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元首会晤的“虚”与“实”：定调两国关系，解决具体问题

传闻已久的中美元首会晤终于尘埃落定，两位领导人将在美国佛州的海湖庄园聚首，共商中美关系大计。这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新政府上台之后举办时间最早的峰会之一。1992年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但是他和中国领导人江泽民直到1993年才在美国西雅图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第一次见面。小布什2001年入主白宫，他和江泽民的第一次会晤也是在当年10月上海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才实现。而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第一次会晤则是在2009年4月的20国金融峰会上。人们可以注意到中国领导人和美国新总统这三次“首晤”虽然在时间上有先后，但是都是在多边场合进行的。在美国新总统当选之后一百天内专门安排两国元首双边会晤，这在中美关系史上如果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很少见的。这本身就别具意义。

特朗普或许更需要一次中美元首会晤

如果我们把这次峰会放到特朗普当选后中美关系“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背景下来看，它能够顺利举行就更加引人注目。应该说它是双方需要和努力的结果。就中方而言，今年中共要召开十九大，这是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自然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而中美关系则是确保这种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从特朗普竞选时期的对华言论中，可以看出他来者不善，如何及早进行积极的预防性外交，防止两国过早迎头相撞，就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对美外交的重点。尽早实现两国元首会晤，而不是等到7月的G20 峰会或更晚时候的APEC峰会等多边场合，则是双方领导人建立良好的个人和工作关系，消除误解，减少误判，降低冲突可能性的最有效手段。中方为此进行了不事声张却卓有成效的幕后外交。一方面中方坚守底线，保持定力，特朗普如果不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做出明确承诺，宁愿不和他通话；而一旦美方重新确认两国关系的既有政治基础，北京也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考虑到特朗普总统刚刚执政，国内事务繁忙，习近平一改过去中国领导人的惯常做法，愿意专程前往佛罗里达州拜会特朗普，充分表现出中国的诚意。正是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完成了这一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从特朗普政府的初衷来看，也许中美高峰会并不是它考虑的优先事项。但是几方面的因素使得特朗普同样需要这次峰会。首先是特朗普上台后在内政上出师不利，眼看他执政一百天已经过半，但是在移民、医改等重大议题上屡遭挫败，美国现存体制对特朗普的制约已经开始发力。因此特朗普迫切需要在外交上有所斩获，树立起他作为一个世界领袖的形象，这反过来也可能会帮助他的国内施政。要做到这一点光是会会美国的盟友如安倍、梅、默克尔等人固然重要，但是远远不够。他还要和美国主要的战略对手平起平坐，纵论世界事务，捍卫美国利益，方显出“英雄”本色。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国际政治的现实发展往往比人强。朝鲜半岛局势烽烟陡起再次凸显了中国作为这一地区“不可或缺”大国的战略重要性。尽管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最近的东亚之行中对朝屡放狠话，但是特朗普眼下最不想要的可能就是在他执政未满百日，就在朝鲜半岛陷入一场可能卷入该地区主要国家的热战。虽然特朗普对中国发挥的作用仍有微词，但是除了中国他还能找到替代的伙伴吗？ 此外特朗普急于要在经贸等问题上兑现他的竞选诺言，向国内把他抬上总统宝座的支持者有个交代，可能也是他愿意和习近平见面的重要原因。

但是不管特朗普的动机为何，从一开始对中国持敌视态度，试图挑战中美关系的底线，到愿意回归历届美国政府的“一中政策”，并和中国领导人会面，这是值得肯定的，表明特朗普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塑造和影响的，这对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是一个好兆头。

“务虚”又“务实”：中美如何缩小彼此期望值的差距

在普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中美两国元首有勇气和智慧迈出最高层对话的第一步，这本身就是一个成就。所以消息一经传出，受到两国战略界人士的普遍欢迎。但是中美领袖会面，当然不只是为见而见，让双方感觉良好，而是需要努力探索能够在特朗普任内保持中美关系长期稳定的方略。在这方面必须承认双方的认知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就中方而言，可能希望一开始就为特朗普政府任内的中美关系定下一个框架和基调，例如让美方接受“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法。俗话说“纲举目张”， 有了双方对两国关系基本性质和使命的共同认识，具体问题可以让工作层面的官员去讨论解决。当年毛泽东和尼克松历史性的会晤就是采用这样的办法。

