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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老外，如何创立了晚清最廉洁的部门

罗渊

2017-05-07 18:10

私家历史 >

晚清的官场有彻底的腐败，但还是有种种亮色，赫德和他管理下的海关就是其中的亮色。在上海曾经有以“赫德”为名的路，就是现在的常德路，张爱玲的故居也坐落在此。

罗伯特·赫德

初来乍到

赫德是一个普通的英国家庭孩子，1835年2月20日生于英国北爱尔兰，双鱼座。1854年，英国外交部招考去中国服务的外交人员，由于成绩优秀，赫德被免试录用，分配到英国驻香港贸易督察处当翻译学员。同年，又调至宁波领事馆。

当年的英国驻宁波领事馆

到中国之初，赫德主要任务是学习汉语。对于一般的翻译来讲，只要能够熟悉基本语法，顺利翻译外交所需要的文本就足够了，可是赫德却对艰涩难懂的中国典籍产生了兴趣。熟读四书五经弄得像要考科举似的，就可以说，赫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钻研及深刻理解，与清廷官员有了统一的话语体系，为他以后在晚清官场的如鱼得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58年3月，赫德奉命来到广州，在英国驻广州领事馆内任二等副翻译。在这里，赫德熟悉了清朝官场中的种种礼节和惯例，并以谦恭有礼、举止大方得体和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与巡抚柏贵、劳崇光等人建立起良好关系。凭借这种关系，赫德首次显示了他搜集机密情报的能力。他在给英国驻华公使提交的备忘录中，准确汇报了咸丰皇帝对各国公使进驻北京不满、阻挡英法联军的任务将由僧格林沁负责等情报。

乾隆末年中国只有广州粤海关，每年账面收入不过110余万两白银，仅占岁入的3%。1842年后，单口通商变为五口，朝廷仍以旧海关负责人在新开埠地区筹建新关，并以两广总督兼任管理，实质仍是老一套。

粤海关

1859年，24岁的赫德在两广总督劳崇光的邀请之下，赫德辞去领事馆的工作，任广州粤海关副总税务司。新的平台，新的机遇来了。需要要说明的是，海关是清廷的部门，当时的海关管理制度很像现在的公司经营：邀请洋人来作为职业经理人，老板是爱新觉罗氏。当时清廷称赫德为“客卿”，就是苏秦张仪李斯尉僚之类，感觉用在赫德身上很贴切。

海关最早也不是洋人管，早在6年前的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清廷税务官员逃走了，英、法、美三国领事代行征税。有洋行提出乘机大家都免税，英领事细想，免税后的恶性竞争对大家都不利，没有同意。洋人征洋货的税，清廷对此乐享其成。不用多管，最后收钱就是了。此后，中国沿海各口岸海关就逐渐落入洋人手中，邀请洋人“帮办税务”成了惯例。

赫德加入的时候，中国海关最红的人物是英国人李泰国，他比赫德大两岁，但已经当了好几年的江海关税务司。1861年3月，总理衙门正式任命李泰国为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并邀请他北上议事。李泰国看到太平军的威力，“不愿与可能会覆灭的王朝保持紧密的联系”，请假回国休养，临行前，他指定赫德前往北京，代向恭亲王奕䜣述职。

赫德的前任李泰国，一个自以为是，不尽职守不安本分的英国人

李泰国拱手相让的机会赫德当然不会错过，他早就看不惯李泰国在中国人面前的飞扬跋扈。当年5月，赫德见到了奕䜣的头号亲信、总理大臣文祥，他事先准备了9份文件，向文祥详细讲解了长江口岸通商、税务等问题。文祥在洋务方面其实也是个“菜鸟”，赫德的讲解对他来说简直是瞌睡遇上了枕头。相比较李泰国的颐指气使，赫德谦恭而礼让，并且汉语流利、学识渊博、业务熟练，第一次见面就和文祥谈笑风生。

几天后，赫德又征服了矜持的恭亲王奕䜣，奕䜣对外人称呼他为“我们的赫德”。6月30日，他被正式任命为署理总税务司，7月9日，赫德在日记中记载，清朝政府给他涨了一倍的薪水，月俸800两白银。

