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郑召利：《朗读者》为什么会火？

近期，央视的《朗读者》节目非常火热，线下的“朗读亭”所到之处也排起了长队。对于每个国人而言，朗读似乎是一件深埋童年记忆中的故事。小学时在课堂上跟着语文老师字句朗读，随着年岁增长，慢慢地不再会把优美词句读出声来。看到《朗读者》仿佛又点亮了脑海中十分遥远、感性的关于朗读的热情。

如果把朗读作为人生长久的爱好是什么样的感受？对于这个问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郑召利教授极具发言权。40年前，他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由于从小的环境熏陶，他一直热爱朗诵，直到今天，他和朋友们还有一个微信诵读群，时常在群里分享交流。他曾在康桥上朗诵徐志摩的那首著名的诗篇《再别康桥》，在复旦大学的一二九歌会上朗诵。当这个4月，“朗读亭”来到复旦大学的时候，学生们自然就想到了郑教授。

在郑召利看来，朗诵过程中，最美好的经历是什么？到底是朗诵的内容重要还是表演感重要？朗诵和朗读又有什么区别？在康桥上朗诵《再别康桥》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世界阅读日到来之际，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朗诵与朗读的问题专访郑召利教授。

上海图书馆门前的朗读亭

澎湃新闻：您能给我们回忆下，您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朗诵经历吗？

郑召利：我们上小学的时候通常都会朗读课文，当时很普遍。人们说“朗朗的读书声”，真是这样，你只要路过一所学校，很远就能听到读书的声音。我们不单纯是朗读，更多的是背诵。那个年代，背毛主席语录，比如“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最多，厉害的同学能背诵全篇。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在初中的时候，课文里也有很多适合背诵、朗读的内容，我记忆较深的是高尔基的《海燕》，还有一些古文，比如《三国志》里的《隆中对》，都要全篇背诵。当时还有一些样板戏的内容。老师会组织我们分饰戏中的角色。不过，那时更多的阅读还是默读。

在小学、中学的时候集体朗读很多，老师会点某一位同学说“你给我读这一段”。在家里，家长也会让我们用朗读的方式读读报纸。参加工作后，政治学习时读报纸、读文件，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

大学的时候我们也朗读，清晨在校园读英文，现在想想，真是一道风景线。有时候还会跟着广播读，学校广播会放《英语九百句》。学校的文艺演出，朗诵节目也是必不可少。

澎湃新闻：有一种说法提到1980年代是诗歌的年代，你们当时除了英文课文，还会朗诵很多诗吧？老师们会加入朗诵活动吗？

郑召利：19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富有激情的年代，诗歌在年轻人的生活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当时的朦胧诗对青年学生影响特别大，所以经常有各种诗会，有人写诗，有人读诗。最早我们读的都是北岛、食指、舒婷……当时的诗歌跟以前不一样，抒发个人情感的诗歌多起来了。

澎湃新闻：那时候你最爱朗诵谁的作品？

郑召利：我朗读最多的一些诗，被称为朦胧诗，多少年下来，都没有断过，像《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有次我听到孙道临先生在第四届文代会上朗诵这首诗，特别震撼。后来只要有活动，我们都会朗诵这首诗。当时的女同学爱朗诵《致橡树》，还有徐志摩、戴望舒的诗，因为这首诗不仅写得好，还特别适合朗诵，特别是《再别康桥》。有一年暑假，我到英国，去剑桥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心愿，就想在康河上朗诵《再别康桥》，真的实现了。虽然康桥不是一座，有很多座，但是康河就那么一条。我站在桥上看着清澈的河水、水中的青草和河中划着的小船，情不自禁地朗诵《再别康桥》，美妙极了。

郑召利

澎湃新闻：您有看《朗读者》吗？您觉得为什么《朗读者》这样的节目会在这个时代火热？

郑召利：上个世纪80年代充满着理想主义，当时作为一个大学生肯定要有几本朦胧诗集拿着，理工科也是这样，读诗、写诗是一种普遍现象。今天的时代条件不一样，特别是经过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浪潮，社会更加功利化，理想主义的色彩不那么鲜艳。所以，现在朗读节目为什么“火”，一方面有媒体推动，另一方面，这是当前社会在经历浮躁后，人们萌动着向内心回归、抒发自我的情感。人们开始追求慢生活，需要慢慢欣赏和品味。书籍中那些优美的文字通过朗读的形式呈现出来，把文字转换成声音，把歌颂人间真善美的作品，读给自己的父母、朋友，读给那些曾经感动过、帮助过我们的人，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我没有完全看这个节目，看了几期，觉得非常精致，不仅仅是朗读，还有朗读者的故事，像斯琴高娃朗读的《写给母亲》，触动了听众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不仅有电视传播，还借助新媒体渠道，朋友圈里转发的人特别多。

