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全球国际主义的变迁、千禧一代反性别平等

全球国际主义的变迁

本期周报关于二十世纪两股理想主义潮流的衰退。

本周，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全球历史实验室主任杰里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和学者安娜-劳拉·德拉特（Anne-Laure Delatte）共同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文章，哀悼国际主义的穷途末路。

“美国优先！”，唐纳德·特朗普叫嚣着；“英国优先！”，脱欧运动的倡导者们如是说；“法国优先！”，玛琳·勒庞和她的全国阵线表示；“俄罗斯优先！”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克里姆林宫宣称。在极为强调国家主权的今天，似乎全球化进程注定走向穷途末路了。

两位作者认为，如今的斗争不是全球主义与反全球主义之间的斗争。相反，世界正处于两种一体化模式之间：一边是多边和国际主义；另一边是双边和帝国主义。综观整个现代时期，全世界都是在两者之间左右摇摆。

1945年以后国际主义者占据了上风。他们倡导合作和多边机构以推动和平，安全，金融稳定和环境可持续性等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他们这种模式通过要求各国遵守共同的规范，公约和条约来对国家主权作出限制。

2016年，天平又倒向了将实现国家主权本身作为最终目标的双边主义者一侧。外部限制越少越好：和平与安全取决于大国之前的势力对比。这个模式在偏袒强者的同时惩罚弱者，并以牺牲合作者为代价来奖励竞争者。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体化进程是国际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混合体。那时自由贸易是一种信仰，大规模移民广受欢迎，各国都采纳了新的全球规范——比如于1864年缔结以保障战场伤病员待遇的《日内瓦第一公约》。全球化也可能是欺凌：英国与中国于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让中央帝国向西方俯首称臣。双边帝国主义的最丑恶面孔则反映在欧洲人将非洲分割为多块独占的领土。

在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时期，双边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在1914~1945年间，对伟大国家的追求催生了毁灭性的经济对抗和大规模暴力。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推翻了本已岌岌可危的国际秩序。各国纷纷实施保护主义政策，到1933年，全球贸易额跌至1929年水平的三分之一。

出于种族主义和对人满为患的忧虑，全球主义变得掠夺成性：强国对邻国和合作伙伴施加不平等的贸易协定，或者直接出手干涉。日本于1931年着眼于满洲并创造了一个傀儡国家，随后又在1937年入侵中国。苏联也以同样的理念来插手邻国。纳粹强迫弱小邻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甚至出手抢占，然后力图将斯拉夫人赶走来为条顿人定居者铺路。

双边主义的残酷现实促使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于1941年共同起草了《大西洋宪章》。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蓝图，宪章宣称自由是和平的基石而双边主义必须得到遏制。不再有侵占剥夺，不再有不平等关税，保障海洋自由航行权。

盟国在二战中的胜利和《大西洋宪章》所带来的是一项全球新政：通过同意遵守国际规则并借助国际机构行事，各国可以共享战后的繁荣。欧洲一体化就是多边全球主义实验的核心；随着法国与德国和解，欧洲这个自古以来冲突不断的地带成为了模范合作者的土地。

对国家主权的限制令全球贸易，投资和移民得以促进战后繁荣。数十亿人脱离了贫困，相对和平也得以维持。

但这一全球新政似乎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对于太多的人来说，世界变得混乱，危险，残忍且充满威胁——与《大西洋宪章》所设想的刚好相反。1980年以后，伴随全球一体化的是国内不平等的加剧。在大城市里高学历的世界主义者们机会门路越走越宽的同时，随着国家社会契约的垮台，公民之间的联系也被削弱了。

随着全球国家之间差距的弥合所导致的各国国内撕裂加深，双边主义者纷纷卷土重来。像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样的领导人渴望回归到一个肌肉主权的世界，不再受多边善意条款的束缚。如今这些人在各大国都拥有越来越多的追随者。

特朗普宣誓就职两天后就宣布美国将有“另一次机会”去掌控伊拉克石油。随后他将美国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议中撤出，并表示要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艰难达成的《巴黎气候协议》如今也是前途未卜。随着在1840年代将自由贸易赋予世界的英国现在决定独自行事，这对《大西洋宪章》的老盟友正在将国家主权置于全球公共物品之上。

现在全球聚光灯转向法国及其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因为这将影响到已经有点运转不畅的法国-德国引擎，也正是这个引擎驱动着欧洲一体化并将其置于战后多边体系的核心。倘若五月初玛琳·勒庞得胜，欧盟就将终结，只留下德国总理默克尔苦苦支撑一个行将崩溃的世界秩序。德国这个受到1945年后国际主义最深层次重塑的国家将是该主义最后的堡垒，被法国，英国和俄罗斯的双边主义者所包围，而其主要庇护者美国已是本土主义者的囊中物。

