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重思“第三世界”？我们曾和阿拉伯兄弟休戚与共

“我看到了一幅惊心动魄的景象，除了公开演讲之外，广场上还有工人、学生们演出的各种活报剧。读者们像现场的北京人一样看到了被锁链压迫的阿拉伯人，举着鞭子的阿拉伯暴君，还有他们背后趾高气扬带着墨镜的美国军人；也看到了成千上万的北京人在灯火辉煌的大街上川流不息地走过，按照职业、企业和社区组成的代表团在距离天安门两百公尺的外国代表处示威。”

1958年7月14日，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所领导的“自由军官”发动军事政变，国王费萨尔二世、王储阿卜杜勒·伊拉在内的多位王室成员惨遭横死，伊拉克王国的骤然覆灭如一记惊雷，备受震动的美国和英国分别对黎巴嫩和约旦展开军事干预。而对彼时身处中国的著名法国纪录片导演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而言，他所感受到的是另一种震撼：在这个距离中东土地如此遥远的国家，五十万人民竟然聚集到一起，为素不相识的受压迫者发出愤怒的抗议——“美国军队从黎巴嫩滚出去！美国军队从朝鲜滚出去！美国军队从日本滚出去！美国军队从菲律宾滚出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

在朗兹曼的描述中，“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激情如浪潮一般席卷和激荡了每一个人。但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在或多或少地为运动的热浪所感染的同时，却免不了感到又一种陌生和隔阂：这几千公里外阿拉伯人，竟成了休戚与共的兄弟？

诸如“第三世界”、“亚非拉人民”、“美帝国主义”一类的政治话语渐行渐远，人们在走出革命年代的同时，也离开了一种整体政治生活方式。五六十年前的中国是如何想象他者并理解自身？4月17日，剑桥大学博士、英国埃克赛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助理教授殷之光在北京大学发表《我们的阿拉伯兄弟：第三世界国际主义与理解中国的方法》为题的讲演。

为什么谈论第三世界？对国际关系的想象照映对国家的理解

一个不得不首先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谈论第三世界？当“第三世界”及其话语体系早已成为被遗忘的故事之时，重思第三世界有何价值？

在殷之光看来，第三世界式的国际主义话语不仅展现了一套特殊的外交话语，它同样反映了中国在革命历史中认识世界、认识国家的特定方式；与此同时，这种国际主义想象广泛渗透到新中国的社会政治建设中，积极塑造了新中国人民的世界观和政治生活。

事实上，第三世界的被遗忘和陌生化，恰恰揭示了国际体系和国家想象的变迁对人们思想带来的影响。殷之光指出，当下对世界秩序的想象，典范性地体现为一种“蝙蝠侠”式救世主的想象：“就像蝙蝠侠所在的哥谭城，我们假想的世界是一个霍布斯式自然社会：没有一个好的政府或领导者，每个人都为了私利相互冲突。那谁来维护秩序？谁来保障和平？——蝙蝠侠出现了。“在这种叙事中，蝙蝠侠所面对的是不能自主的群氓（mob）而非自觉自为的人民（people）：后者是有身份认同和理想共识，并在劳动生产和社会改造中不断创造自己的政治主体，而前者则汲汲于私人利益而不能形成有效的规范和更大的联合。正如在一国之中，将自身置于险境却又无力突围的乌合之众渴望救世主的横空出世，当我们无法想象专注自身利益的国与国之间自主地达成任何扶持或联盟时，对某种“超国家”的期待应运而生：它将干预暴凌，扶持弱小并主张秩序。尽管人们对“世界警察”一次又一次失望，这种隐隐摇曳的期待却从未熄灭。

问题在于，这种边界分明的主权国家理解从来都不是、也不应该是唯一和的国家想象。有关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重新探讨，将使我们在走入另一种国家想象和国际关系解释的同时，对当下被视为理所当然者做出审慎思考。

第三世界的出现：从“两个帝国主义”说起

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坦桑尼亚政府代表团时首次把中国和亚非拉国家统称为“第三世界”，该概念此后在中国和亚非拉地区对外交往中普遍使用：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作为第二世界，除日本外的亚非拉地区为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外交政策从此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殷之光看来，尽管第三世界外交政策在七十年代后才逐渐崭露头角，但其所表达的国际主义思想早在建国前后已具雏形。他指出，抗战时期，当我们想象“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一部分”时，是站在反法西斯战争角度，将中国视为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但在抗战胜利之后，这种“中国”与“世界”的想象如何维持与承续？

从1946年开始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巴以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巴以问题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不仅仅在中国出现，它仍旧延续在世界的各个角落。1946年6月《人民日报》以《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支持以色列人民》为题开始报道并涉入巴以问题，殷之光认为，在这种“两方都支持”的立场背后，是1946年中国对反帝问题的新理解：“帝国主义变成了两个：一方是旧的英法殖民帝国主义，反帝的主要矛盾是反殖民，其在中东地区的表现形式是对阿拉伯人民独立的支持；而支持以色列独立，则是为反对新崛起的美帝国主义。”呈现在《人民日报》中有关帝国主义两重性的重要表述方式，与第三世界概念的形成一脉相关：“60年代毛泽东两个中间地带的阐述，恰恰是从中国共产党革命过程中，对中东地区反帝斗争的理解里产生——第三世界的概念是怎么起来的？夹在美苏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的中间地带，而中间地带中还包含老的一代欧日国家，除此之外的亚非拉地区则构成了第三世界。倘若不关注40年代的国际局势，我们很难想象为何会出现‘两个帝国主义’来。”

