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走向金莲川⑥：边关何处龙门所

（一）从长伸地村到巡检司村

七月的第一天，早上五点半起来，对面西山反射过来的晨光照亮了院子和附近的树林。刚收拾好背包，贾先生就来叫我们吃饭。早饭是他岳母做的手擀面，新面有一种香而呛人的味道，很久没有大清早吃这样的面条了，连吃三碗才打住。饭后跟贾先生道谢，拿出两百元钱塞给他，被他板着脸拒绝了。看看表正好是六点半，背起背包，和贾先生一家告别。藏獒安卧狗房，似乎懒得看我们一眼。从院门口的斜坡向外望，整个山谷被对比强烈的明暗两色一分为二，河道以西洒满阳光，我们这边还在东山暗影的保护中，西山上的镇虏楼洋溢着介乎金银两色之间的亮光。贾先生送我们到靠近大门处，指着谷地里的村庄说，村里有古庙，去看看吧。

因为要赶路，我们并没有进村去。听说村里还有古戏台，大概街巷布局也是旧的，可惜我们只能从村口往里一窥，只见到窄而深的巷子，几只小狗慢悠悠地跑过。村子东北角有一座小庙，大概仅有三、四平方米大，还外带一个有砖墙的小院子。其实是一个神龛，建成了微型庙宇的样子，不知供的是什么神，隔着稠密的山枣树丛，完全看不清楚。小庙附近忽然有嘹亮的公鸡鸣叫，打破了清晨的静谧。这类小庙在北方农村十分常见，一般都建在村外高地上，虽然大多是新建的，但那些红色布幔和彩旗早已陈旧褪色，远远看去很有历史感。果然，一小时后在东坡村外，我们又遇到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小庙。

和昨天不同，长伸地村以北的修路工程似乎正在实施中，虽然还没到上班时间，路上堆放的各类工具却预言了即将开始的喧闹——以及漫天尘土。天上也没有那么多云朵了，蓝澄澄的天空宣示着阳光的灼热。我们尽量走路边的老路或人行道，爬上爬下，绕东绕西，大大增加了里程。一般的沙土路走走也还行，最不妙的是修桥洞的地方都挖开一条大沟，真正“断交”了，只能往远处绕行才得通过。不过每天早晨出发后的头两三个小时，都是我们一天中体力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也不算是多么难受。相反，在施工车辆轰响之前，在阳光变得如炙烤般令人畏惧之前，走在有清风流动的山谷里，看蝴蝶在眼前飘摇而过，听路边灌木和草丛中的虫鸣，还是相当愉快的。

从长伸地村出发后刚好两小时，我们到了巡检司村。没有记录显示这里何时设置过巡检司，而且明代中后期的史料还把这个地方记作巡检寺、巡简寺，表明那时不记得这里有过一个制度上的巡检司。看起来这里设置巡检司，要么在元末、要么在明初。这里是两条河流汇合的地方，山谷也一分为二，主干道折而向西，村子就在东西两河之间的山坡上，向南正对着我们走过来的山谷。东西两山上都有剥去了包砖的墩台，村后坡顶也有一个白闪闪的墩台。靠近村子，首先就被那个墩台下方的大树、房屋和台阶所吸引，即使在一里地之外，也能感受到那种浓浓的古旧气息——不只是破败荒残，不只是被遗弃的寂廖，还有那些久远的、被召唤回来的声音和色彩。

村口刚好停着一辆流动售货车，这种专卖瓜果蔬菜的微型卡车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沿路用大喇叭放着叫卖的录音，比从前肩挑担子的货郎威风得多。我们到车旁时，那里已聚集了好多村民。我注意到，除了买本地不产的瓜果如菠萝和香蕉以外，他们还买蔬菜，大概也是本地不产或季节未到。我们本想买个西瓜，但车上没有，只买了几个香瓜。带着香瓜进村，先到坡下村口的旧戏台看看。戏台满是小草的屋顶已如水波般扭曲变形，似乎承受不了瓦片的压力。东西两侧的木梁下都新加了木柱，不过看上去也不足以抵抗这座古建筑的衰迈倾颓。戏台上堆满了杂物，有一点点腐烂的味道。院子西北两侧的旧房子还在使用，整齐的砖墙、微微变形的瓦顶和暗褐色的木窗格，表明这是很多年前的建筑。