美方则不然，特朗普政府提出中美关系要以结果为导向。换言之，美国更看重的是双方能否就处理具体问题找到解决办法。白宫发言人声称中美之间有一些大的问题，包括朝鲜、南海和贸易，需要两位领导人来处理，而不只是要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就像特朗普的推文所表明的，对他来说，眼下对美国来说最迫切的两大问题是朝鲜和贸易，如果中方能够搞定朝鲜，在贸易上让美方有所收获，那么这次峰会就算是成功了。简言之，对这次峰会，中方可能看重“务虚,” 要的是态度和承诺，而美方更希望“务实”，要的是结果和利益。

那么如何调和中美之间对峰会不同的期望值呢？ 一是这次会晤可能既要务虚也要务实，虚虚实实，虚实相济才能满足双方的不同需要，才能使峰会既高屋建瓴，为今后中美关系指明方向，又脚踏实地，为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扫清道路。

这里对诸如“新型大国关系”这样定义性、框架性的概念既要看到它的重要性，但也不必过分在意。现在看来即使美方表示公开认同，也未必有助于解决中美之间的具体问题。2009年奥巴马访华，中美发表了联合声明，美方同意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当时都以为为两国关系发展确定了一个框架。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美方并没有太把这个联合声明当回事。它未能阻止美方提出主要针对中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也没有防止中美在南海东海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摩擦和冲突。 所以这次峰会如能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概念、口号或框架来定义中美关系最好，找不到也不必太在意。

二是在处理具体问题上，中方需要通过艰苦的谈判，和美方进行利益上的置换。过去美方习惯于向中方提出要求，而拒绝考虑中方的合理关切。例如它一方面要求中方通力合作，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制裁朝鲜的决议，而另一方面却执意在韩国部署“萨德”，在南海挑衅中国核心利益，表现出霸权国家的傲慢和对中国利益的藐视。而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可能更愿意和中方进行“公平”的交易。除了像“一个中国”这样关系到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外，我们不必避讳做“交易”， 外交本来就是相互让步 (give and take)。

现在看来中方在经贸问题上对美做出一定让步或许不可避免。和其他问题不同的是，在对华经贸问题上，特朗普有着相对强大的国内民意和两党支持。这也是特朗普最主要的竞选承诺之一，特朗普不可能完全放水。但是中方不能只有让步而没有回报，可以考虑用贸易换安全，要求美方在南海、台湾、朝鲜半岛等问题上保持克制，和中方相向而行，而不是对台拆台。中美实力对比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要求利益置换是正常和合理的，不必羞于启齿。这也是中美双方“尊重和照顾彼此合理关切”的要义。

三是要通过适当方式降低美方特别是特朗普对两国峰会的过高期待。中美之间的众多问题不可能通过一次峰会得到解决，但是双方至少可以通过峰会来找到一些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例如特朗普耿耿于怀的是美国对中国的巨大贸易逆差和中国对人民币的所谓“操控”。在这方面一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就不妨通过建立一个联合工作小组来探讨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真正原因，来看看中方有没有操控货币。只有中美双方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达成起码的共识，才能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合理之道。

“未识先打”的开局对中美而言或许不错

佛州海湖庄园峰会标志着特朗普当选之后，中美关系以一种不同以往的、独特的方式开了局。 后冷战时期每当美国一位新总统上台，中美关系的开局无非有两种。一种可称为“不打不相识”也就是以矛盾冲突为先导，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双方关系逐渐步入正常轨道。克林顿和小布什总统的第一任期都属于这一类型。第二种是 “相识未相知”，开局良好，皆大喜欢，但是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任就属于这种模式。

而特朗普当选以后的情况可以用“未识先打”来形容。特还未就任，双方就已经隔空交火，互相试探底线。这种模式的好处是把双方摸底的时间提前了。这样等到新总统走马上任之后，双方已经大抵知道了对方的底牌，可以缩短磨合的时间，而更多考虑如何与对方建立可持续的工作关系了。即将上演的习近平与特朗普的会晤似乎印证了这一点。联想到特朗普当选后充塞两国舆论界对中美走向冲突的悲观预测，可以套用美国前总统里根在1989年告别演说中的一段话来评价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的开局：“总而言之，不错，真的不错（All in all, not bad, not bad at all）”。

（作者系澳门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全球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