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从日记到莫扎特音乐的……纳粹文化专制史

“本书原本是来自第三帝国内部的一份反纳粹的文件”—— 弗里德里希·莱克《绝望者日记：纳粹德国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生活》（符金宇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12月）的介绍文字中的第一句话在开始的时候使我有点困惑，以为真的是什么“内部文件”，其实它是一位德国作家在纳粹时期的私人日记（1936-1945年作者死于集中营的前一个月）。编者Richard J. Evans在“后记”中说：在独裁统治下写这样的文字是有风险的，作者的朋友也警告过他有危险，但是“出于我内心的需要”，莱克写道，“我必须漠视警告，继续写我的日记，目的是写出一部纳粹时期的文化史”。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心的需要”使他能够无惧风险与现实中面临的危险？如何理解莱克说的“纳粹时期的文化史”？我认为这都是阅读这部日记时应该深入思考的关键点。

从“内心的需要”来说，莱克最痛苦的是他和许多德国人一样感到内心被撕裂——为了“国家好”，“我需要假装唱赞歌，为刽子手歌唱，为破坏条约的行为歌唱……是的，这简直就是厚颜无耻的要求，足以让人喘不过气来……”（114页）从他的一位朋友、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德国轰炸机飞行员的充满战争狂热情绪的来信中他看到了国家的无耻谎言与青年的盲从，因此他的结论是：“任何人现在都必须恨德国，……因为这样才是真正地爱德国。”（98页）他一再说：“如果一个人真心地爱德国，就必须去恨眼前的这个德国。”（57页）“我醒着时候恨你，在梦里同样恨你。我恨你破坏人的灵魂，破坏他们的生活。”（131页）

达豪集中营大门（莱克死于此）

另外，莱克对以冷漠纵容纳粹侵略行为的各国政府也充满了愤怒与仇恨，“我恨你们假装睡觉”（57页）。编者说：“这本日记之所以如此的非凡，是因为它猛烈地、公开地表达了对希特勒和纳粹的深刻仇恨。……莱克从一开始就不妥协地在几乎所有方面反对希特勒的独裁统治，这点与其他反对希特勒的人不一样……。”（246页）说“公开地”显然不对，但是私下的写作一点也不影响它的非凡：它的真正意义在于由强烈的“内心的需要”而推动，勇敢地把真实的“深刻仇恨”记录下来，并且相信这是一部必须写给未来的纳粹“文化史”。应该强调的是，作者把每天观察到的国民生活细节、不断感受到的和积累的政治恐惧与绝望、纳粹统治下社会心理的变化以及“纳粹以人民的名义所进行的各种滑稽表演”作为纳粹“文化史”而记录下来，这是对“文化史”最深刻的理解。因为它把某一时期人类生活中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状态与“文化史”紧密联系起来，它把政治与文化的关系看作是文化史的基本要素。

有过类似纳粹时期的精神恐惧经历的人都知道，在公开表达无疑不再可能的恐惧情境中，敢于坚持在私下记录下来已经是勇敢之举。而“从一开始就不妥协地在几乎所有方面反对希特勒的独裁统治”，这固然与其他也反对希特勒的人不一样，但更重要的是说明莱克对希特勒从来就不抱任何幻想。因为“纳粹刚夺取权力才几个月，莱克就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确实，第三帝国比魏玛共和国还要坏。莱克看到，纳粹是非理性的大规模爆发，他知道德国因此会遭受灾难”（247页）。莱克对历史的转折与变化有敏感的洞察力，而且他对保守主义的历史观与国家主义抱有高度的警惕性和清醒的批判性，并没有被1914年前俾斯麦和德皇统治下的所谓和平、繁荣、秩序、稳定所迷惑，而是指斥纳粹主义的根基就是德意志帝国领袖的傲慢、贪婪和不负责任。

由绝望而仇恨，由仇恨而咒骂，总是无法做到心如止水、麻木冷漠，这到底是沉默还是反抗？所有这些只能在黑暗中书写、放在铁皮盒子里埋在地下的文字，其实就是他为自己书写的墓志铭，那些因绝望而反抗和因反抗而绝望的内心独白是留给未来历史书写的证言。莱克在日记里对希特勒及其党徒说：“你忘记了思想产生于悲愤与孤独，思想的力量比你所有的折磨人的手段更加致命。”（131页）这是支撑莱克在内心反抗纳粹的精神力量。但是，这些独白并非只是主观的情感宣泄，而更多是对纳粹政治的观察、对公众在暴政下的心理变化的记录，以及对知识分子的良知如何在怯懦与勇敢之间存在与表现的深刻剖析。这些都是从“内心的需要”、“深刻仇恨”到纳粹“文化史”的真实意味。