我们坐在戏台北侧山坡上的大榆树下吃香瓜，关于吃不吃瓜瓤，讨论了一番，似乎各地习惯不太一样。我老家是要把瓜瓤瓜子都掏出来扔掉的，我还记得有的大人紧握切开的半片瓜，扬臂向下猛地一甩，瓜瓤就飞蹿出去。我虽然小时候会不顾大人呵斥偷吃那甜腻腻的瓜瓤，现在却决心恪守传统，只吃瓜肉，用行军刀叉把瓜瓤掏出来扔在石台阶下的山枣丛里，很快会有大队的蚂蚁来把它们搬走。好吃吗？我问王抒。还行，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算得好吃，反正走了两个小时，早上吃的几碗面条好像已经不在肚子里了，这样的小瓜来得正是时候。常听人们抱怨现在的瓜果不如从前好吃了，类似的比较和感慨也许在人类生活中一再重演，而在没有机会体验饥饿感的当今，凭着对那个不容易吃到好东西的时代里某些甜蜜时刻的记忆，这样的比较真的靠谱吗？

这棵大榆树少说也有四、五百岁了，就算没有见过元朝皇帝乘坐四头大象的风光，也一定见过明朝戍边的将士，以及在这一带放牧的史车二部蒙古牧人。徐渭从滴水崖北来经长伸地前往龙门所时，也要在巡检司村歇息打尖。只是那时候这里要热闹得多，我们所坐的这个石台阶，以及石台阶所连接的上下几排房屋，应该是一座寺庙（因此明人会把这里称作巡简寺）。徐渭来时，村里原有的巡检司小城可能早成了兵营，他们的任务是巡守附近的几座敌台。依徐渭的习惯和喜好，他一定会选择寺庙而不是兵营小憩。也就是说，他会来到我们吃瓜的地方，会在同一棵榆树下迎风而立，向南看这个静谧的山谷。那时已是秋天，东西两山霜叶如染，色彩斑斓，远比我们今天所见的更壮丽、更迷人。

吃了香瓜，我们绕到山坡上的烽火台看了看。堆在四周的砖瓦石片大概都是从烽火台剥取的，附近民房用砖应该也是由此而来。靠近烽火台的院落房舍很多都像是没有人住了，比人还高的蒿草挤满了院子，遮住了已经朽烂的木格窗户。我们走回坡下，沿着公路边的院落向西。那些院子明显有生气得多，乱叫一气的小狗也多了起来。左转走回公路之前，我看到一家院子里有好几棵樱桃树，结满了鲜红的樱桃。

（二）红沙梁山口

从巡检司村开始，修路的人员车辆都上班了，这意味着每走一会儿就得穿过一截施工路段。大卡车奔忙来去，拖曳着尘土飞扬的长龙。我把一个毛巾挂在背包的肩带上，随时拿来捂住口鼻。阳光越来越强，一路上都陪着我们的风却无影无踪了。脸上微微有些汗，尘土立即沾上去，形成一层能感觉得到的薄膜。更糟糕的是，随着我们在这个山谷越走越高，两侧的山地渐渐低伏下去，不再有那巍峨峻峭的山峰和崖壁了——其实我也分不清，是景色变得平庸了呢，还是自己更加专注于眼前的尘土、酷热与种种不适，而对自然景观不再敏感了。

王抒可能有更严重的问题。他的脚第一天就打了水泡，每走一步都会有刺痛感，特别是停一停再走的时候。所以他宁可一走起来就不停，连续迈步，让伤口周围的神经受到持续压迫而变得麻木。脚上打过水泡的人，应该都有类似的体验。虽然他较为年轻，身体也好，没有参加头三天从北京到延庆这一段，但他此前一直在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旅行，十七八天时间，每天开车、走路，回北京休息不足一天就参加这一程，身体未能得到适当的调整。他在欧洲时，我从微信上看他每天发的照片和行程，羡慕他去了那么多小城镇，都是在历史上名声很大、现在却不大容易去的地方。王抒本科读的是中文，读研之前当了几年高中语文老师，有些文学气质，描述事物的方式很有特点。比如他会引用安徒生的话：“魏玛不是一座有公园的城市，而是一座有城市的公园。”他会把班贝格主座教堂说成“献给上帝的诗篇。”

我这些年因为教课、研究都跟民族史相关，梳理概念变化，追究理论源流，终于对各文化传统的分类习惯变得敏感起来。有了这个意识，过去听来很自然的话，就显得扎耳朵了。比如：广东人就是什么都吃，四川人个子矮小，湖北人特狡猾（九头鸟），北方人豪放，山东都是大个子……这种以偏概全、轻易综合归类的习惯，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有些实践者一边使用这种分类知识，一边还颇有智力上的优越感，所以反倒是许多聪明人最容易显露这一特征。其实这和痴迷星座、血型或生辰八字一样，都发源于错误的分类与推演。我甚至认为，其实人种甚至种族的分类也是基于近似的心理和文化条件（用学术语言来说，这种思维习惯就是“视某个特定群体的成员都具有某种本质规定性”）——因此，我对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给人群分类，就格外敏感起来。而王抒，恰恰是我周围朋友中比较经常使用这种分类修辞的人之一。比如他这样赞扬某个上海人：“他不是典型的上海人，不仅不精明，还有点糊涂。”这就把上海人的“典型性”归结为“精明”了。他还会这样说某个朋友：“他特爱冲动，不像个学理科的。”我们一路上的谈话中，每当他冒出这样的表述，我就忍不住批评他。到后来我也开始打趣他的这个习惯，当他提到自己有什么问题时，我就说，那是的，东北人嘛。

