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人民的名义》圈粉二次元、王小波逝世二十年

《人民的名义》圈粉二次元

自3月28日开播起，主旋律反腐剧《人民的名义》即成为近年罕有的现象级神剧：“卖菜大妈都在谈；地铁上低头族在看；朋友圈都在刷”。这部被视作中国版《纸牌屋》的影片，不但广受好评，且鲜有受众年龄断层，其传播与接受却呈现出有待诠释的新生态，比如“90后”二次元式的热情拥抱。另一方面，影片文本亦内含丰富的向度，可参照同类“反腐”题材的脉络来理解。

大量文章通过数据分析的方式，呈现《人民的名义》在传统媒体、网络媒体以及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所掀起的空前热议。微信公号“海纳研究院”的《7000字深度还原<人民的名义>是怎么火起来的》一文指出，当编辑、记者一致力推“史上尺度最大反腐剧”作为卖点、并专注报道正面的角色时（比如英俊小生陆毅饰演的反贪局局长），“人民”（此处是指年轻观众）却自发地选择拥护更有争议的人物（比如“达康书记”、“育良书记”）作为“流量担当”。网友的高频关键词如此勾勒出最受欢迎的达康书记之形象：“一位表情丰富，实力很强的老戏骨，靠着双眼皮迅速走红，不仅圈粉了大批的迷妹，还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欢，其爆红甚至刺激了国家的GDP增长。”透过大量网络讨论，以及表情包的制作与扩散，达康书记成了史上第一位拥有粉丝后援会的“市委书记”。

如是来看《人民的名义》作为反腐剧的走红，不能忽略的便是当下网生一代所主导的影视市场境况。《三联生活周刊》的《比反腐更吸引90后的，是“达康书记的GDP”》等文章指出,《人民的名义》火遍全国，对长辈们而言是看剧中的反腐倡廉、权力斗争；对于深受二次元文化与粉丝文化影响的小年轻而言，则乐于跳过受教育的环节，将剧中人物解构为戏里戏外的鬼畜cp与表情包。一位原本不可能与二次元产生交集的“中国共产党的书记”，奇妙地突破次元壁，被赋予“萌系属性”，激发了年轻观众的人际传播欲望。而平日里“饭圈”（即喜欢某个明星或组合的粉丝团）追星的常用话术，被套用在各自喜欢的“老干部”们身上，引发了粉丝文化中常见的互怼与论战。

常规印象中严肃刻板的反腐剧，为何如今成了御宅族的菜？就此，微信公号“文艺九局”署名“嗨森铂·达康”的文章《<人民的名义>：达康书记圈粉指南》给出了分析。作者参照日本学者东浩纪的研究，指出《人民的名义》的多种炸点均符合二次元“小故事”与“设定”（亦即表面展现与资讯）的双层构造。御宅族的文化受到故事消费所支配。他们不再单独评价作品，而是以作品背后的资料库的优劣来评断。资料库会因使用者的读取方式而有不同的表现，一旦得到了“设定”，消费者便可由此创造出无数和原作不同的二次创作。

《人民的名义》为此提供了新的原材料。在东浩纪所谓“小故事”的层面，达康书记仅仅是一个一心只为GDP、没有生活乐趣、霸道甚至不讲规矩的领导。然而，在“90后”、“00后”的“设定”里，人物却可以跳脱原本的剧情，得以重新设定属性。比如，李达康追求GDP的发展主义意识，被网友解读为“一心只为GDP的单纯boy”；他为上司及下属“背锅”，成为令网友心疼的呆萌点；而其霸道态度，反而贴合了部分观者的玛丽苏心理机制。因此，“让我们共同守护达康书记的GDP”“别低头，GDP会掉；别流泪，祁同伟会笑”成了新玩法中的流行语。对于二次元受众来说，“官场”尽管是个相对陌生的世界，但却以游戏中打怪升级的模式被接受了。

过度强调正剧传播模式的年轻化，则可能忽略了《人民的名义》作为一部反腐剧（尤其是近年最具影响力的反腐剧）本身所具有的意义。若将《人民的名义》置入“反腐败”题材的大脉络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近些年来此一类的“主旋律”文艺作品一直相当火爆。微信公号“文艺批评”以《“反腐败”小说为什么这么火？》为题刊载了刘复生的相关研究（原文题为《“反腐”小说：触摸意识形态极限》），对于理解《人民的名义》所处的创作脉络有所启示。在刘复生看来，反腐小说及剧作的合法性取得，与中国政治进程中的反腐政策推进密切相关——这本身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其题材触及了当下人所共知的社会冲突，又满足了读者对于官场及社会黑幕的窥私欲，因而具有相当的大众性。尽管反腐小说在主旋律的“构架”上起到了维护现实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功能，犹如“一支招安后的江湖义军”；但相较其他题材的主旋律创作而言，仍具有异常丰富的批判性维度。

刘复生指出，当下的“反腐”叙事通常将“腐败”表述为一种生理学或病理学的隐喻，譬如“毒瘤”或“溃疡”。这种有关身体的想象，将“腐败”限制在“外科”或“皮肤科”所处的肌体表层，而非本质性的部分。“反腐”小说的意识形态使命，在于有限度地揭示“腐败”现象及其根源，并通过想象的方式切除“腐败”部分，以恢复完美的现实秩序。“反腐败”叙事通常为“腐败分子”赋予一种人性化的解释，比如私欲膨胀、人性为财富、权力所异化。唯有东窗事发之时，“腐败分子”方才意识到自我行为的非理性。通过将其解释为一种非理性的结果，作品不再究其深层的社会原因或体制性根源。因此叙事通常会在案情暴露后安排一个“腐败”分子忏悔的情节（比如感叹自己曾是一个干净的“农民的儿子”）。在具有超凡魅力和强力的英雄人物力挽狂澜之下，“反腐”取得胜利。这在叙事中通常被归结为“党领导下的反腐力量与民心的高度同一性，且以后者为绝对的主导，二者的重合使代表党的性质的反腐英雄获得了‘人民性’”，“反腐败”由此被再现为一场“党与人民一道戮力同心祛除自身的非本质部分的战斗”。

