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谈《人民的名义》：这不是官场小说，也不是反腐小说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和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金盾影视中心等单位联合出品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近日播出后引起网友持续热议。这部电视剧开局从小官巨贪案件入手，一层层剥开一个官员人性深处的黑暗，由此拉开一场反腐败的大较量。与此同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周梅森的同名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同名话剧《人民的名义》也已在北京保利剧院公演。

这是反腐题材沉寂多年后横空出世的一部作品。2014年，受最高检影视中心邀请，周梅森、陆天明等作家前往检察机关及收押腐败犯罪高官的监狱深入生活、收集素材。周梅森说：“纪检部门公布出来腐败案件的广度、深度，远远超出了想象。”这部现实主义题材的长篇力作，周梅森先后改了六稿，几乎不留遗憾地呈现出反腐高压下中国政治和官场生态的画卷。

周梅森曾是一名矿工。27岁时，他在《花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沉沦的土地》，自此走上文学道路。上世纪90年代以前，他的作品都是历史题材，比如《黑坟》《军歌》《英雄出世》，那时他对当代生活并不关心。1992年，作为作家，他到徐州市人民政府挂职当副秘书长，对官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1995年，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政治小说《人间正道》。这也让周梅森掀起了第二个创作高峰，一口气推出《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绝对权力》等长篇小说，内容涉及反腐、大规模经济建设、股市风云、各色人物的崛起与沉沦等。

在写作的同时，他继续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奋力搏击。早在1992年，他就和苏童、沈乔生、矫健等作家一起投身股市。他是江苏省最早的十个大户之一。他还下海做过房地产、运输公司，后来搞文化产业，当编剧、做制片人。这些经历又成为他的写作素材。“我没看到哪个作家经商回来以后，写出关于财经政经类很有影响力的作品。这可能是我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吧。”

浸淫股市二十几年，周梅森由最初的满腔热情，变为后来的冷眼观察。他不听内幕消息，不迷信K线图，不买亏损股和ST。他买过三四十只股票，赚过大钱，也亏过钱。但他始终不忘自己是个作家：“在文学界提起周梅森响当当，在经济界我狗屁不是，比我赚钱多的人多得是。但我是自己当家作主，我的性格就是永远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不久前，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举办的《人民的名义》作品研讨会上，周梅森谈道，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让人们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在这个时代，显得尤为重要且迫切。

《人民的名义》也必将成为里程碑式的作品，因为它描绘出暴风骤雨式的反腐斗争，揭示了党的领导干部如何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这一宏大主题。在多种戏剧矛盾冲突中，写出了正面力量的英气与一个时代的正气，既引人深思，又催人奋起。

《人民的名义》写了近十年

作家不能脱离现实的政治生态

记者：促成您写《人民的名义》这样一部反腐题材作品的原因是什么？

周梅森：没什么特别的原因。作家的天职是写作，我是个在场的现实主义作家，不可能脱离现实的政治生态，《人民的名义》是应运而生。当然，这里有个契机。过去近十年我一直在写这个小说，写了就扔在那，隔了很久又接着写。这类小说发表、出版都有一定的阻碍，电视剧更是不容易拍。过去有关部门认识上和政策上都有偏差，对密切关注现实的文艺作品、对触及到诸如腐败之类问题的小说和影视，认为可能是负能量，似乎闭眼不看，就不存在似的。现在情况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这次三线联合，小说、话剧、电视剧，同时比较顺利地出来了，完成字数近一百万字。

记者：您在这部作品中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周梅森：小说描述的H省政治生态极其糟糕，腐败触目惊心。这种情况在我们今天的现实中是存在的，那有什么不能写的呢？如果怕这怕那，作品就没法写。在揭示赵立春、高育良、祁同伟这些腐败官员的同时，我更着力描写了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和反贪局长侯亮平等人物，面对腐败现实的严峻斗争，着力刻画了李达康、易学习等一批务实官员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记者：《人民的名义》这个名字有些偏政治化，不过这也是您一贯的风格。