由于尘土、卡车和烈日，这是相当困难的一天。从巡检司村走一个小时到张寺沟村，之后是盘山公路，一路向上，不一会儿就能看到西北山脊上的一线长城了。有些研究者主张那就是现存北魏长城最完整的一段，但也有研究者不同意这是北魏长城，而认为只是明长城的一个部分而已，还有学者说是其他时期所修的长城，总之并无定论。长城所跨的这座山，名为红沙梁，所以山那边的村子也以此为名。从沟底上山，松树越来越稀少，到山上时，连灌木也不复繁茂，红褐色的沙土成片裸露，大概这是得名红沙梁的原因。现在公路上山的这条路，即元代辇路的过山之路，只是那时可能更加迂回曲折。红沙梁山口是长伸地、巡检司这个山谷与龙门所所在河谷的分水岭，军事上可以说是冲要之地，特别筑墙置守，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沿盘山公路上得岭来，只见公路过山之处切割出一个深槽，真成了“山口”。路旁立有一个“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石碑，题为“万里长城”，如此含糊其辞，不明确交待什么时代，看来还是相当谨慎的。

走进这个深槽山口，立即有清凉的风从山那边吹过来，一种难以形容的舒爽掠过全身。向山下看，背阴的西侧山谷松林深密，与向阳的东侧山谷的稀疏草木形成鲜明对照。忽然想，当年侍从元帝北巡的文武官兵，走出这个又窄又长的山谷，费尽力气终于来到红沙梁山口时，大概也会有同样的凉风拂过汗涔涔的额头吧？当他们看到山口另一侧的黑松林时，也一定和我们此刻一样，感到一种如释重负般的愉悦。当然，路还很长，太阳也渐渐移到我们的头顶上，不过，即使对走远路的人来说，每涉过一条大河，每走出一个峡谷，每越过一个山口，都会有里程碑式的成就感来为你注入动力。

（三）明蒙的战与和

从红沙梁到龙门所的这一片河谷，就不是车部而是史部的驻牧之地了。作为明代后期宣府战区内最重要的属夷蒙古，车部和史部的汉文名称都来自这两部的首领。车部的首领是车达鸡，史部在降明以前的首领是史鸡儿。这两个人名的汉文译写使用了很不好的汉字，是那时汉人音译外语人名时的一种习惯（其实是华夏-汉文化的一个古老传统，比如古代的匈奴、鲜卑等等，铆着劲使用奴、卑一类字眼）。同时，汉语简化非汉语称谓时，习惯于取第一个音节，因为在汉语社会里人名的第一个字通常是姓氏。所以这两个人群就分别获得了史夷、车夷的正式汉语称谓。汉语又有“译音无定字”的传统，所以徐渭的诗里，又把车夷写为“扯夷”、“鸱夷”。

嘉靖四十年（1561）六月史部内附保塞。明朝的官方文件记史部降明之前诸事，也把该部首领的名字写作色振儿或者色镇儿。色振儿、色镇儿，都是史鸡儿（Siǰir?）的异译。汉语中的“史夷”一名，是直接从史鸡儿这个译法节略而来的。史部入明时史鸡儿已经死了，所以明代文献里记史部归附事就没有提到他，而只说了他的两个儿子史大官、史二官。大官、二官并不是这兄弟二人的蒙古语名字，显然只是明人对他们的称呼，因为他们都获得了明朝的官衔，还赏了官服，如史大官被赏“织金纻丝衣一袭，彩段二表里”（一袭就是上下各一件，二表里是衣料的面子和里子各两套），史二官没有得到织金纻丝衣，只被赏“彩段二表里”，大概两人的官衔有明显的高低差异。