说到纳粹与文化史，英国学者艾瑞克·莱维的《莫扎特与纳粹：第三帝国对一个文化偶像的歪曲滥用》（杨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以大量的期刊、日记、演讲稿等档案材料，再现了纳粹党人如何歪曲利用莫扎特音乐来为法西斯独裁政权和侵略战争服务的历史史实，正是艺术史家眼中的纳粹文化史。音乐在德国人的精神生活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位置，托马斯·曼曾经说过，如果浮士德是德意志灵魂的代表，那他必须精通音乐。因为抽象和神秘就是音乐，就是德意志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幸的是，也因为这样，音乐无法不被纳入纳粹党文化史的重头戏中。

该书第二章“德意志的莫扎特”论述了1933年纳粹上台后的头三个月德国音乐界遭遇的变化：在迫害和恐吓之下，一大批被认为“在政治上和种族上无法接受的”的音乐家失去工作、被迫离国；同时开始用纳粹意识形态重新改造和包装利用瓦格纳、贝多芬、巴赫、亨德尔等德国音乐大师。而对莫扎特的改造利用则是更为困难、复杂的事情——莫扎特音乐的欢欣、愉悦、优美与强调民族优越和铁血精神的法西斯主义怎么能被捆绑在一起呢？但是对纳粹党人来说，莫扎特巨大的文化资本不容放弃，需要把他塑造为一个坚定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需要以他的音乐鼓舞前线的士兵。

与二十世纪初期因莫扎特书信的出版而掀起的莫扎特民族主义论辩不同的是，纳粹党人赤裸裸地利用莫扎特的德国性来服务于他们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目的：破坏奥地利共和国的独立，为德国和奥地利最终的合并铺路。“在这方面，莫扎特的遗产被用作攻击奥地利人的文化宣传武器。”（27页）纳粹党人争夺与改造莫扎特的努力是全方位：破坏在奥地利举行的音乐节，改编莫扎特的音乐，从音乐学、文化学、人种学等领域全面重新阐释莫扎特的形象，举办以歌颂德国我中心的莫扎特音乐节和纪念活动，核心就是高扬莫扎特的德国性与民族主义精神。在这个纳粹文化史案例中，可见纳粹政治意识形态对艺术、对历史的随意扭曲与蹂躏是何等的无耻。

莫扎特

该书的两篇附录分别是纳粹头目巴尔杜尔·冯·席拉赫于1941年11月28日在维也纳的德意志帝国莫扎特音乐周开幕音乐会上的致辞和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于1941年12月4日在维也纳歌剧院发表的莫扎特逝世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演讲，是纳粹文化史上的重要文献。两篇演讲的共同之处是强调德国文化的优越性、莫扎特艺术对帝国事业的重要价值、艺术作为战斗的武器与政治和人民的关系、以艺术和人民的名义赞美莫扎特等等，但是在席拉赫的演讲中有一段更为具体地谈到纳粹党人的文艺观：一方面，“国家社会主义政府从它运作的第一天起，就追求系统性地扶持所有艺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从掌权起就开始了慷慨的文化工作。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府，包括我们之前的德国政府，曾像今天的德国领导者那样投入如此巨大的资源来培育我们的传统文化遗产和当代艺术创作。我们的革命带来大量精神方面的变化，音乐、诗歌和代表性艺术类别中，都出现一些现象，即以稳健的态度取代了艺术创造力的缺乏”；而在另一方面，“孕育出帝国的政治运动从未在其纲领中提出一种维系于党的艺术，因为这与它脱颖而出时所怀的理念相悖。每一件真正的艺术品都是因其自身而存在的，它怀着民族的使命。……一幅当代绘画的民族价值不在于画里有多少冲锋队队员；我们的政治运动所谓的民族诗歌，也不是以旗帜飞扬、军号响亮这样的夸夸其谈来弥补其情绪和形式方面的缺陷的诗。我们的音乐也是一样”（291-292页）。对艺术要培育、要管理，但既不公开声称艺术要“维系于党”，也不要求把艺术变成旗帜与军号，这就是德国纳粹党人的文艺工作方针。 

点击下方链接，阅读李公明的“一周书记”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