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科场药方：《輶轩语》如何成了功名路上的实用指南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晚清士大夫反复征引的古训，作为变通政体和治体的依据。咸同以降，随着皇权旁落与事权下移，督抚与学政在应对内忧外患的时局时，通过变通权限与职能，成为“同光中兴”的重要支柱。他们在兴学育才方面发挥的作用尤其突出。

通过编纂与刊刻书籍来引导各地文风与学风已是清前期学政校士衡文之外行使职责的辅助方式之一。不过，当时学政编纂的书籍主要是经史等著述，如清初浙江学政谷应泰所撰《明史纪事本末》、清中期安徽学政朱筠组织校勘印行《说文解字》、浙江学政阮元督率士子编纂《经籍籑诂》等，很少编纂刊刻有关学政行使职责的“公牍”。

到了晚清，各省学政相继编纂与刊刻一系列有关学政履行职能与实施政令的“公牍”，并且广为流传，反映了学政因应变局、延伸学政职能的尝试与努力。若论刊刻之早，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尤以《輶轩语》为代表，且直接影响到此后同类“公牍”的相继问世。

《輶轩语》与《书目答问》均由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内组织编纂与刊刻，对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影响深远。刊刻之初，张之洞致函京师密友，告以任上编纂两书，其中《书目答问》“可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而《輶轩语》“真是告示、公牍一例物事”。可是，学界长期以来着重关注两书在学术文化方面的成就，将张之洞当年的自评视为谦辞，较少深入探讨两书关系学政“职司所在”的深意，以及所谓“公牍”的实际内涵。

张之洞为何编纂《輶轩语》？

事实上，《輶轩语》等一系列学政公牍的编纂体现了晚清学政整顿文教秩序与政令的努力。

在太平天国运动及其他反清运动的冲击下，原本徒具形式的府州县学校与政令秩序濒临崩溃。如前一章所述，当时各省学校至少存在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1）学额泛滥，应考童生相对减少。（2）学校设施毁坏严重，藏书流失，在学士子流离失所，缺乏正常的教导与考课。（3）战乱中各地学校政令分歧，作为政令实施依据的《学政全书》久未续修。以上问题虽经各省学政奏请朝廷饬令相关官员议奏解决，但是礼部迟迟没有编纂完成新的《学政全书》，而各省处于乱后恢复阶段，限于经费与人力，学校设施的恢复缓慢。

在这种形势下，学政沿续承平之世行使职责的方式显然已经无法适应晚清的文教秩序。即使如此，朝廷并没有主动进行改革，学政仍必须按照定制奔波于考试，无暇和无权直接干预整顿各地学校秩序。面对朝廷在制度调整上的滞后情形，部分学政积极反省自身职能形式，针对当时的学校流弊做出一些变通。学政职能的变通方式之一便是编纂与刊刻学政公牍，弥补当时朝廷政令与既有学政职能的不足。

由于张之洞的学术卓识以及把握现实问题的政治能力，他在学政任上编纂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两书不仅适应了晚清重建文教秩序的需求，而且得到其他学政与士林的赞许与推广，从而使学政职能实现了从考校士子到教导士子的重要转变。

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不久，张之洞先后两次出任学政。先于同治六年出任湖北学政，三年后任满交卸；后又于十二年出任四川学政，直至光绪二年。同光时期担任学政的经历，使张之洞对战乱后学校弊端与学政职能的局限有着很深的了解。

对于此前学政以衡文为主的职能形式，他早在湖北学政任上就认为“学政一官，不仅在衡校一日之短长，而在培养平日之根柢，不仅以提倡文学为事，而当以砥砺名节为先”。张之洞进而将立意落实在学政任的作为得到了时人的肯定。曾国藩致函许振祎称：“往时祁文端、张海门视学吾乡，最得士心，近张香涛在湖北亦惬众望，三人者皆宏奖士类，津津乐道。”

至移轩巴蜀，张之洞上奏道：“查四川省分人文素优，惟棚数较他省为多，弊端亦较他省为甚。至军兴以还，学额日广，品行实学尤须极力讲求。臣惟有首励以廉耻，次勉以读有用之书。”不愿仅仅以考校文章为职责。

光绪元年，张之洞将四川各属考棚岁考一遍，对四川学校弊端与士子读书情形有了充分的把握。

第一，四川考棚数量较多。张之洞巡历考试时，“终日劳烦，甚于在楚时数倍。非不欲少自摄养撙节，无如事繁道远弊多，非如此振刷，竟不能料理妥当”。由于乾隆年间四川考棚数量增加较多，“以后生童益多，试事益繁，棚数益多，道远日促，流毒无穷。若非学臣鞠躬尽瘁，则惟有草率敷衍而已。此四川试事所以坏、弊窦所以多”。