史部父子所领“朵颜别部”投明以前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作为朵颜部的遗散部落在蓟辽北边活动，受土默特部扩张的逼迫，渐渐沿长城西迁，进入宣大战区的北边一线。第二个阶段，生活在宣大战区长城以北，土默特部控制区以南，也就是在明朝与蒙古本部之间的狭窄夹缝之内。在这个阶段，他们既不属于蒙古本部，亦即并未与土默特部建立附属关系（蒙古语把这种属部称为Albatu），也未臣属于明朝，政治上是独立的（这种人明朝称之为“流夷”），既可以南攻北袭以获取物资，也不得不防备来自明蒙两方的攻击。第三个阶段，随着蒙古本部在俺答汗时期的强盛发展，这些夹在明蒙之间的“朵颜别部”只好投附蒙古本部，成为土默特部的Albatu。进入这个阶段，蒙古本部派到这一地区统领各部的是俺答汗之子辛爱黄台吉（Sengge Qung Taiji），因而史部就成为辛爱黄台吉的属部。据说辛爱黄台吉对史部等朵颜别部非常严酷，贵族及普通部众的妻女稍有姿色者，都被他霸占，史部上下怨愤甚深。

因为无法忍受辛爱黄台吉的欺凌鱼肉，史大官、史二官决定率领所部叛投明朝。而在明朝一方，自从长城外的朵颜别部加入俺答汗蒙古本部以后，龙门所以北的缓冲地段直接变成了强敌势力，军事形势立即大为紧张。据《明实录》，自从史氏兄弟加入蒙古本部之后，辛爱黄台吉“因用为导以内攻，永宁、龙门之间颇被其害”（“攻”原误作“讧”，造成研究者错误断句），也就是说，这些“流夷”由于熟悉长城地带的地理形势，常常引导蒙古大军攻入长城，致使贴近北京的延庆等地都遭到攻击和破坏。因此，当接到史家兄弟所派使者表达降服之意时，宣府边将又惊又喜，将信将疑。他们要求史家兄弟杀几个辛爱黄台吉的人，以证明不是在使诈。史家兄弟于是杀了辛爱黄台吉派来监视史部的人员一百多人，率领部落尽众南入长城，驻牧于龙门所一带。从此，他们从俺答汗蒙古的Albatu变成了明朝的属夷。值得说明的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学者中，南京大学特木勒教授近年的几篇文章是最出色的。

从嘉靖四十年投附明朝，到隆庆四年（1570）明蒙和议，十年之间，史部在赤城、雕鹗和龙门所“荒田无垠”的河谷平原放牧，一方面得到明朝政府的抚赏（所谓“岁赏月米”），另一方面时不时加入明朝边军的对蒙战事，可以“捣巢赶马”，发一点战争财。特木勒教授说这是史部和其他属夷“春风得意的十年”。然而隆庆和议之后，史、车二部这样的属夷在军事上的作用大大下降，用以招抚边外蒙古的象征意义不复存在，而作为明朝财政负担的一面日益凸显，日子不那么好过了。可以肯定，长城地带的明朝属夷各部是不欢迎明蒙和议的，如果可能，他们会尽力破坏和议局面。事实上，就在和议刚刚达成之时，史大官就多次越界去蒙古本部“偷赶”马匹。蒙古那边“忍他不过”，报复性地回抢，结果被抢者不仅有属夷，还有边境汉人。蒙古方面为维护和议大局，特地把“误抢”的汉人及其牲畜送回。这就要求明朝方面约束属夷，不许他们再行“捣巢赶马”。为防止属夷骚扰北边破坏和平局面，明朝把他们进一步内迁，筑城建堡予以隔绝。

隆庆和议之后的二十年，是塞内属夷的生活境况越来越恶化的时期。在长城之内，史大官死，史二官成为史部首领。在长城之外，俺答汗死，黄台吉赶回呼和浩特继任顺义王，留下他的儿子安兔（又译作赶兔）担任宣府以北土默特别部的首领。比史部境况更糟的车部早已陆续有人脱离明朝控制，北奔安兔的控制区。到万历十八年（1590），史二官率所部男女两千余口出边，投奔安兔，且对追来询问原因的明将说：“我亡，以内地多耕种，吾无牧所也。”这当然不会是唯一的理由。明朝在调查这一事件之后也承认，史二官所说的长城内河谷地带因种田而造成牧场不足，以及拖欠月米等，“似是实情”。进一步调查显示，宣府边将为了保护自己的犯法家人，对“老而驯良”的史二官极为粗暴，甚至“捽其发而窘辱之”，随意杖杀包括部落贵族在内的史部部民。这是这样，史二官终于被逼上梁山，仓促北奔，从此成为一个国防威胁。明朝为了挽回颜面，逼迫蒙古方面交回史二官，甚至以断绝互市相威胁。更看重互市贸易的蒙古一方抓住史二官交给明朝，明人将他关押于宣府大营，至死未得自由。