恭亲王奕䜣，晚清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此时的奕䜣和文祥，心中的头等大事是剿灭太平天国起义，投其所好的赫德提出建议：可以从关税中拨款向英国购买军舰。如果事情办成，一来他和海关的地位得到提高，二来他可以插手清廷未来的海军。1861年底，太平军攻克宁波、杭州，奕䜣慌了神，赶紧让赫德着手购买军火。赫德给在英国的李泰国去了一封信，让李泰国办理此事。李泰国打起了自己的算盘，他与英国海军上校阿斯本签署了一份合同，规定阿斯本只接受李泰国传达的皇帝谕旨，这就等于清政府花钱给李泰国打造了一支私人武装。

在赫德看来，李泰国这一套绝对行不通。果然，奕䜣对李泰国的做法极为愤慨，当年的6月到7月，双方争得面红耳赤。10月15日，阿斯本向清政府下了通牒，要么48小时内承认他与李泰国达成的协议，要么他立即解散军队。文祥回应，清政府宁可退到长城以外，也不屈服于阿斯本的要挟。11月2日，清廷决定遣散舰队，全部舰船由英国负责变价出售，并付给阿斯本和600名官兵385000两白银的遣散费。而李泰国在中国的仕途也走到了头。

1863年11月15日，总理衙门宣布解除李泰国的职务，同时任命28岁的赫德为总税务司。虽然赫德作为买舰队事件的始作俑者，但从头到底还是真诚为了老板的，事情最后虽砸了，但还是赢得了信任。

新官上任

扶正的赫德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上任第一天就向各口岸税务司发布通令。随后的几年，他建立了一整套科学、严密、高效的管理制度，让海关成为贪腐盛行的清政府中唯一的一抹亮色。

首先，赫德把原来条块分割变成了垂直领导，原来各自为政、隶属关系混乱的海关全部由总税务司领导，各级地方政府不再插手海关事务。其次，他实现了按章征税、按律执法，改变了以往的随意性。再次，他还引进了“服务”和“公仆”的理念，要求各口税务司简化海关办事程序，顺畅海关和商人的交流，这种为管理对象服务的理念在当时非常超前。

赫德（左一）与清朝官员完全打成一片

好制度执行是关键，赫德非常注重人的重要性。他选择海关雇员是全球招考、公开选拔。当时在国内的招考点有上海、九龙、广州、大连、青岛等处，此后英国伦敦也设置了考点。赫德在广州有位牧师朋友，他希望赫德能够为其儿子乔治·俾士安排一个职位。赫德虽然碍于朋友的面子不好推辞，但他要求乔治·俾士到伦敦的办事处报名参加考试。赫德也的确把乔治·俾士的名字列在推荐报考名单之中，但同时他也附上了自己的态度：“谁不符合我们的条件，就不录用。”结果，这位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因条件不符而被淘汰。

赫德给海关高级职员开出的薪酬非常高，最多的能拿到9000两的年薪，是其他国家同等职位的两倍。职员干满一定年限，还有一笔相当于年薪的酬劳金。此外，退休金、回籍旅费、带薪年假一应俱全。如此高的养廉成本再加上各种监督制度，使海关成了大清国唯一一个没有贪污腐败的部门。

作为这个廉洁、高效部门的领导，赫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有人用“三不停”概括他勤奋而繁忙的工作状态——脑不停：无论是海关各项制度的创建，还是开展秘密外交，他思考的问题一直没有停歇；手不停：想出来的东西赫德都把它们写下来，他亲自撰写总税务司通令，向各口岸布置工作，现存的1861年到1908年4000多篇通令绝大部分都是他亲自撰写，他还喜欢写日记，没有特殊情况几乎天天写，他和总税务司伦敦办事处往来的书信和电文据统计有千万字；腿不停：写出来的东西要落实，为此他一生奔波，刚到北京的时候，天天跑总理衙门，每年都花大量时间到各口岸巡查，为调节李鸿章和“常胜军”指挥官戈登的矛盾，坐船加步行花了4天历尽艰险从上海到苏州。为了提高效率，他都是站着办公。