在此意义上，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话语所反映的，是抗战以来这片土地认识国家和认识世界独特方式的持续和发展。其特点如何？殷之光强调，第三世界展现了对民族解放的独特理解：在上述国际主义视角中，民族独立所倡导的，并非依靠分立自决而建立一个界限明晰的主权国家，而是追求世界民族的大团结和反帝反封建的共同事业。这恰恰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新现实主义的国家想象方式：第三世界与其它世界的对立并非单纯国家利益的冲突，当我们呼求第三世界团结奋斗以推倒第一世界霸权时，这种“推倒”乃是试图整体地改革政治结构，并寻求一种共同发展的平等可能。

在第三世界想象之下：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

然而第三世界想象从未仅仅是“想象”：它确切地参与到新中国的政治建设和社会改造中，积极地塑造了新中国人民的自我认同与生产实践。

话题回到文首的1958年天安门50万人集会：当我们同时注意到1958年在国内轰轰烈烈开展的“大跃进”之时，人民生活和国际主义的紧密关联将更为明晰。紧随着集会，21日，《人民日报》分别出现《增强和平力量打击侵略者 上海工人加紧生产提前完成中东订货》、《北京钢厂工人以每天多炼一炉多钢的实际行动来声援中东人民》、《拿起文艺武器作战 广州文艺界声援阿拉伯人民》等报道。多炼一炉多钢和声援中东人民有何实际联系？在殷之光看来，这恰恰反映了第三世界国际主义思想是如何联接“生产”与“改造世界”的活动，并借由《人民日报》为主的宣传机构的作用，让每一个人参与到政治生活中。

除却大跃进带来的灾难不谈，在此意义上，大跃进并非单纯的生产运动或经济运动：当一个炼钢工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劳动不仅仅是为了自身温饱时，当一个农村生产合作社将自己多施一亩肥的行为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时，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阶级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换言之，是人民发现自我并创造自我的过程：他们有了共识性的政治觉悟，开始对自身生产与实践进行有意识的反思。而推动并促进这个自我创造过程的是传播——街头的游行人潮，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的迅速报道，共同创造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提出的“共时感”：无穷远处，无数人均与自身相连。

延伸：中国和中东，想象和现实

殷之光对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关注，与其对国家概念和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之重视紧密相关。而这种对国际秩序的“想象”本身，则引起了与会学者新的联想和疑问。

首先被给予关注的，是中国和中东的双向关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锁劳副教授将这种双向性思考具体化在一个“兄弟”问题中：到底是我们先称呼阿拉伯人为兄弟，还是阿拉伯人先称呼中国人为兄弟？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次中共与阿拉伯人的亲密接触是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而在同时期，中国和伊拉克已经以反帝为基础建立了互称“兄弟”的亲密关系，但同样是在阿拉伯地区，作为纳赛尔革命反封建对象的沙特王国不会将中国视为“兄弟”。因此，并非所有阿拉伯国家都称我们为兄弟，而中国也并非将所有阿拉伯人都视为兄弟，暗含在“兄弟”之下这种双向的、然而不一定对称的关系的起源和变化，同样能够成为值得投入的课题。

而以六七十年代中国和阿曼关系的变化为例，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助理教授廉超群所思考的，是这样一种反帝反殖民主义式的想象落地时会遇到的问题：在中国和中东确切接触后，这种想象会转变为一种怎样的现实？会为想象带来怎样的变化？事实上，这种国际主义叙事并非中国所独有，以阿拉伯世界各种意识形态为例，无论是纳赛尔主义，还是卡扎菲所直接实践的社会主义，乃至当下的伊斯兰主义，其中都包含普世性、革命性、反帝反殖民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在遭遇现实政治时，想象与现实的矛盾却日益浮现。在他看来，特定国际主义想象的落地过程及其现实影响，正是我们需要反思和探讨的环节。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维佳指出，第三世界国际主义思想下中国群众动员的运作方式同样可以成为进一步探讨的话题。这种动员依赖何种传播机制，凭借何种传播动力？而第三世界话语的淡出则使我们进一步追问：这样一种动员为何消失了？

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则从内外关系角度，将古代的内外问题到如今国际体系想象的变化作一历史梳理。具体到20世纪革命年代，他指出，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兴起，可看作中国试图打破此前诞生于维也纳体系中由欧洲列强所主导的三个等级划分，并构建一个更为平等的国际秩序的努力。从古典儒家的“五服”思想，到晚清时期以康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融入维也纳体系的诉求，再到革命年代对维也纳体系的反叛和第三世界理念的诞生，乃至冷战后新现实主义国际想象的形成，在章永乐看来，通过追溯内外关系下漫长的中国本土的叙述操作，这一课题将有更大扩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