史部部民中没有北奔的，加上北奔之后又南归的，还有一千多人。据明人的说法，多年之后，他们还“夷俗如故也”。其实他们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放牧之外，耕种在日常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他们越来越像是定居的农民。只是从表面看，史二官的子孙仍然是部落领袖，仍然活动于塞内河谷间，主要在我们这两天所走过的白河堡至龙门所一带。

（四）我第一次见到长在地里的花椰菜

从红沙梁一路下山，我们离开了有墨绿色松林和清凉微风的山坡，在河谷南岸的台地上，以及修路卡车扬起的尘土中，顶着烈日再走一个小时,到了小堡村一带。公路离村庄很远，看得见河对岸已经崩塌的堡子和快要崩塌的墩台。几天来第一次，我觉得双腿乏力，不得不坐在路边粗大的水泥管子上休息一下。这时已经快十二点了，饥饿感相当强烈，而阳光的暴晒又成倍地放大了疲劳。从地图上看，我们还得再走一小时，才能到有小卖部或饭馆的地方。于是把背包里的饼干坚果等物都拿出来吃掉，喝一大口水。看王抒脸上，汗水流过之处，有明显的泥土痕迹，想我自己的样子也差不多。

再往前走，河谷渐渐开阔，公路右侧是大片大片的菜地。这里属于赤城县百里蔬菜产业带。据说在这个南北纵贯的狭长河谷地带，共有八万亩蔬菜田，产品都卖到北京，我们日常吃的蔬菜，一定有来自这个区域的。看到地里灰绿色的菜叶子，一向自负“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我，竟然不知种的什么菜。恰好一群村民在地里干活，我走过去打算请教。一走近就看清那银灰色叶片所包裹的，就是我们熟悉的花椰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长在地里的花椰菜，原来绿色的西兰花和白色的花椰菜，都是包裹在这种菜叶子里长出来的。另一块地里，几个村民正在割圆白菜。这种圆白菜有足球大小，算是很大了。不过比起我几年前在土耳其东部农村见过的巨型圆白菜来，只能算是微型品种，那种圆白菜比过去常见的搪瓷洗脸盆还大一圈，极为壮观。

快一点时，我们走了两天的蒋京线（X405）终于到头了，汇入国道京环线（G112）。发源于红沙梁的自东向西流的小河，在此汇入自北向南流的白河支流。这意味着灰尘涨天的路段结束了，但也意味着我们接下来要与各种汽车共享公路了。转入国道，折而向北，再走几分钟，路边就有一片房屋，是加油站和餐馆，似乎还有旅馆。餐馆里四张桌子，只有靠墙的一桌坐着一个男子在喝酒。开餐馆的似是一对母女，妈妈在厨房忙碌，女儿招呼客人，两人都身穿浅绿色的围裙，围裙上画有联通的广告。厨房门口挂了半截的帘子，帘子上有张家口产的白酒广告，从帘下看厨房里面，妈妈正站在木桌前用菜刀切葱花。女儿看起来二十出头，清秀而利索。我们放下背包，到院子对过上厕所，然后到院子里打水洗手洗脸。薄膜般贴在脸上的灰尘一洗而去，有种浮出水面的轻松感。

我们先点了两瓶冰啤酒，再点一盘炒鸡蛋、一盘西红柿炒西兰花、一盘家常豆腐、两碗米饭。等菜的时候，开始喝啤酒。冰凉的啤酒入口进喉，一路上的灰尘和燥热立即消失了。一辆卡车开到门口，下来两个中年男人，坐我们旁边的一桌。我过去看这种满身汗渍、双手油黑、衣衫甚脏的人，常常在心底产生疑惑，不知道他们怎么能表现得那么轻松，一点也不在意的样子。现在我自己身上也好不到哪里去，一杯啤酒也能让我快意平生，似乎打开了我的理解力，使我感到他们很亲切。饭菜端上来了，我们立即专注地吃起来。的确是饿了。是不是早晨吃的面条，并不适合走远路呢？从巡检司村开始，我心里一直有点嘀咕。这时，邻桌的酒菜也端上来了，我听见其中一个和那个女孩子的对话：

“有地方休息么？”

“有呢，那边有客房呢。”

“这地儿，啥都没有，咋休息呀？能不能找俩女的？”

“有呢，院里有母狗呢。”

没说话的那个男人大笑起来。我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喝完了一瓶啤酒，王抒问要不要加一瓶，我没敢，怕喝得迷迷糊糊影响走路。看门外的碎石和沙土，以及远处一棵毫无精神的白杨树，就知道比刚才还要热。我把凳子搬到墙边，靠墙坐着，脱掉鞋子，双脚搭在另一只凳子上，闭眼休息。那两个男人仍然在大声说话，好像是关于上个星期修车的事，被修车铺骗了配件钱什么的。有那么一瞬间，我好像是睡着了，觉得自己正在路上走着，炽热的阳光穿透了墨镜，眼前一片白光。

