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科研为开发战争武器服务：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的历史

在The Imagineers of War一书中，作者讲述了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DARPA）的故事；这个政府机关是无人机和互联网等技术的先驱。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斯普特尼克号（Sputnik），人类史上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四个月后，美国便设立了一个全新的机构：高等研究计划署（ARPA）。ARPA位于五角大楼，距当时的国防部长Neil McElroy的办公室仅几步之遥。ARPA是美国首个负责航天的国家机关，但它的职能范围远不仅限于太空任务。

正如Sharon Weinberger在她引人入胜的纪实作品The Imagineers of War中所写到的那样，这些专家的任务是去想象“难以想象的未来武器”。Weinberger的作品以广博而细致的研究为根据，展现了知识与权力间的永恒纠缠在现代史上的惊人转折。

今天的DARPA（代表国防的“D”字母是在1972年加上的，机构现名为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因为一系列高科技设备而闻名于世；这些设备包括可避开雷达侦测的隐形飞机和ARPANET——为互联网奠定基础的最早的实用计算机网络之一。

但在这些耀眼的太空时代发明背后，还有一段一段远为复杂的历史：DARPA也是一个常常被地缘政治形势和联邦政策的巨变，以及老式的地盘斗争所冲击的机构。Weinberger揭示出了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她还发现究其根源，DARPA的一些大名鼎鼎的战争工具实际上科技含量并不高。

在成立几个月内，ARPA就被卷入了一场关于应该由谁来领导美国航天事业的争斗中。在ARPA建立后不到半年内，民用机构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就成立了。很快，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一些幕僚就将ARPA的大部分空间项目转移到了NASA。虽然几项有关间谍卫星技术的机密研究仍在继续，但到了1960年代初，ARPA就已经没有多少明确的任务了。然而一年后，随着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就职，这一点被大大改变了。

在肯尼迪担任总统期间，ARPA的第一次重大变革是对核项目的重新投入。50年代后期，ARPA曾经考虑过一项全新（在一些人看来，轻率而又愚蠢）的尝试：通过在高空引爆核武器来构筑一道抵挡苏联导弹的屏障。

在肯尼迪执政早期，ARPA就加倍了对反弹道导弹防御机制的投入。这些项目包括BAMBI（拦截助推段弹道导弹）计划，BAMBI的目标是从绕地运行的空间平台上投下巨网，在苏联导弹发射后迅速将其裹住。

ARPA首任首席科学家Herbert York认为BAMBI只是“疯狂科学家的空想”，最终取消了该项目。它没有带来任何有现实用途的技术，但这种昂贵的失败恰恰体现了一些ARPA员工所崇尚的接近科幻、具有高度概念性的原创精神。

1967年ARPA的船帆座核探测卫星。

ARPA在船帆座计划（Project Vela）中获得了更显著的成功。船帆座计划是一个核武器试验探测项目中的一部分。ARPA出资打造了世界标准地震台网等项目。

世界标准地震台网最初是为了探测地下核爆试验而设计的，但却催化了地震学中的许多重大突破——举例来说，它提供的海洋地震数据佐证了板块构造论。地震台网的早期测试结果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证据，证明类似地震的微弱地颤是可以与地下核爆试验区分开的。

对于肯尼迪政府1963年与苏联达成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ARPA的发现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和肯尼迪政府中的大部分部门一样，ARPA在越南冲突尚未升级为战争前就早早参与其中了。自1961年起，ARPA的官员们就开始在越南和泰国的热带丛林中建设野外工作站了。一些官员，比如William Godel，还构想出了野心勃勃的反游击战计划。

在牵涉面极广的敏捷计划（Project AGILE）中，研究人员试验了如何通过毁坏水稻庄稼来操控村庄的食物供给，以及如何实施人口迁移再安置；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试验是施放包括“橙剂”在内的化学脱叶剂。

高等研究计划署（ARPA）开展的一个项目曾在越战中使用过包括“橙剂”在内的化学脱叶剂。

为了理解敌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简称越共）的抵抗动机，ARPA的研究者甚至还将一位精神分析师派去西贡，给一些人做了罗夏墨迹测验。这些项目是与研发精确武器和其他硬件的试验一同展开的。正如Weinberger在书中所记载的那样，比起在航天或核技术方面的工作，ARPA在越南战争中的参与意义更为显著。

1971年6月，国防分析师Daniel Ellsberg将一份关于ARPA反游击战秘密研究的内部报告泄露给了《纽约时报》，这些研究从而被公之于众。“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 papers”）的曝光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国会因此对ARPA施压，要求ARPA停止敏捷计划。但正如Weinberger所记载的那样，这个项目从未真正终止；公众对越南战争的声讨反而“把ARPA研发的武器从热带雨林送上了现代战场”。

敏捷计划的衍生产物包括武装无人机、遥感技术、联网模拟战场，以及颇具《1984》感的“全面信息知悉”计划（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在2001年9月11日的纽约世贸中心恐怖袭击后，全面信息知悉计划很快被DARPA立项，意图将传统信息监测与对大量公民私人信息的数据挖掘结合在一起。和敏捷计划一样，这个极富争议的项目看似已在批评者的声讨中被早早叫停，实际上还在几易其名后继续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

Weinberger展现了DARPA日趋狭窄的关注领域——或者说日趋狭窄的影响范围。DARPA近些年来的技术发明包括一个基于计算语言学的通用翻译机。它是为帮助士兵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与当地人交流而开发的，最终被证明毫无用处。在技术巨头纷纷入局前，DARPA就引人注目地开发起了无人驾驶汽车，这也象征着DARPA的“迪士尼化”：企图通过开发用处有限的昂贵装备来解决国家安全面临的迫切挑战。

自成立以来，DARPA一直就是美国联邦政府科技实力的培育者。它的项目并不总是成功的：正如Weinberger忠实记录的那样，DARPA的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失败展示出了其领导层的野心所及。在这个充斥着“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的时代，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科技将会充当怎样的角色。在基本事实都往往会被诬称为党派政治制造的偏颇宣传的背景下，DARPA很可能将会面临成立以来的最大挑战。 

原文以Military science: Masters of war为标题

发布在2017年3月8日的《自然》书评版块上

原文作者：David Kaiser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Nature自然科研”，原标题为：《当科研为开发战争武器服务：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的历史》。澎湃新闻经授权后转载，未经允许不得二次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