第二，各地学校“贽弊”严重。战乱以后，各省府州县学在运作上已是弊窦丛生。令张之洞触目惊心的还有“新生复试计较束脩一事”。当时四川学校的风气，新进生员入学拜师需要缴纳丰厚的贽礼，“常有一朝进学，毁家大半，负债终身”，即使是孤寒士子也被索取束脩，时称“贽弊”。若新生没有缴纳贽礼给教官，往往不被送入参加复试，耽误试期与前程。据张之洞观察，四川学校贽弊累年相积，已成痼疾。他在任内“严檄督催，苦口晓谕”，教官迫于功令，“自是依期送复无迟误者”。

第三，学校教官仅以掌生员簿册为己任，不足以考课、教导与约束士子。清代府州县学教官职微薪薄，得人甚少。虽然朝廷从清初就强调整饬各直省府州县学的教官，但到清末都未见成效。无怪于道光年间有御史奏请“教职一官向属闲曹，于岁科两试外，毫无所事”，请添其职任。但反对者以教官多老而迂腐，难以胜任为由拒绝。今人研究证实，清朝各府州县学的教官虽于教育之责甚重，却“往往位卑职微、年迈力衰，处于边缘地位，地方大吏亦往往视为无关紧要之职位而加以优容。……而这种权轻责重的矛盾使得教官难以切实履行职责，既不能教导生员之责，又罕有管理约束管理生员之实”。

第四，士子读书问学不知门径。张之洞巡考各属时，“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经历蓝朝鼎、李永和战火，四川学校藏书往往荡然无存。尽管朝廷下令各省督抚设立官书局，刊刻流传经史书籍，但只有东南各省陆续举办，四川并没有设局刊书。所以，士子好学者不仅不知读书门径，而且难觅足本经史书籍。

第五，由于朝廷颁发各学校关于科举、学政政令书籍的流失，士子应试往往不知考试文体的体例与磨勘、避讳等具体内容，导致应试文章干犯禁令，无法考中。换而言之，该省士子的文风相对而言比较衰弱。

张之洞认为以上学校流弊均非学政通过岁科两试的途径能够解决，必须另谋其他方式。由于光绪二年要举行乡试恩科，张之洞巡考四川各考棚一遍后，于光绪元年七月回省城录遗（是科因顺天学政钱宝廉奏请随棚录遗，所以张之洞省城录遗的事情骤简），循例歇夏，至九月再出省按试。在这段时间里，他在缪荃孙等人的协助下，针对四川学校弊端与士子读书问学的疑难一一进行回应，完成《輶轩语》及《书目答问》两书的基本内容。

实际上，张之洞在四川注意到的学校流弊不独是四川一省的现象，应是晚清各省学校的共同问题，只是程度略有不同罢了。正因如此，《輶轩语》与《书目答问》以书卷代教导的形式，指点士子如何砥砺言行、问学与考试，不仅适应了四川学校与士子的需要，而且得到晚清士林的广泛推崇，也被其他许多学政模仿借鉴，甚至直接刊刻传播，成为晚清延伸朝廷考试政令与学政职能的重要载体。

《輶轩语》为何备受士子欢迎？

如果将《輶轩语》的书名还原为最初命名，便可直接反映出该书作为学政“公牍、告示”的真实内涵。张之洞本打算把该“公牍”直接命名为“发落语”“或病其质”，遂取汉代扬雄“輶轩使者绝代语”的意思，定名为《輶轩语》。

“发落”是指学政职责的一个制度环节。定例，学政巡历各府州举行岁科两试，“按试毕，集诸生于堂，行赏罚，申以董戒，名曰发落”。这原本是各省学政直接面对士子申饬士习、讲论文章优劣的最佳时机，也是学政教导士子的主要形式。然而，学政忙于奔波，在各考棚举行发落的时间都比较短暂，无法将学风士习的重要问题一一详尽论说。而各属生员众多，“到者不能共闻，闻者不能悉记”，所闻所记无法直接融入学行当中。加上各省学校在战乱中毁坏严重，既往的书籍文卷往往荡然无存，士子既失去揣摩研习的读本，也缺乏指示言行的依据。所以，张之洞以两任学政的经验变通“发落”方式，“举当为诸生言者，条分约说，笔之于书，以代喉舌”，编纂“发落语”一册，用于整顿学风士习。

顾名思义，“发落语”是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用以整饬士子文风与士习的“公牍”。该书分三部分，上篇语行，中篇语学，下篇语文，将读书人的言行、问学与考试等主要内容全部涵盖。这三篇所教对象主要还是中人以下的士子，又以“中人以下，及乡塾童蒙”不能领会前三篇所述内容，别列学究语24条、敬避字和科举考试的磨勘条例等切于实际考试的技术性指示，以教导“初学者”。