周梅森：这个书名是有些政治化，可能有些读者不会喜欢。原来想叫《底牌》，但觉得太娱乐化，就放弃了。现在看来，《人民的名义》这个名字也好，我写的本来就是政治小说，没必要遮遮掩掩，强装“纯艺术”。我追求的艺术从来就不纯，大家都知道的，也就不担心谁议论。腐败官员满口人民，人民在他们那里变得也就是个名义。因此反腐败才要真正代表人民，以人民的名义将他们绳之以法。

记者：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播出后成了热点话题，您怎么看待这种热度？

周梅森：我觉得文学作品关键是要往人性的深处去挖掘，要往人的灵魂深处去挖掘。这样才能触动人。最高检安排我到监狱采访落马官员。很多官员落马以后非常后悔，但也有一些官员有抱怨情绪。他们想我们这么多年做了多少贡献，一个城市变化了，一个县变化了，贪了百八十万判我15年，觉得很冤枉。我跟他们讲，这是政治伦理的问题，当你们在位的时候，党组织在你身上花费了精力，信任你，培养你，你出了问题你抱怨，比你更委屈的是组织，更痛心的是组织，因为组织的心血白费了。而且你腐败掉了，挨骂的是党组织。理想信念是党纪底线的最低要求，守住底线是基础，还应该有更高的标准和追求。

记者：您如何定义当下的官场小说、反腐小说？

周梅森：这类小说虽然一直受限，但却是流行小说的一个很大分支，读者甚众，文学评价却不高，我也几乎不看。我的这部《人民的名义》不是所谓官场小说，也不是反腐小说，我更倾向于它是一部政治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我从省市高官，一直写到基层工人，写了丰富的社会层面，对一个个人物从人性上进行了深入挖掘，根据人物的成长环境，写出他们各自特定的命运，把芸芸众生对这个时代痛彻心扉的感受，对这个社会的切身感受写了出来。这可能是我这本书和那些市场流行的所谓官场小说、反腐小说的最大不同吧？

记者：为什么对这类题材的写作有那么大的兴趣？

周梅森：因为这一场改革，给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了史上少有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一次了不起的民族复兴。我的作品由于离生活非常近，描写起来又有相当大的难度，甚至有时候吃力不讨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需要做，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有一部分作家站在社会前面。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崛起的过程中，文学总是不在场，我觉得，这样的文学会与人民离得越来越远。起码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作家。我尽我所能在写这个时代，记录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民族艰难崛起的过程，记录这个崛起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很多问题。作为作家，我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我愿意承担，这本《人民的名义》就是我最新的承担结果。我觉得作家生活在这个时代，是一种幸运。

现实主义或许已不是主流文学

但作品的社会价值仍决定文学价值

记者：因为上世纪90年代的一次挂职，您开始创作反腐题材作品。如果没有这个转变，您认为自己的文学走向会是怎样？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这种变化？

周梅森：上世纪90年代的挂职于我的文学生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我好像把一次偶然的邂逅变成了一种宿命。了解了权力的秘密，看到了权力后台的运作，男人的雄性荷尔蒙就此活跃起来，欲罢不能，便从《人间正道》开始，《中国制造》《绝对权力》《至高利益》一部部写了下来。如果没有这次邂逅会怎么样呢？无非两种情况：一是在原有的体裁范围内深耕细作，再出几本书，然后淡出人们的视线；二是放弃文学创作去商场或者资本市场博弈。所以我对自己的这种变化的评价是积极的，我的理智和清醒，让我赢得了文学生涯的下半场。

记者：您认为现实主义题材在当下文坛处于怎样的位置？您是否认同：现实主义的社会价值大于文学价值？

周梅森：现在的新闻及时地揭露了很多东西，那些腐败官员太有想象力了，他们创造出的许多贪腐事实简直匪夷所思，那么文学的意义在哪里？文学怎么跑得过新闻？许多新闻报道出来以后，就让现实主义作家一下子觉得无事可做，没法做了，我也有这个感觉。因此现实主义题材在当下文坛并不处于很有利的地位。这让我想起当年，现实题材曾经引领文坛，甚至引领中国。许多政治家不能碰的东西，总是由现实主义文学先去探雷，文学承担了太多非文学的任务，使得文学成了那个时代的无冠之王。现在不是了，现实主义甚至已经不是主流文学。但我并不认同现实主义就只有社会价值，或者说其社会价值就一定大于文学价值。还是要就具体作家的具体作品来做具体分析和判断。我不认为一部没有社会价值的作品会有多高的文学价值。