斯琴高娃朗读贾平凹的《写给母亲》

澎湃新闻：您觉得在舞台上的朗读，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作品还是作品背后的故事，还是演绎的形式？您觉得什么作品适合朗读？

郑召利：我觉得都有吧。表演艺术家的朗读特别有感染性和艺术性，他们有艺术造诣，更有丰富的人生。即使是普通人，只要有感人的故事，朴实的朗读，也特别感人。

我觉得朗读首先要选择好的内容。一般来说，适合朗读的是优美的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有一些作品可能不太适合朗读，只适合默读。朗读跟朗诵不同，朗读是大声地读，朗诵是绘声绘色的艺术，如果在公众面前朗诵，要求相对高许多。朗诵讲究音质、音色，讲究声情并茂，抑扬顿挫，还要有表情、眼神、肢体动作，增强感染力。但是朗读就不需要那么多，朗读更加平实。其实，好的朗读就是朗诵。很多时候，朗读是给自己听的。好的声音，不管朗诵还是朗读，是自然流露，不要做作。

好的作品最好能把它背诵下来，对自己终身受益。也许小时候背诵的东西当时不完全理解，没关系，好多诗文需要长时间甚至一辈子慢慢去消化它，不同情境会有不同的领悟。叶嘉莹先生讲，学习和背诵中国古代诗词，不能太功利，诗里很多东西慢慢琢磨是有道理的，尤其是那些经典作品，里面包含着丰富的情感和哲理。真要问它有什么作用？当你遇到人生大事了，其中的人文精神会成为你的支撑和心灵的慰藉。用叶嘉莹先生的话说，就是为了让你的精神不死。

澎湃新闻：您说有些作品不太适合朗读，如果放到您专业领域来看呢？在您的哲学学习过程中，哪些文章字句适合朗读，哪些不行？

郑召利：一般我们不会拿一本哲学著作去朗诵。平时我自己读书有个体会，看书觉得沉闷了，就在心中默读，提高注意力，或者发现精彩内容，就会自己念给自己听。在哲学专业领域，也有许多文本适合朗读或者朗诵，像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这是一篇政治宣言，是战斗的檄文，翻译过来的文字也非常优美。曾经，我跟哲学学院的几位同学在学校的演出活动中，专门朗诵了《共产党宣言》。我们不是朗诵全篇，只选择了几个片段。从“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开始，再到最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经过艺术加工，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不会选择那些深奥难懂的哲学著作来朗诵。

澎湃新闻：听说在课上，您会给学生朗读，您的这个习惯持续了多久？平时上课就会给学生读吗？

郑召利：这个习惯有三四年了。第一次是在我们的继续教育课堂上，快讲完课时，就朗读了一篇题为“慢慢的才知道”的诗歌。当时，所有的学生聚精会神，被这首诗、被我的朗读打动了。

平时上课我一般很少给学生朗读，只有在学期要结束的时候，讲到人生哲学问题时，可能会朗读合适的诗歌，作为全部课程的结束。比如，有一次我给学生朗读北岛的《我和这个世界不熟》。我问，大家想不想听？大家肯定想听，我说好，你们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因为我之前没有把它做成PPT，我也是存在手机里。我再问同学，要不要我们配点音乐？他们说要，我就把手机里的音乐打开。我说声音大吗？他们说不太大，我说没关系，我带音响了，然后我把音响一放，情绪转换一下，就开始读。但是，我也得看同学的情绪，情绪好了我读，情绪不好就算了，结束吧。我常说，诗与哲学相通，好的诗一定包含深刻哲理，哲学也在诗中找到了最美的表达。

澎湃新闻：您自己平时朗读去琢磨咬字、吐音等方面的技巧吗？

郑召利：好的朗读，一定要仔细琢磨，“字正腔圆，吐字归音”。朗读的发音、音调、节奏都必须注意，平时多练习。在朗读前，都会认真揣摩作品的内容、背景，定基调，断句，有时要标注重音，琢磨轻重缓急。

澎湃新闻：现在一些学生、孩子“富有激情”地去朗读诗歌，很有可能孩子其实不能理解诗歌的意思，但是表演又非常夸张，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郑召利：孩子去读诗，一定要根据孩子的特点，这和老师家长的引导有很大关系。刚才我说过，朗读也好，朗诵也罢，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真情流露，不要做作。我也有听过孩子们读经，读《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我觉得挺好的。有的采用的是古人吟诵的方式，也非常好。其实，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就是不要做作，那些摇头晃脑、假模假式的最让人不舒服。老师和家长多鼓励孩子参加这些活动，非常有益，是一种锻炼。但是，要少一点功利之心，让兴趣爱好变得纯粹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