（五）日本人类学先驱鸟居龙藏的蒙古调查

下午两点，我们从餐馆出来，沿公路向北走。正是最热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行道树，公路的水泥路面有烤透的气息。路西的河谷十分开阔，河道东侧全是菜田，种着花椰菜，大片大片的蓝灰色，田头堆放的菜叶发出腐烂的味道。当年这里应该就是史部属夷的牧场，只是不知道明朝边防将士及家人开垦田地时，是不是很早就占据了这个河谷，使得史部牧人无法继续放牧？天上飘着扯成长条的白云，在远处绿色山坡上洒下暗影。为什么我们头顶没有一团一团的云朵呢？这么愤愤不平地想着，一步一步往前走。

其实夏天是适合旅行的，除了气温高一点、阳光毒一点，一切都是好的，特别是满眼绿色，在别的季节简直不能想象。我读过近代日本人类学先驱、以探险和献身精神著称的鸟居龙藏的传记。他在1906年春从北京前往内蒙古的喀喇沁王府，那是四百多公里的路程，相当于我从北京走到正蓝旗的距离。虽然他搭乘王府派来的毡篷马车，并非一路步行，但那时的包铁车轮还没有胶皮轮套，道路坑坑洼洼，可以想见是多么颠簸摇晃。春天的冷风夹带着沙尘，连驴马都睁不开眼睛。除了天空，一路所见都是灰和黄，只有偶尔出现在山坡上的喇嘛庙装扮得五彩缤纷。靠近喀喇沁王府所在的王爷店时，一队蒙古妇女骑马来迎，骑在最前面绽开着笑容的，竟然是他那身穿蒙古服装的妻子，先他一个月而来的鸟居君子。鸟居龙藏这样描述喀喇沁王府：

喀喇沁王府位于阴山山脉中、英金河的支流西伯河畔，在众多蒙古王府中，这里的地势最高。古时候这一带有森林覆盖，松树很多，最近砍伐过度，树林减少了很多，但是现在还留下昔日是森林地的痕迹。比起其他王府，喀喇沁王府的建筑是最豪华的，前临河岸，两岸都有整排的树，后倚山丘，山上栖息着虎、鹿之类的野生动物。拨给我们夫妇的宿舍靠近围墙，墙外常有狼群出没，附近有石人石马。

鸟居龙藏到喀喇沁是搭了妻子的顺风车，因为王府聘请君子担任女学堂的教师。而君子之所以勇敢地应聘，是因为她深知丈夫早就盼望着去蒙古做人类学田野调查。鸟居龙藏在蒙古，名义上是到王府所办的崇正学堂兼任教师。在崇正学堂，他一方面教日语，另一方面学蒙古语，“教师与学生双方的语言能力突飞猛进”。教学之余，他和妻子一起练习骑马，踏查附近的史迹，采集石器时代的标本，还收集民谣和童谣，用他带来的计测器测定蒙古人的体制特征。从春间抵达到冬季大雪纷飞，他们没有离开过王府。年底时他给朋友写信，说起在蒙古的生活情形，感慨道：“我可能如愿永居于蒙古。下次回东京，我会尽量把所要的书及其他东西全部打包带回蒙古。我已觉悟，当蒙古人，过蒙古人的生活，这样做反而让我快乐。”

可是才过去一个多月，鸟居夫妇决定顶风冒寒南返北京，再赶到天津，从那里登船返回日本，因为君子已有八个月的身孕。这个决定看起来有些仓促，似乎是临时做出的，可能他们犹豫了很久，最终不敢在医疗条件那么差的地方冒险生产，宁愿忍受在寒冷中旅行。腊月间，坐着那样的毡篷马车，从喀喇沁翻山涉水（全是冰雪）到北京，这个旅行真是难以想象。五个多月后，他们抱着三个月大的女儿返回喀喇沁时，还是坐同样的马车，走同样的道路，不过见到的已经是温暖的夏日风光，青山绿水，花开满野。此后，他们以喀喇沁为基地，开始对蒙古进行大范围的调查，一直到1908年11月才举家返回日本。