在开篇“语行”中，张之洞首先申明“教条学规”。咸同以后，士习浇漓，学政尤其要将现实中需要重申的学规加以引申饬谕。所以“语行”中的各条学规尤其切于咸同以后的“世风”以及四川省士习，包括德行谨厚、人品高峻、砥砺气节、出门求师、讲求经济、习尚俭朴、读书期于有成及十条戒规。其中，以“德行谨厚”为要。张之洞特地指出：“近今风俗人心，日益浇薄。厚之一字，尤宜加意。”至于十条戒规，有学者指出，从“戒早开笔为文”直到“戒洋烟”等，“已使人感到由四川到全国，士林普遍存在的恶劣风气何等严重”。“德行谨厚”等七条，“虽属肯定命题，其解释所用的‘不’字之多，更令人感到所谓‘同治中兴’的外观，掩盖着官绅社会的肮脏程度，真如清末谴责小说的描绘”。

张之洞向来主张学政衡文“不仅以提倡文学为事，而当以砥砺名节为先”。清代学校本以《卧碑文》和《圣谕广训》作为士子言行的基本规范，却在嘉道以后形同具文。当战火毁掉许多学宫及文卷册籍之后，连“具文”都难以寻觅。况且，时过境迁，《卧碑文》和《圣谕广训》固然包含了士子应遵守的“宏纲要领”，但在乱世中更需要能够直指士习凋敝的训令戒条。而自咸同“军兴以还，学额日广，品行实学尤须极力讲”。学政应首先朂士子以廉耻，其次劝勉读有用之书。《輶轩语》首篇“语行”的立意当在于此。

申饬条规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士习士风，必须从根本上使士子读书明习见性，深潜自得，才能真正加强涵养，砥砺名节。正如孔子曾经说：齐之以刑，导之以政，不如齐之以礼，导之以学。因此，学政整饬士习还需劝勉士子读有用之书，教导士子问学门径。

“语学”一篇专为生童读书而作，简约讲述为学之法，“乃阶梯之阶梯，门径之门径”。“语学”首先分别讲通读经书、史书、诸子以及文集，然后又通论读书，告以读哪些切要的书籍，选取什么版本，甚至包括如何读法。总而言之，“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何谓致用？张之洞曾把有用的书籍分为三类，一考订古事，二经世，三治身心，以后两者为要。所谓致用，至少应该有经世济民与陶冶身心两个方面的内容。

在张之洞看来，四川不乏聪明才俊的士子，也颇多殷实读书的世家，要之在于能够知晓学问门径和读书方法，则学有本源，事半功倍。张之洞劝导士绅购书藏书，作为人文兴起的渊薮，并主张读书宜读善本书，不可读删节本。至于读书门径，须有名师指点，若无名师，书即师也，“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析而言之，《四库提要》为读群书之门径”。

“语行”与“语学”均悬的甚高，虽切中时弊，欲求短期内奏效却有些困难。当时士子急迫追求的还在于如何获得功名，张之洞遂对症下药，授以“举业指南”。

在“语文”“学究语”等诸篇，张之洞主要举例乡会试和岁科两试“有关程试，及时俗及犯者”，使读书治学有成的士子避免因不熟考试程式或书写体例而“误蹈覆车”，考试不中而不自知所以然。清代科举以经义为主，乾隆年间曾由方苞编选《钦定四书文》颁行天下。不过士子却更多选择易于模仿乡试、会试及学政选刊的试卷加以研习揣摩。

亲身经历岁科考试的陈垣曾说，年少时“能读大书”，参加考试又能尽情挥毫，自以为必能取中，发榜后却下第，经前辈告以“文不就范，十科不能售”，遂“尽购丁酉以前十科乡、会墨读之，取其学有根柢，与己性相近者，以一圈为识，得文数百篇。复选之，以两圈为识，去其半。又选之，以三圈为识，得文百篇，以为模范，揣摩其法度格调，间日试作，佐以平日之书卷议论，年余而技粗成，以之小试，无不利矣。庚子、辛丑科岁两考皆冠其曹，即其效也”。这也可以反映出时文程式与规范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性。