作家在这个时代

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

记者：您是著作等身的著名作家，又是资本市场的名人，这二者之间如何找到一种平衡？

周梅森：在资本证券领域，我就是个普通投资者而已。但是，因为我入市较早，几乎经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股市从建立到今天的所有历程，尤其是十年前股改时，代表广大中小股东参加股改博弈，在资本市场赢得了一定的名声，后来就经常被请去参加财经界的活动。但凡出席这类活动，我的身份有两个——作家和个人投资者。著名证券刊物《价值线》每年要搞一次中国上市公司的价值排行榜，至今办了三届，我三届都是评委，代表的也是个人投资者和中小股东。

记者：能否谈谈您作为证券投资人的状态和心态？

周梅森：证券投资人这个称呼很好，我喜欢。现在大家总是一口一个股民地称呼证券投资人，给人的印象是一帮在股市上投机取巧炒来炒去的家伙。真诚地说，我是投资，价值投资：投入用不着的资金，承担相应风险，分享企业的成长成果。我从没幻想过一夜暴富，只希望我的财富不要被通货膨胀吃掉。因为心态较好，除了牛市赚钱，熊市也无太大亏损。比如这三年，我只重仓持有格力电器一只股，看看这只股的走势就知道，我委实跑过了通货膨胀。

记者：一个作家在当今的市场大潮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周梅森：以前作家是一个非常受尊重的职业，现在作家的地位没法谈了，被社会边缘化了。但是也正常。我想每一个老百姓对财富增值的需求，已经远远超出了精神需求吧。但是问题就在于，作家一方面被边缘化了，一方面又不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有些逃避现实。有些作家认为，写当下好像很难进入文学史，似乎远离生活，远离当下，才是所谓的纯文学。我不大愿意去批评别人，但的确有一部分作家，写的东西没人关心，老百姓凭什么花钱买你的书？怎么可能产生社会影响？我觉得作家在这个时代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对这个时代的重要问题还是要关心。

周梅森口述

成为巴尔扎克那样的作家

我文学生涯的开始，就是从一个收破烂的老头那里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前面少了十几页，后面少了十几页。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书叫《巴尔扎克传》。书里讲，巴尔扎克一天到晚想发财，办过肥皂厂，香脂厂，每次投资都失败，失败以后就找出版商预支稿费，拿了稿费继续投资后，投资又失败，再写稿还钱。一辈子就这样过来了。当时我就想要做一个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曾在拿破仑的雕像底座上写了一句话：彼以剑创其业，吾以笔竟其功。他的小说，如实写出了法兰西资本主义崛起过程中，没落贵族的失败和资产阶级的崛起那个重要转型期的社会百态。他是带着对资本主义的厌恶和仇恨来写作的。他的心态有点像我，一方面心里很想发财，一方面对大资本充满厌恶。我和他不同的是，我投资比他成功一些。我也是在每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关口都有作品出来。

再举一个例子，茅盾的《子夜》，写的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当下，而且还是参加当时中国社会大讨论的一个答卷式的作品。中国向何处去？资本主义道路能不能走得通？他当时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写的这本书。因此，说文学写当下没意义，这观点我不赞同。

从传统意义上讲，一个作家就应该回家专心写作，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这个时代机遇非常多，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你要抓住，一边学一边干，就能干成。

但是话说回来，文学在我的生命中无疑处于中心位置，文学成就了我的人生。早年在一片文化荒漠中，是文学在引导着我顽强地向前走，使我从矿山走向城市，从地层深处走到了阳光大地上，从青年走到中老年。没有文学，就不会有我的如此丰富的精彩人生，我今天肯定还是偏远矿山的一名下岗工人。

我故乡的同学们早在十几年前就全都下岗了，看到他们在底层挣扎奋斗的艰难身影，我的心里总会隐隐作痛。因此在我的小说——包括这部《人民的名义》里，总会有底层那些兄弟的一席之地。比如这部小说中的下岗工会主席郑西坡——我着力描绘的一个小人物，这种困顿人生对我来说也并不陌生，我的小说一直接着地气。

（原题为《周梅森 人民的名义是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