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津：西南联大校友许芥昱

1965年我离开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到哈佛大学任该校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芥煜和我约好每年过年一定要通电话。之后两人除了在开会或别的场合见面外，每过新年，总互通电话。1982年1月4号早上我给他挂了一个电话，寒暄了一阵子。他刚从西弗吉尼亚州儿子仰北（Jean-Pierre）家回到加州，居住的地方在金门大桥以北的马林县（Marin County），那里连日大雨，到处淹水，他正忙着把家里的字画同文房四宝从用作画室的地下室搬到楼上。在电话里并没有太着急的样子，只说淹水给他带来极大的不便。他一生就是这个样子，从不怨天尤人。那天我们在电话里大概讲了半个小时。万万没有想到那一次的电话竟是永别。那天下午，他房子后面发生山崩，泥石流把他在蒂布龙（Tiburon）天堂路 (Paradise Drive) 房子的一半连他在内一起推下前面几百尺的深渊。那年他59岁。

芥煜和我都生长在四川成都，但1945年才在昆明相识。之前，我们都是在大学时投笔从戎的翻译官，他从昆明西南联大入伍，我从重庆中央大学入伍。1945年春，有一批翻译官被选派到美国协助中国空军人员的训练，芥煜和我都被录取。启程前，我们一起在昆明集训，是第一次见面。我们同乘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在四天五夜长途飞行中， 彼此交换了家世。那是我们30年间成为挚友的开始。

我们1945年4月上旬抵达美国， 之后被分派到不同的空军基地服役。他被派到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空军基地（当时美国空军属于陆军管辖），我被派往科罗拉多州丹佛的罗瑞基地（Lowry Field）。当年8月日本投降后，在美各地的中国空军训练项目陆续结束，但是有500人左右，包括翻译官，留下在德州首府奥斯汀伯格斯特朗空军基地 （Bergstrom Field）接受运输机的训练。整个基地都归这个项目使用，那是中国空军人员集中在同一地方接受训练的唯一一次。我和芥煜被派到该处中国空军训练队总部担任笔译工作，共用一间办公室，我对他就有更深刻的认识了。

他是一个性格很复杂的人，珍惜独处的时间，但也爱社交，总利用空闲时间写他喜爱的新诗，动人的词句显示了他对真善美的追求。在奥斯汀那段期间，我们经常得到当地教会和其他社区团体的邀请，给他们介绍中国的情形，他总是领头应邀。为报答这些友好的盛意，我们有一次举行了很大的招待会。还记得芥煜向当局交涉借用基地餐厅的厨房，烧了好些中国菜来招待客人。我们才发现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芥煜很节省。我们当时月薪是275美元，他是我们中间第一个存了足够的钱买汽车的人，一部黑油油的De Soto。每逢周末，他总是要开车请朋友远足旅行。我们去墨西哥湾柯珀斯克里斯蒂（Corpus Christi）的时候最多。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含着烟斗凝视墨西哥湾天边沉思的样子。

1946年夏天我们退伍后就分道扬镳。他接受卫立煌将军的邀请，随卫将军去欧洲访问一年，我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复学。1947年他从欧洲回来后去俄勒冈大学念新闻系，一年后得硕士学位。旋即去旧金山华阜《世界日报》（World Daily）工作（非目前的《世界日报》[World Journal]）。1950年12月与比利时留美学生Jeanne Mathilde Horbach（碧姜）在旧金山结婚。因组织员工要求提高待遇，报社发行人怀疑他有接管该报的企图，乃于1952年把他和另外几位开除。之后那一段时间内，他先后担任斯坦福研究所《中国手册》（China Handbook） 项目的研究助理，加州蒙特雷 （Monterey）美国陆军语文学校中文教师，以及斯坦福大学的《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的编辑。1956年他在斯坦福大学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我那五年间也在斯坦福大学读博士，同时在胡佛研究所图书馆工作。

1959年芥昱获得现代中国文学博士学位，旋即赴旧金山州立大学执教，一直到1982年英年早逝，在该校二十三年，贡献良多。他先后任该校外文系主任、区域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系主任等职。他对学术界的贡献却不限于此，除著作外，常年活动于近代语文协会，并发起成立中文教师协会，经常应邀到美国国内和国外各大学演讲，风头甚健。

芥煜也是一位书法家，有他独特的风格。过世前十余年，他又成为一位颇有创造力和想象力而有现代色彩的中国画画家。但是，他主要的兴趣还是写书。他最享盛名的著作是集编辑和翻译于一体的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etry: An Anthology（《二十世纪中国诗选》；前后发行三版），Chou En-lai: China’s Gray Eminence（《周恩来》；有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日文及中文译本）和Wen I-to（《闻一多》；1920年代著名诗人及二战时期中国民主同盟主席的评传。他是芥煜在昆明西南联大的老师）。

1973年“文革”期间，他是最早从加拿大中国使馆得到签证回国的少数美籍华人之一，当年2月抵达广州后，他的二哥陪他一起到处旅行，并和一些老作家和旧日朋友见面。他的二哥曾在1950年代被指为“右派”，兄弟俩分别已二十八年。因此，我想他可能毫无顾虑地为很多在美国的中国朋友打听他们家里的消息，并到处购买公开发行的，特别是文艺方面的书刊寄回美国。那年8月当他和家人在济南团聚时，被控“以探亲为名，进行‘间谍’工作和非法活动”，把他的书籍、笔记（为撰写另一本新书作准备的访问记录及见闻录）、信件和照片全部没收，全家当日被驱逐出境。事发后，他在成都的全家老少都被叫到批斗大会上，批评他是“间谍”。这件事对他是一个莫大的打击。芥煜向来喜怒不形于色，但他回来和我谈到这件事时，确有抑压不住的愤慨和不平。1974 年他私自发行了一本名为Our China Trip（《故国行》）的书。其中两章“Our Last Four days in China”（最后四天）和 “Background of the Incident” （其来有自）详细描述了这一极不愉快的事件。

他返美后，不仅无法再次归国，多次透过各种管道希望取回被没收的书籍、笔记、信件和照片，也是石沉大海。“文革”后，中国作家协会曾为他请求平反。1982年芥昱在加州不幸遇难后，四川广播电台播了一篇对他的纪念文，推崇他的学术成就和爱国情操。对于身在九泉的芥煜，也是迟来的正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