比起鸟居那些早已过时的民族志调查材料（主要见于鸟居《蒙古旅行》一书），他妻子的笔记才是更有意思的田野记录。鸟居君子篇幅极大的蒙古田野笔记于1927年出版，题为《土俗学所见之蒙古》，长达一千一百六十页，“用浅易的笔法，详实而具体地记录研究生活”，被誉为“卓越的报道文学作品”。为该书作序的是当鸟居夫妇颠沛跋涉于蒙古时，正在北师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担任正教习的服部宇之吉。序文说：“夫人抱着才出生数月的婴儿，深入不毛之地，也许有人会讥为无谋之举，我却相信龙藏君的探险经验以及夫人忠于夫君、充满自信的性格，定能化险为夷。”鸟居君子记录他们1908年3月15日离开王府前往辽代旧都时，是这样写的：

篷车队从北门出县城，渡过英金河后往北走，前边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走了几十公里还看不到人烟，波浪形的沙丘如海浪般，一波波向车队涌来。

第一天晚上，他们借宿在刘家营子村一姓刘的富人家里，进了土围墙，君子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下了马车，刘家的人引她到厕所：

厕所的恶臭刺激了我的鼻子，很想吐。昏暗中定睛一看，身旁站着一头大牛。我大吃一惊，向周围环视，喔，这里，那里，都是牛，好像有四五十头。牛好像受了惊，一齐向我这边瞪眼。我从未遇见这么多牛，想到这些牛角一齐冲向我，一定没命，在暮色中我仓惶地逃出来。

这一年11月9日，鸟居夫妇回到北京，当他们走进据说是当时北京三家高级餐厅之一的东单扶桑馆时，受到柜台的冷遇。君子很快就明白了：

三年来我们生活在蒙古人中间，身心都已经变成蒙古人了。衣服又脏又破，头脸晒得黝黑，皮肤粗糙。很久没有照过镜子，我想我是满脸皆黑，只有两眼发出无精打采的光吧。

夫妇二人都喜欢在笔记里引用或创作俳句短歌之类。1908年4月23日，鸟居龙藏用了一整天时间调查辽上京，感慨系之，写下这样的笔记：

城内荒凉极了，只剩中心位置那两个高台。附近有石狮子、很多石柱础，以及散乱于各处的黄、绿瓦片，可以想见辽代皇帝的御座就在这里。想起日本俳句诗人芭蕉的著名俳句，感觉芭蕉的即兴诗境与古城的景象颇为一致：

夏草や つわものどもが 梦の迹

（这一片夏草啊，是阵亡士兵的梦痕）

我觉得最好的短歌还是鸟居君子写的。1906年初，君子比丈夫早一个月只身来到北京，然后坐马车前往喀喇沁。风雪之中，君子一方面思念家乡和亲人，另一方面强自振作，触景生情，吟出一首短歌：

はらちんの都は近し 故国远し

理想と共に朔风强し

（喀喇沁在近 / 故乡已远 / 强劲的朔风里 / 有理想作伴）

龙门所在近。当路边菜地里人多起来，远处绿树之上有一溜红瓦屋脊，右前方山坡上出现一座黄土墩台时，我知道龙门所已经不远了。这里是明朝北边的凸出部，那时候山上可能也有虎、鹿和群狼，正如清朝末年鸟居龙藏对喀喇沁的描述。

靠近镇子时，迎面得得得地过来一辆黑驴拉的板车，车上装着两袋化肥，赶车人侧身坐在车首，上身是污黄的白衬衣，头上扣着大草帽。与我们擦身而过时，他的眼睛藏在帽檐的暗影里，我却分明感觉到他深深的凝视。

（六）龙门所城只剩下几堵土墙

进入龙门所镇正好是下午四点，从早晨六点半出发到现在，不算在巡检司村休息和拐上国道后吃饭，我们走了整整八个小时。进镇后第一件事是找旅馆，东问西问，竟然一直找不到。看来镇子太小，交通又方便，需要在这里过夜的旅客是很少的。正在这时候，王抒接到潘隽的电话。第三天在岔道城时，她就说过要利用下一个周末赶过来，再次加入我们走两天。现在她让人开车送她，已经快到龙门所了，还说已经联系了一家旅馆。我们就在路边等她，不久白色的凌志车就到了。潘隽精神抖擞地跳出汽车，打开后备箱，让我们把背包放进去。我上车时，看到车里那么干净，而自己一身灰尘，犹豫了一下。汽车把我们带到镇子东北角公路边的一个小院里，是我们刚刚走过的，旁边的人并没有说这是一家旅馆。

