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企业慈善：矛盾的“爱心”盛宴

在精准扶贫的号角声中，国家立法机构特颁布《慈善法》并启动“中华慈善日”以调动企业法人等社会力量来扶贫济困。在政策引导之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身于社会公益，将爱心贡献给需要帮助的困难人士和受灾群众。然而，随着慈善事业的迅猛发展，企业捐赠行为逐渐演变为一场充斥着矛盾的“爱心”盛宴，形成了中国式企业慈善捐赠的困局。

矛盾之一在于企业捐赠金额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明显，多者倾尽所有乃至裸捐，寡者一文不出并能自我辩护。为什么各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有高有低？谁在主导着企业的慈善捐赠活动？这不但是社会公众关心的焦点，更是企业关心的问题。对这个话题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企业在履行其社会责任背后的故事。具体到企业管理，高层团队领导行为具有较强的个性化色彩，而CEO是高层团队中最有影响力的决策者，其对慈善的认知对于企业捐赠有着明显的影响。

矛盾之二在于捐赠的目的存在扭曲，炒作动机和羊群行为明显。“只为炒作不为爱，爱心也能搞摊派。领导多捐我多捐，现场要有记者在”的打油诗，反映了部分捐赠者把“利己”动机作为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初衷，认为企业慈善捐赠行为是为了某种商业目的而有意识采取的理性行动。如果追溯慈善的本质，不难理解慈善应是在善心驱动下的善举，更多地源于同情心或恻隐之心而产生的无意识发生。这种“移情”的心理状态源自责任人亲身经历获得的道德情感体验。甚至可以说，只有源自道德情感体验的慈善活动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利他行为。

要破解中国式企业慈善的两个困局，需要我们思考如何鼓励源自善心的善举？在中国的商业领导模式中，企业高管在进行财务决策时也难免受到个性心理的影响，常常试图将自己的早期经历的特殊事件或教训在领导岗位上展现出来，即我们所说的领导风格。在众多的企业财务决策中，慈善捐赠行为也体现着高管个人生活模式和阅历的差异。因此，要引导慈善决策者的行为模式，首要的任务应当是剖析其心理特质。

成年个体的行为模式受到早期经历的直接影响，其中童年期是个体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形成的阶段。在童年经历中，衣食冷暖影响着个体素质的形成，导致成年行为的特殊性，甚至永久性生理和生物大脑的变化。从心理学来看，如果早期逆境使得个人的大脑发育和生理功能受到创伤，甚至可能会对个人的心智和行为产生长期影响。

时空双维之“苦”

中国企业高管的个体特质性心理形成过程普遍存在着时空两个维度的逆境：

如若将目光放在企业高管童年成长的空间维度之“苦”，自然人在成长阶段的性格形成依赖于家乡的发展程度，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种区域氛围会通过共同的历史、共同的经济活动、集体记忆和集体实践来影响精神特质和行为模式，包括影响到公司管理层对待企业和社会的态度。即使CEO自身的家庭条件不一定属于贫困状况，但通过周边环境的所见所闻，也会影响其心理和行为。不难理解出生于贫困地区的CEO更了解社会捐赠的重要意义，其任职的公司可能更主动地向社会履行相应责任。比如，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因家庭贫寒而在小学毕业后被迫辍学，艰难谋生中经常忍饥挨饿。贫困经历让曹德旺倍加同情那些需要帮扶和关怀的人们，其累计捐款近60亿元人民币于救灾、扶贫、助学等各方面。研究者们还做了下面这个有趣的尝试，即考察了同一家公司高管轮换事件前后的企业捐赠行为变化，发现如果公司从“来自非贫困地区CEO”变更为“来自贫困地区CEO”，则公司捐赠水平出现明显提升，反之则明显下降。

相比贫瘠的成长环境，短促而有力的创伤性历史事件同样能给幸存者带来不可磨灭的感知冲击，这种经历可以被称作时间维度之“苦”。在中国，1959年至1961年期间的三年自然灾害给同时代的人们烙上了永恒记忆，这种切身体验同样会诱发经历过该事件的人改变行为。研究者们考察了上市公司CEO在0岁-14岁之间的童年时期是否有过“大饥荒”时期的经历，结果发现童年经历过“大饥荒”的CEO任职公司有着更多的慈善捐赠，而且成长于安徽、重庆、四川等受灾严重地区的高管尤为如此。比如，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曾拍打着自己的手臂，坦言自己在三年困难时期“吃树皮草根，吃的人都浮肿了，他一手创办的万向慈善基金申明其特别之处——不要求资助对象具备“品学兼优”、“高考分数本科以上”等附带条件，“贫困”是唯一标准。由此，我们可推知，经历过极端逆境期的CEO往往更懂得物质匮乏的困顿，从而将心比心地对待其他处于困顿状态的人们。