尽管《人民之名》的剧情设置并不完全符合刘复生对于“反腐”作品套路的分析，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然而，影片以“人民”之名展开的“反腐”叙事，显然处在主旋律叙事的逻辑之下。这种表述引发了观者对于影片中“人民”之位置的审思。土逗公社署名郑姿妍的文章《等待他们以“人民的名义”救赎，不如我们用“人民的力量”团结》指出，影片在处理大风厂事件涉及的官商勾结、劳资矛盾、涉黑组织横行等社会问题时，是以一次激烈的工人行动做引子：由于贪官污吏们将人民逼上绝路，廉政清官便可以“人民的名义”执法。然而，在“GDP”、“高速发展”的话语之下，在作为诸种社会力量相博弈、斗争的场域“法律”之中，占上风的往往是优势阶级而非工人。在执法与司法中，亦出现种种不作为、偏袒资方的现象。郑姿妍指出，除了依靠正直的“中央的化身”、以及来自政府的“健康力量”之外，工人维权与工人力量更应当得到强调。

王小波逝世二十年

2017年4月11日，是王小波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相较十周年祭时的热闹与喧嚣，今年来自媒体的纪念声音虽频唱频响，却微弱和凌乱得多。占据主流的仍是疑惑“我们是否仍是沉默的大多数”的老生常谈，王、李二人爱情絮语的集合，以及小波身为“浪漫圣手”的才情展示，未见太多新意。微信公号“海螺社区”重发了戴锦华写于1998年纪念王小波的经典文章《智者戏谑》；“小说月报”节刊了房伟的王小波传记《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中的一个章节。除却此类旧文念念不忘的沉重回响，今日的王小波忌辰，似乎顺了去年和菜头应景所写《忘记王小波》一文的题旨：“在二十多年前，王小波就已经用他文字上的恶作剧，达到了今天网络上‘虽然看不大懂你在说什么，但是先举报一下再说’的境界。二十多年过去了，王小波已经逝世19年，我们没有道理要继续停留在他曾经抵达过的地方。而且，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王小波经历的是《动物农庄》时代，而我们今天活在《美丽新世界》里。……王小波的有趣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王小波的对抗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无法不假思索地挪用王小波的“有趣”和“对抗”回应今日的处境，但却可以将王小波放回他所处的脉络，在打破神像后，再度理解他对于文学与历史的书写。孙郁刊于《北青艺评》的《王小波二十年祭》一文，从文学创造和美学思想的向度回望王小波的贡献。如果说王小波逝世后掀起的一波波阅读热潮多少是图书市场策划与媒体宣传的轰动效应，那么，今日王小波之著作仍旧常青则另有原因。孙郁认为，不读王小波，则难以体味到九十年代文坛的裂变过程。王小波具有表达的自觉，不同于阿城的明清官话，张承志的悲壮叙述，或是王朔的新式京白，他经由对傅雷、穆旦、王道乾之翻译语言的礼赞，抵达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词章，一种兼具中文特长与西语意象的现代意味的语言。加之数理逻辑、科学主义和反本质主义诗学交相辉映，催生了他的新的诗意表达。如同孙郁指出，王小波的作品始终身在高校图书馆借阅排行榜之前列，以他之作为题的硕博论文也日渐增多，“读者的目光是一支笔，已把他写到了民间版的文学史的深处。”

在笔者刊于《新京报书评》的《王小波逝世二十年：从反叛天才到“撩妹高手”》一文中，王小波逝世二十年的接受史得到了粗浅的梳理。由于王小波的“身后之名”，是在归类贴标式的接纳、认同明晰的追捧、及其后数不胜数的致敬之作中迎来的——这一定程度上淹没了王小波作品本身的独特与复杂性，也使其大众接受史倾向于被简化为1990年代以来“去历史化”叙事的典型表征。第一个十年里，人们先是惊呼一位过早陨落的天才，又忙不迭地为之附上“崇尚理性”、“自由主义分子”等近乎盖棺的封贴。自由主义与文化左翼，都争夺对王小波的诠释权。而在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消费转型下，王小波作为中产阶层自我标榜的“接头暗号”，已开始萌生。如果说，彼时“写杂文的王小波”要比“写小说的王小波”风头更健，那么近几年的接受史中，大放异彩的则是“写情书的王小波”。第二个十年里，王式幽默作为话语套路席卷中文世界，成了段子手的标配，王小波则变身成为新一代网友眼中的“金句小王子”与“撩妹高手”。对于新一代的青年读者而言，他们与王小波的“接头暗号”是分明的断裂，是顺应当下情境而不断重建的过程。在今天，若是以阅读严肃作家的方式重读王小波，那么他的知青小说、历史新编以及反乌托邦故事，仍将向读者开启敞向无限可能的历史大门。因为他的写作不但着魔地凝视并书写着具体的中国历史，也嬉戏于亘古恒今的权力轮盘之中；而他的反乌托邦不仅指向极权专制的过去，同样也指向技术专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