张之洞出任学政时正值战乱以后，士子不仅长时期荒废学业，甚至连应付考试的基本规范都不能尽知。张之洞虽欲授予士子“敲门砖”，不过他在“语文”篇仍然立法乎上，强调时文写作宜清、真、雅、正，并将四字超越流俗的旨意一一说明。所谓清，指书理透露，明白晓畅；真，有意义，不剿袭；雅，有书卷，无鄙语，有先正气息，无油腔滥调；正，不俶诡，不纤佻，无偏锋，无奇格。这也是雍正以来朝廷申饬时文写作的基本标准。张之洞仍然标举《钦定四书文》为最有根底的时文，却也承认此书悬的过高，并坦言：“学到固不易，稍得其骨力气息，为益即已无穷。即使初学不解，作秀才后必宜探讨。他日通籍衡文，主讲教士，遇有高文，方能识别，免致屈高材贻讥讪也。”这不啻夫子自道，但也反映出张之洞本人衡文取士的标准。

无论是“语行”“语学”，还是“语文”，张之洞的“发落语”显然都有些悬的过高，至于中人之资以下的士子，包括乡塾童蒙的读书人，恐怕难以理解领会。为整饬流俗计，张之洞也不惜放下钦点学差的架子，与士子谈论与推敲考试的具体问题，列“学究语”“敬避字”和“磨勘条例”，词语力求通俗易懂，像一位书塾中的夫子“手把手”教子弟们如何诵读，如何写字，如何开笔，甚至如何避讳，等等。

张之洞编选“磨勘条例”可谓用心良苦。考生缮写试卷须经得起磨勘，才不致被轻易剔除，因此须熟知乡试、会试及岁科考试的磨勘条例。乡试、会试有礼部续纂《科场条例》，每逢乡试、会试时颁给考官。但岁科考试直接依据的《钦定学政全书》自嘉庆十七年以后一直没有续纂，虽经同治六年江苏学政鲍源深奏请续辑，却始终未成。

各省学政衙门和学校自经兵燹以后册卷文籍毁损严重，政令条规不完善，士子何以就学遵循？是以，张之洞编纂《輶轩语》中的岁科考试磨勘事例均从《礼部则例》和《科场条例》中辑出。一般士子无法得见《礼部则例》和《科场条例》等书，只有从《輶轩语》中才能得知咸同以后考试中需要注意的事项。这些避讳、磨勘等事虽然看起来是细枝末节，却与士子试卷能否取中有重要关系。

据称，自张之洞督学四川以后，四川士子取得功名的数量激增。这恐怕与《輶轩语》的刊刻传布有更为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如此，《輶轩语》在晚清士林中的反响极佳。

此外，张之洞注重教养结合。针对四川学校的“贽弊”问题，张之洞在《輶轩语》中附有《劝置学田说》，提倡一条解决川省师生“终古之累”的途径，即劝勉川省绅官粮民能够共同捐款购置“学田”。与学校原本用于给予生员廪饩的学田不同，此“学田”意在赡养教官，“计其三年收获之租，足敌两考束脩之数”，从而解决“贽弊”，使教官与新进生员都消除无法谋生的忧虑。这与广东、江西等省设立“小宾兴”的立意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在于解决咸同以降赡养教官的问题。

晚清校刊群书的胡凤丹称《輶轩语》“所言独平易近情，笃实切理，无歧途，无躐级”，能够符合高中下等不同资质士子的需求。中人以下的士子奉为举业指南，积日累月，勤学苦练，“仰跂亦易易”；即使是“高材生率而循之，聪明既不至于误用”。梁启超自称读《輶轩语》与《书目答问》后，始得天地间除帖括外尚有学问。当然，该书更多是得到猎取功名者的喜爱。有人将该书版本缩本，使之易于翻阅，“举凡习帖括、求科名者，诚能是则、是效”，取功名如同拾草芥，若能与《科名金针》《金壶字考》等书相互参观互证，考取功名则有“几乎投无不利”的效果。

《輶轩语》在科场上有如此效用，以功名为重的各地士子难免争相阅读。有学人指出，《輶轩语》在晚清远比《书目答问》更受士子欢迎，原因在于那些生员与童生对其中讲授应试的部分表现出浓厚兴趣。故《輶轩语》刊刻不久，坊间便出现了题名为《张香涛学使学究语》的附录单行本。

对于《輶轩语》的价值与功用，晚清官绅与士林不免见仁见智。生员、童生们研读《輶轩语》自然在于“治举业”，而迥异于流俗的官绅士大夫则更欣赏《輶轩语》“先之以行与学，而后及文艺，本末兼赅”，能得古人相士的遗意，不惟四川士子奉为指南，各人若能家置一编，士习文风则蒸蒸日上。所以，《輶轩语》以其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以及切合于晚清紊乱的学校秩序，刊刻后广为流传，并得到其他学政的认同，渐渐成为学政履行职责的官箴宝典。

（本文节选自《清代学政规制与皇权体制》，安东强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