这的确不能算是一家旅馆，只有两个房间，房间里各有四张单人床，其中三张没有床头护栏，拼在一起形成一个大床，靠着侧墙和后墙；有护栏的床靠窗横放；房中仅余的空地上有一把学校用的带写字板的座椅，椅子上放了一个塑料洗脸盆。床单、被罩和枕巾脏污油亮，一大队蚂蚁正在床上行军，床头还有一些虫子的尸体。顾不得那么多，先把背包放下、打开，拿出换洗衣服和毛巾，出来问老板在哪里洗澡。瘦瘦高高的老板大概六十出头，很腼腆的样子，领我到北厢房西头的水房，说热水器可能不好用，但凉水肯定有。我顾不得凉水热水，蹲在水泥地上，用一个塑料桶接水，凑凑合合赶紧洗了个澡。换了衣服出来，觉得一天的疲劳至少洗掉了一半。

这家旅馆收费很低，每人十五元。平时都是什么人来住呢？老板笑笑，只说，有人呢，有人呢。院子在国道西侧，路东就是田地。院子里有个花坛，种了西红柿、南瓜、茄子之类。花坛外面的地上，在砖缝之间，长着一株虞美人，花瓣红艳艳的。想起一路上时不时见到的禁毒标语，我问老板，这是虞美人呢，还是罂粟？老板还是笑笑，不是咱种的，他自己长的，就是个花嘛，咱也分不清。又说，野地里长得多了。跟老板又聊了一会儿，感觉他说话分寸感特好，就问他，你以前当过老师对不对？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没有回答。又问他，刚才进镇子后见路东一座高台上一群古建筑，是啥？龙王庙呗，他说。明代就有的龙王庙，现在还在那里呀。明人杨时宁所编《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的“龙门所图”里，在龙门所城的东侧，有一个大院子，标注“龙王庙”，就是今天国道东侧那一座。

龙门所是“龙门守御所”的简称。因为赤城西南还有一个重要驿站龙门镇，这个龙门所又被称为东龙门，或简称东庄。作为一座守备城，龙门所比长伸地那个堡子大好多倍，虽然城墙高度差不太多。长伸地堡的城墙周长一里二百七十六步，而龙门所的城墙周长是四里九十步。据明代《宣府镇志》，龙门所城有七座城楼、三座角楼、八座敌台楼，两个城门，南门名为敷化门，北门名为统政门。在守备城的南侧，还建有一座关城，城墙周长一里三十步，和长伸地堡相仿。正常情况下，这里驻有官军一千零六十五名，马、骡一百四十五匹（头）。这座较为重要的明代边城，到民国时期还基本保存了原有的规模和格局，然而近六七十年来，就像刮了一场历史龙卷风，一切都被荡为废墟。有意思的是，只有那些宗教建筑或遗址，能够稍稍抵御这场龙卷风，或能够较快从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龙门所城只剩下几堵土墙，而城东的龙王庙仍然香火兴旺，庙宇内外古树苍苍。

旅馆不提供餐饮服务，老板推荐我们去北边不远的一个餐馆。到了那里，屋里已有一桌客人。我们请餐馆老板给我们在院子里摆下桌椅，点了菜，坐下休息。院子正对田野和东山，山上的黄土墩台沐浴在黄昏的日光里。清风拂面，凉爽宜人，说起白天在尘土中的诸般难受，竟然忘记了那些具体细节。此刻的感受会改变记忆中的感受。饭菜上来了，什么都显得那么好吃。和老板聊天，问她为什么龙门所没有一个像样的旅馆。有啊，她说，塘子庙温泉那边有好多度假村呢。哪里哪里？塘子庙，不到十公里之外。洗过澡、吃饱饭的我们，开始在乎那家旅馆油脏的床铺和床上成队成群的蚂蚁了。如果温泉度假村可以开车把我们接去，明天早晨又可以开车把我们送回龙门所，那么今夜真是不妨住到那里去。我向王抒和潘隽提出这个想法，他们马上同意了。于是查到一个电话，打了过去。对方问我们需要多少房间，说是房子少了不提供接送。一听说要三间房，立即说，行，立马就来。

我们回到旅馆，跟老板说了这个变化，又是道歉又是感谢。潘隽给老板五十元钱，老板坚持不收，潘隽硬塞给他。这时天黑下来了。还没收拾好背包，度假村的汽车就到了，赶紧把晾晒的衣服卷成一团，直接上车。再过二十来分钟，就到塘子庙村了。原来真是有很多家温泉度假村，不过多数正在建设中，到处是建筑工地的感觉。我们联系的这一家称作“温泉宾馆”，是一栋二层小楼，紧靠着公路。每个房间的卫生间，砌了一个方形池子，那个样子让我想起家乡的猪圈，有热水管通向池子，客人就在里面洗温泉。宾馆服务人员来介绍温泉洗浴的操作程序，我说不必了，今天不洗了。

今天睡意来的特别早，拿起笔记本，只写得几行字，就关灯睡觉。明明听到有蚊子在耳边唱歌，还是心无旁骛地见周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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