灾难对“初心”的考验

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地震成为建国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大的自然灾难之一，震坏的不仅是灾区的经济建设成果，同样拷问了一批作为社会公民的上市企业。从媒体报端可以看到，一些平日标榜慈善的企业家偃旗息鼓，而一些莫不发生的企业家倾囊相助；有一批企业家不仅捐钱献物，而且组织人力亲赴灾区；另有一批企业家不仅象征性地捐助“九牛一毛”，而且面对公众的指责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公众在抒发愤怒的同时，也对自己的认知进步有了一丝庆幸。如若不是自然灾害等外生事件的冲击，部分企业的慈善面具还无法崩裂，继续扮演着慈眉善目的“狼外婆”。正是由于骤然发生的地震，促使上市公司慈善行为的差异能更为明显地表露。

对于形形色色的企业家行为，我们姑且认为其行为出自其认知。大地震所带来的骨肉分离之苦，对于不同经历的人势必具有不同的触感：对于那些有切肤之痛的自然人而言仿若打开了记忆的门锁，或将本能地促动其表达对他人的不幸遭遇的关心和支持的情感；而对于那些从未感触过困苦的人而言，感受不及有过类似遭遇的人。可以想见，这两种有着不同经历的自然人在面对自然灾害的冲击时，具有明显不同的“移情”能力和共鸣体验。

研究者们捕捉到这一个线索，通过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证明那些历经时空双维之“苦”的CEO所在企业在汶川地震发生之后施予了更多的社会慈善捐赠。

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万象集团掌门人鲁冠球决定提前一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四个一万工程”（长期资助10000名孤儿成长，10000名特困生读书，10000名残疾儿童生活，10000名孤老养老），并率先在四川、甘肃、陕西和重庆四个灾区启动。

再比如，太阳雨集团董事长徐建新先生自幼成长于农场，跟随父亲上山下乡，长大后常言：“那些经历让我有了公益的基因，看到困苦不去帮，我自己心里都过意不去”。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不到一周，徐建新不顾企业高管们的反对，毅然组织救援队，并携带数车物资奔赴四川灾区。

更进一步地，研究者利用上市公司的大样本，证明了CEO早期生活所见证的贫困环境有助于培养其对于受灾群众“移情”心理反应，感同身受地奉献自己的力量来帮助那些经历着困顿的人。

贫困经历之课：“待人哲学”与“正己哲学”

如果说人生是一个大课堂，困顿所教予人们的更多是待人正己的态度。从这个层面上看，贫困经历这一课应当隶属于哲学门类。我们所言的贫困经历CEO之慷慨，究竟是源于贫困经历所赋予的“移情”心理和“利他”动机，还是源于贫困经历所赋予的“做秀”能力和“利己”动机？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检验其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的行为差异。如果贫困CEO能够做到对别人慷慨而对自己节俭，那么我们认为贫困经历提升了他们的情操和修养，从而更为笃定地相信他们的慷慨之举源于“利他”而非“利己”。

研究者们设计了三类有趣的研究来验证这个问题：

其一，他们将目光聚焦于这些贫困高管掌舵的企业在职消费水平，发现其明显低于那些由非贫困高管领航的企业。比如，成长于战乱和贫困中的任正非就格外节俭，在创办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并担任总裁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依然保持着创业前艰苦朴素的传统。任正非数次被媒体报道在机场等候出租车、在员工食堂排队打饭、出差时和同行人员挤在一间套房中打地铺。然而，任正非对于慈善事业却从不吝啬，早在1997年就创办了“寒门学子基金”，他用这种克己复礼的实际行动告诉员工们“节俭最光荣”。通过大样本分析，研究者们更为确信贫困经历修炼了CEO高尚的社会责任感，其不但深刻地领悟了节俭智慧，而且能移情于需要帮助的群体并加以体恤和帮扶，可见其所在企业的慈善行为更具真正意义上的“利他”色彩，说明其能够做到对别人慷慨而对自己节俭。

其二，“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研究者们将目光聚焦于受过社会帮扶的高管。对于成长于贫困地区的CEO而言，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常为其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获取优质的高等教育过程中，离不开社会对贫困地区考生的政策帮扶和物质支持，因此其更有可能具备回报社会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研究者们发现这些受恩于社会的CEO捐赠水平更高，从而证明贫困经历将有助于提高其回报社会的情怀。

其三，研究者们关注到另类甄别贫困高管是“真情怀”还是“假惺惺”的细节，即检验了企业构建和政府政治关联动机是否在企业捐赠决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却没有侦测到相关线索，说明成长于贫困环境的CEO进行更多慈善捐赠并不完全是出于讨好政府以获得利好的动机。

聪明的读者看完上述结论不难发现，贫困经历之课教予高管的知识的确是富于正能量的“待人哲学”和“正己哲学”，而非虚与委蛇以谋求潜在利益的“厚黑学”。实际上，在企业大举慈善之旗时，完全不必计较“利己”还是“利他”。中国有句古话：“人在做，天在看”。只要坦然地履行社会责任并付诸“关爱”，不但可以因势利导地激发员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产生更多的同情心，而且可以水到渠成地收获赞誉和肯定，进而促成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双赢。

[文章具体论证过程载于《经济研究》（2016年12月刊），原题为：“高管贫困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