we”还有另一层含义：我们并不是在看“他们”，而是未来的“我们自己”，既然变老是我们注定的命运，我们最好提前对它有所了解。对我自己而言，这个毕业作品的过程让我从对变老的恐惧中解脱，因为我已经能够认同他们。并且我诚挚希望《老去》和《日托》这两个作品能让我们思考，并通过思考能再多一点地了解我们自己。

陈映芳(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评论：

周仰的作品出手不凡，首先因为她关注的是 “人的老年化”，而不仅是“老年人”——通过镜头她不是要观察某一类“他者”，而是要探寻人本身的存在方式。对生命老去的恐惧存在于所有人的内心，今天的社会又到处充斥着负面的老人观。周仰用文字表达了她对“老年化”的不俗的文化思考，同时也传达了老人们成熟的生命观。她的图像则让我们看到了“老年化”的多样性，那些有着宁静气质的作品还帮助我们与老人们平和地对视——这样的对视，对于人的自我认知，以及人性的安放，是多么重要。难得的是，这组作品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作者面对内心恐惧的勇敢，和对拍摄对象的敬意、爱意，它还有一个国际的视角，这给了我们更多的想象空间，对老年人可能有的生活态度和社会参与行动等等的想象。对生命存在方式的想象，或许正是人克服生命恐惧的有效方式，也是艺术对人类可以给出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