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位复旦教授心中最难忘的恩师故事

谈先生亲自跑到斯坦福大学，然后跟我谈，为什么要回国，为什么要为复旦大学，遗传学科的发展做贡献。当时正好是中午了，然后在食堂里吃了饭之后，我就带着谈先生到那个我们叫student lounge，就是给学生休息的一个大房间里面，里面有一些凳子，有一些长凳，然后谈先生在那儿睡下了。所以当时我看到以后，我就非常感动。

他感动我的，往往倒是真的是在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真的是一本正经的时候，对我提点的时候，进行批评的时候，这时候我就感觉到气场变了。俞老师和我争论的时候，有些问题，我觉得我是对的，俞老师当然有他的一个观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俞老师是对的，我可能是错的，这是具体的一些观点。但是等到我意识到我可能错的时候，俞老师已经过去了，已经离开了我们。

我读书的时候谷先生是非常忙的，因为他是80年的学部委员，就是院士嘛，他当时也是复旦的副校长。当时的交通工具是比较差的，譬如像飞机的航班，也不像现在那么通。所以有的时候我感到，譬如像晚上他要从北京开会回来，他会坐夜车，坐一个卧铺。有一次他要我给他汇报，汇报我的工作进展，汇报我遇到的问题，他是跟我在北京就打电话让他的秘书跟我约好，第二天早上我跟着接他的车，到火车站去接他。接上他以后，利用接他的时间，再返到复旦校园的时间，跟他在车上汇报工作。

有一次他让我去邮局一趟，就是寄一笔钱给他在北京的老师，那时候他自己也已经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就说他到了这个年龄，仍然这么尊重自己的老师，会想到他，会想到资助他晚年的生活，这一点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我一个人出去到美国，那个航班还比较折腾，所以实际上我晚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快中午才到，才到我的这个达特茅斯这个学校。然而我刚到的时候，房东就跟我说，他说郑老师，有一个姓郑的老师，昨天晚上打了好几个电话来问你到了没有。那我很诧异，实际上连我自己要住哪里，我当时都不知道。

我当时刚刚毕业，刚刚新婚，贾先生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校对一个清样，一本书的清样，当时我就，我认为我自己很认真地做了，做完以后我就交给贾先生了。等我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到贾先生家里去，我发现这个清样还在贾先生的桌子上，他改动非常大。他改出了很多我没有改出的东西。可是他对我一点没有说过什么，一句话都没有说过。我才发现我当时做得很不认真。

就是我的论文交给蒋先生以后，蒋先生连标点符号都给我改了，可能我自己行文当中，有些是不严谨也好，或者是什么，都给我改了，有错字也改了，当然观点、逻辑结构，篇章分篇，或者是分段，分节，都有很多改动。

就说他看得就非常有趣，所以你说要一个什么句子我没有句子，但是我经常听到喏喏喏，他发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让我看肝细胞，怎么好好的肝细胞，在那里变性了。

每个人来到世上，是为了什么？其实还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吴先生为什么会这样做？（一个搞理论的，结果去搞核燃料，做原料的。而且搞放射性，那么大的放射性，那么毒的东西要带领一支队伍搞）我觉得换了一个，假如说是我们是搞过这一行，要我稍微偏一点，我就各种包袱都出来了对吧？

在消灭血吸虫病，在1972年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老俞，血吸虫我们已经走入到最后阶段了，这个时候我们要选择另外一个重要的项目。他说现在有一个任务，就当时我们中山医院发现启东肝癌是个高发区，他老先生到启东去，亲自去考察，那么最后发生这个事故，我送到中山医院的时候，他跟我讲，老俞这次我不行了，你们还要把这个事情要做下去。

比如说他最后在弥留之际，他已经早就不会说话了，他就总是啊啊啊啊的有什么叫，但是每当我在他的耳朵边上告诉他，你可以放心，那个国家历史地图集，我们肯定会把它做出来了，他就会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