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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谈|高克勤、金文男:《唐诗三百首新注》为何畅销三十余年

王琳杰
2017-04-26 16:4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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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海上博雅讲坛134期在上海古籍书店六楼举行。今年是著名古典文学家、杂文家金性尧先生去世十周年,金性尧先生的女儿金文男女士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先生详细讲述了金性尧先生创作事业的两个高峰及其编注《唐诗三百首新注》背后的故事。

活动现场,金文男(中),高克勤(右)

白首也可读的童蒙读物

唐诗是中国诗歌的高峰,对唐诗的选编自唐初便一直进行,到了清代唐诗选本集大成之特征。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总结时代,如修编《四库全书》。清代对唐诗的选编有多种,《全唐诗》便是这个时候编修。又如王士禛编《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沈德潜编《唐诗别裁集》都有较大的影响力。《唐诗三百首》是由署名蘅塘退士者所编,据考证,为无锡人孙洙之别号,他是清乾隆十六年进士。

今天,提到《唐诗三百首》,我们可能会立刻想到幼儿启蒙之读物。这也是这本书的作者蘅塘退士编书的主要目的,儿童易学,成年人也可读的诗选。在浩瀚的唐诗中选择最具代表性的三百首,并非易事,且还要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更是考验编书者的功力和眼光。王水照先生谈到该书时曾说:“一部优秀选本,除了具备合理妥善的编选体例外,更重要的是选诗标准的正确,这就取决于选家的眼力和艺术修养。”

清诗流派纷争,不同于那些文坛流派的大家,通过选编诗集宣扬本派宗旨。孙洙想要编纂一本像“千家诗”一样童叟可读、浅显易懂、易于传诵的读物,他在卷头题辞中说:“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

《唐诗三百首新注》繁体竖排版(1980年9月)

这样的传播目的决定了其所选诗歌的特征。少了流派纷争的褊狭,此本所选诗歌更多从接受者考虑,多有宽容之态度。虽然与沈德潜审美旨趣更接近,其书受《唐诗别裁集》影响较大,沈德潜主张雅正,以李、杜为宗,突出唐诗雄浑壮阔的基调,这些在蘅塘退士的选集中也能见到明显的踪影;但蘅塘退士并不是完全照搬沈德潜的选择,他也从王士稹、袁枚两家中有所吸取,颇具包容性和多元性。例如孙氏推崇王维,选其诗29首,《唐诗三百首》共收诗人70家,以杜甫(38首)为第一,其次便是王维,李白(27首)排第三、李商隐诗选22首位第四,选取这四位诗人作为唐代最有代表性的四大家,令人耳目一新。又如体裁上包含古风到近体,内容上李商隐的朦胧爱情等,都展现了其选诗既承温厚雅正之旨又有兼收并包之态。从诗作者的社会身份而言,从皇帝、名臣、布衣、和尚、歌女乃至无名氏等均一视同仁。选的都是脍炙人口之作,真正达到了"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

为什么选诗三百首?《全唐诗》总数有49000首,300首仅占0.6%。金性尧先生认为孙氏“也许还受诗三百的启示”,《诗经》共305篇。孙洙在《题辞》中引用了一句俗谚“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可见其认同。“三百首”篇幅适中,适合大众的接受能力和水平,于唐诗虽是管中窥豹,但表现唐诗气象也足矣,况且作者心中更系其作为训蒙读物能够适用。“这个比例是颇为恰当的,这也成为以后普及选本规模的一种范式”(王水照)。

金性尧先生

恰逢书荒好时机

金性尧先生注释这本《唐诗三百首新注》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1979年的一次会议上,吴组缃提出想要编一本唐诗选本的想法,这激发了金性尧先生心中的念头。并没有费许多周折,这本书的工作顺利开始。1979年4月27日起,金性尧先生便着手进行注释加工。“白天在古籍社审阅稿件,晚间在家注释加工《唐诗三百首》,终于在1980年元旦将稿件送至古籍社。”金文男说。

经过十年的动乱,人们在知识吸取上的渴求,促使书籍出版和销售相当兴盛,出版一些较为平稳的能够适应社会需求的作品是出版机构的主要选择。《唐诗三百首新注》恰恰满足了这一需求。“时代的原因,这个时候社会上需要一些普及性读物,‘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百废待兴,出版界正面临书荒局面,读者们渴望精神食粮正像嗷嗷待哺的灾余饥民;但另一方面,虽天醉已醒,而风声鹤唳,余悸在心,所以出的书也力求平稳,父亲认为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恰好顶得上这个差使”。以白话文校注的《唐诗三百首新注》风靡海内外,这本书第一版便销售35万册,第二版达到了63.3万册,即便今天,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销量。“这本书也是北大、清华学生的必读书目。”金文男补充道。

金性尧先生与女儿金文男

“将杂文的行文手法写作小传”

《唐诗三百首》的注本有二三十种,唯独这本《唐诗三百首新注》成了畅销三十年的书,实在是因为金性尧先生独具见地的注释为其增色颇多。金注《唐诗三百首》既有选择地吸取了前人及当代人研究唐诗的成果,又加上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我父亲做注,一方面追根溯源,另一方面也投入了他自己的理解,他的日记里非常详细地记录了这个过程。”金文男说,“这和我父亲写杂文出身有关,他既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又将杂文的行文风格融入到作者小传中,受到读者的喜爱。”

“《唐诗三百首新注》的作者小传(包括“说明”)是父亲用功最深,也是最有见地、最有特色的部分”,金文男说,“香港《大公报》1980年10月29日有陈宏《评三本〈唐诗三百首〉》一文评此书道:‘而注者致力最勤的恐怕要算是它的‘说明’(包括‘作者介绍’在内)。这些‘说明’涉及的方面很广,有介绍作者生平事迹和创作风格的,有说明诗题和写作背景的,有提供参考资料的,有录述前人评语的,有谈意境的,有讲韵律的,都能做到因诗而异,不落陈套,读后令人感到有益有味。’”

《唐诗三百首新注》(典藏版)

金性尧先生晚期的古诗词评注及撰写的《清代笔祸录》、《奸佞春秋》等文史随笔等都可见到其妙识。“退休后三十年是一生积累的勃发,百分之六七十的作品是这个时候撰写的。”金文男说。

建国之后,金性尧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担任编辑工作,虽然其策划、编辑的书稿不多,但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曾担任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责编,对这本书的编辑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议,“虽然不免受当时“左”的观点在阶级、民族问题等方面的影响,金先生在审读时还是能本着自己的学术良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高克勤说,“多年的编辑校审工作磨练其文史功底更加坚实,这为其退休之后的创作增加了许多功力。”

上世纪三十年代,金性尧以文载道为笔名发表了许多杂文,曾与鲁迅有过书信来往,并校勘过《鲁迅全集》,任《鲁迅风》的编辑,后又主编《萧萧》、《文史》杂志,蜚声文坛。作为为革命呼喊摇旗的进步文学青年,其早期文章风格深受鲁迅杂文的影响,风格激进,文章具有喷薄之美。而后期文章风格向周作人靠近,写了一系列关于风土人情的散文,发表在《古今》等杂志上,还担任了《古今》杂志的编辑。“在上海沦陷时期,仍以卖文为业,写作风格也发生了变化,从追随鲁迅到瓣香苦雨斋。”高克勤说。

金性尧先生所作的人物小传尤为出色,而且“父亲在为此书加工时的轻松自在的心情,是未曾有过的,最显著的便是对李白和杜甫的论评”,金文男说。

    校对: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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