清末位于上海的海关总税务司衙门

英语是中国海关的工作语言

朝廷之所以能容忍赫德大包大揽，一方面是信任，另一方面是需要。和1850年代以来国家财政的动荡不无关联。太平天国战争之前，岁入大宗来自田赋，每年收支大致相抵，清廷自不会对仅占岁入3%的关税太过上心。但席卷16个行省的“发匪”在起事第一年就耗尽了户部存银，加之作战省份无法解拨京饷，中央财政事实上已经瘫痪。与此相反，伴随通商口岸的增加和管理规章的建立，洋税收入逐年见增，成为一项规模可观的财源。关税的来源清晰，中枢方便掌控。鉴于赫德“虽系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顺，语言亦多近礼”（恭亲王语），朝廷也就不打算插手他们完全不熟悉的海关业务，以免引发财政动荡，而让赫德的人马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

不过排除形式上的客气，“中国海关”本质上是一个国际化的独立王国，人事、行政权力都由外籍雇员掌控。英语是海关内部的工作语言，一切报表、公文都以英语起草。为防止舞弊，赫德对各地分关实行垂直统一领导，进出口货物须按章征税，申报、查验、估税、审核、征税、交款直至验放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章程作为依据。中国政府既无从插手、又不通内情，使得海关意外保持了高效和廉洁，与清廷的颟顸腐败形成鲜明对比。

清末的海关封条，必须要夹带有“洋文”的批示才可以

1861年，海关税收为496万两，在赫德的打理下，从1865年到1875年，海关岁入由白银830万两稳步增加到1200万两，1866年后，对外赔款已经付清，六成洋税便由朝廷分拨给各省，用于中央直辖的自强事业。如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及船政学堂、天津机器局、长江口至南京下关等9处炮台以及后来的京师同文馆、幼童赴美留学等项目，经费均来自海关。

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江南造船厂前身，用的就是海关税收）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朝廷又从六成洋税中每年拨出400万建设海防。左宗棠在西北用兵所耗1470万两的英国贷款也系以关税作为担保。1885年更增至1450万两；而当时的账面岁入不过银6000万两左右，洋税已占近20%。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赔偿英法的1600万两军费即由关税收入拨出。到1887年，海关税收达到2000万两，占清廷财政收入的24.35%。关税成了清廷最稳定、最可靠的财源，赫德也成了大清国的“财神爷”。

“财神爷”的仕途天花板

赫德对他在职业范围之外的影响也在积极争取，1865年10月17日，赫德向总理衙门递交了他撰写的《局外旁观论》，对清廷的积弱作出了一针见血的分析，并提出了效法西方以自强的建议。这篇情真意切，总理衙门听进去了，并将《局外旁观论》抄录给东南沿海各督抚讨论，在晚清政坛引发震动。赫德切中时弊的分析，让督抚们面红耳赤、坐立不安。

然而，这些事情办得越多，赫德对中国内政的影响就越深。当野心勃勃的赫德手越伸越长、打起海军的主意时，终于引起了一些中国人的高度警惕。

1873年，日本侵扰台湾，清廷重提对外购置战舰事宜。很自然的，赫德又成为这件事情的经手人，到1879年，他为清廷购置舰艇12艘。韬光养晦十几年的赫德终于露出了他控制海军的野心。1879年，他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海防章程，建议增设总海防司署，由他担任总海防司，其弟赫政接任总税务司。同时，他指示在伦敦的亲信金登干物色各类海军人才。

正当赫德做着统领大清海军的美梦时，他的天花板出现了，李鸿章联合南洋大臣沈葆桢，上书说，赫德不能又管钱又管兵，况且赫德又不熟悉军事。在李鸿章的反对之下，1885年，清廷成立海军衙门，由亲王挂帅，封疆大吏辅佐，没赫德什么事。

而经赫德强烈推荐购买的那些炮艇，吨位小，炮身重，开炮的后坐力能让舰艇倾覆；铁皮太薄，缺乏自我防护能力；航速迟缓，缺乏机动性，很容易成为大舰的靶子。

当时赫德采购这些较次的炮艇，就是因为不能对大英远东舰队构成威胁。后来，李鸿章不得不对外宣布：这些船全用破钢片镶成，每年经两次大修才不至沉没，和一堆废品没什么差别。

这件事情暴露了为中国办了不少好事的赫德在中英利益发生冲突时的立场。中国首任驻英大使郭嵩焘曾经问过赫德：“你到底是帮中国还是帮英国？”赫德答：“我谁都不偏袒，就像骑马一样，只有坐中间才能坐得住。”郭嵩焘继续追问：“如果有事不能保持中立呢？”赫德答：“我固是英国人也。”