作者认为，当各国背弃其全球的承诺时，那些溺亡在海上的难民，将成为一个过去时代的墓志铭。

千禧一代反性别平等

本周，《我们从未走过的路：美国家庭和怀旧陷阱》(“The Way We Never Were: American Families and the Nostalgia Trap.”)作者斯蒂芬妮·孔茨在《纽约时报》撰文，称年轻一代居然比老一代更反对性别革命。

千禧一代通常被定义为出生于1982到2000年之间的人，并被认为是达成了所谓的“新的国家共识”，支持性别平等的一代。哥伦比亚大学知名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今年2月提出，一旦千禧一代选民在人数上超过比他们年长的保守派，就能实现平等主义社会，而2016年大选——一名完全胜任的女性候选人输给了一名有不尊重女性劣迹的男性——只是途中遇到的“一个小颠簸”。

但千禧一代这个分类囊括了17至34岁的所有人。这个群体的种族、民族、宗教、收入、受教育程度和生活经历各异。千万不要以为他们会团结一致。正如现代家庭理事会(Council on Contemporary Families)周五发布的一系列报告所显示的那样，千禧一代中最年轻，即18到25岁这个群体中，支持平等的家庭安排的人和20年前相比变少了。

利用一项监测高中高年级学生态度的调查，社会学家乔安娜·佩平(Joanna Pepin)和戴维·科特(David Cotter)发现，对性别关系持平等主义观点的年轻人的比例从1977年开始逐步增加，一直到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下降。

主要集中在男性中的另一项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的趋势。1994年，83%的年轻男性反对男性赚钱养家的家庭优势。到2014年，这一比例跌至55%。持反对意见的女性比例下降得没这么严重，仅从1994年的85%跌至2014年的72%。从1994年开始，年轻女性对职场女性在母亲的角色上和全职母亲一样优秀的信心持续攀升，但年轻男性的信心下降。实际上，到2014年，18到25岁的男性比年龄比他们大的男性更传统。

对性别平等的支持减弱也许是影响2016年大选的一个因素，尽管18到30岁的选民投票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可能性比其他任何年龄段都大。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的凯·川岛-金斯伯格(Kei Kawashima-Ginsberg)对出口民调进行的一项分析显示，千禧一代在2016年对一名白人女性的支持，比他们2008年对一名黑人男性的支持降低了10个百分点。此外，和以前的选举相比，年轻人中的性别差距变大了。尽管63%的年轻女性支持希拉里，但在年轻男性中，这一比例仅为47%。

政治学者丹·卡西诺(Dan Cassino)认为，18至25岁的人群中对男性在家庭生活中占领导地位的支持增加，也许反映了人们试图弥补男性在职场中失去的主导地位。在2014年接受调查的年轻人是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那场危机加快了男性赚钱能力长期遭受的侵蚀。MTV在2015年委托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14至24岁的男性中，27%的人觉得女性收入增加是以男性收入减少为代价的。

作者称，好像反对继续进行性别革命的，不只是最年轻的千禧一代。总体上，18至34岁的美国人对女性扮演历史上由男性把持的角色的接受程度，不及比他们年长的人。千禧一代中的男性明显比女性或婴儿潮一代中的男性更有可能说出，社会已经进行了创造职场平等所需的一切改革。

人们是不是正面临性别平等运动的停滞乃至倒退？有这个可能，特别是如果继续把希望寄托在代际自由化的进化过程上的话。但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对“非传统”家庭安排的支持减弱，是因为年轻人亲眼目睹了双职工家庭中父母经历的困难。最近对22个欧洲和英语国家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相比和非家长，美国家长反映的不幸福程度是最高的。研究人员发现，缺乏支持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政策“完全可以解释”这个差异。

但如果没有更好的工作和家庭政策，大部分年轻家长都无法坚持平等主义的价值观和实践。考虑到超过80%的美国人——男性和女性中都占绝大多数——支持母亲享受带薪假，70%的人支持父亲也享有带薪假，这些政策应该是有可能实现的。在18至29岁的人群中，支持母亲享受带薪假和支持父亲享受带薪假的比例分别升至91%和82%。

作者认为，如果能争取到这种改革，也许会发现美国更多年轻人不会落入年老的俗套：随着年龄渐长而放弃充满青春气息的平等主义理想，而是接受平等主义，并创造出迄今为止最平等的家庭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