1894年，正当赫德安排对华贷款，他上了英国的《名利场》。在夸张的绿袍之下，赫德身着西装。他自己曾说，因为不能向皇上下跪，他不会接受中国的黄袍马褂

为大清国鞠躬尽瘁

1900年的义和团和随之而来的八国联军，让中国经历了一场浩劫，在这场浩劫之中，九死一生的赫德再一次成为中西方沟通的桥梁。6月，义和团控制北京，6月20日，赫德请求总理衙门为海关关员及眷属撤离北京提供帮助，带领40余名海关关员和眷属撤退至英国使馆避难。随后，英国使馆也被封锁，赫德和外界彻底失去联系。

8月15日，八国联军攻到英国使馆，坚持了56天的赫德终于获救。第二天，65岁的他在总理衙门的请求下，又开始为停战谈判奔波。当时，如何处理战后对华关系，成为各国政府的头等大事，德国皇帝瓜分中国的建议，在西方引起了很大认同。赫德却认为继续支持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出路。

为了挽救清政府，赫德给李鸿章写信，劝说李鸿章回京谈判，因为只有李鸿章才能和列强对上话。谈判刚开始，列强漫天要价，几乎把清政府逼上绝路。为了保全清政府，又最大限度满足列强的利益，赫德对中国各类税收情况进行了测算，得出中国每年可承担2000万两赔款的结论。

1901年9月7日，奕劻和李鸿章同11国代表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就是采用赫德的建议

赫德已经看出来，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之下，忍无可忍的中国人起来反抗是一个民族的必然觉醒。

在外交观念上，赫德与19世纪中叶的英国政治家高度一致。他们厌恶成本高昂的大陆业务，喜欢借助贸易、宗教等柔性手段“感化”非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民众。鉴于英国本身拥有最大的海外贸易份额，伦敦反对任何一个国家在土耳其或中国这样的昔日帝国建立独占性存在，他们宁可使各国“利益均沾”，反正不列颠的商业-资本优势可以保证获得的利润最大。在这种观念驱动下，赫德成了总理衙门的兼职外事顾问，处心积虑避免其他大国彻底瓦解中国。

然而，事情在甲午战争后起了变化。1896年赫德在为清政府洽谈英德两国银行的1600万英镑借款（为挽救对日赔款后濒临崩溃的财政）时，注意到法俄等国代表远不似十年前来得客气。这其实上是席卷全球的新帝国主义扩张潮的缩影：欧美列强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把工业生产而不是贸易当作经济增长的基石，对独占性原料产地和市场的需求急剧上升。德国强租胶州湾，俄国获得旅顺大连，英国也强租威海卫和新界。

赫德大为担忧，这种新趋势显然不符合他本人笃信的1850年代外交思维，为了加以抵制，赫德把自己的担忧告知了江海关税务司何璧理，后者在前往美国度假时，把赫德恢复“利益均沾”原则、反对灭亡中国的意见传达给了密友柔克义（后曾任驻华公使）。柔克义当时是美国驻塞尔维亚公使，国务卿海约翰对他信赖有加，在柔克义提议下，海约翰于1899年发出了著名的“门户开放”照会，呼吁列强保持中国的经济自由和政治稳定，避免因瓜分中国发生直接对抗。“门户开放”作为20世纪上半叶美国对华外交的指导大纲，在后来的历史中作用突出。这可以说是赫德“业余外交”结下的意外果实。

赫德管理下的清朝海关创造了一个神话，几乎占了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而在这漫长的日子，整个海关所发生的贪腐弊案，只有区区五起。

赫德对清政府和中国人有了深厚的感情。1908年，在中国生活了54年的赫德，决定回国休养。4月13日上午，十几个西方国家的驻华使节、清朝官员及各界人士上千人，聚集在北京前门车站，为赫德送行。赫德私人所建的乐队反复演奏各国国歌，终结曲是《友谊地久天长》，当时，赫德神情落寞，短大衣没扣钮扣，有些皱巴，步履疲惫蹒跚，他低着秃顶的头，与送行的人们一一道别，灰色的目光中满是失意。随着列车驶离北京，送行的人们纷纷散去，总税务司署的职员们回到衙门，看见赫德办公桌上钉着一张便条，上写：“1908年4月13日上午7时，罗伯特·赫德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