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关读书会｜座次和入场顺序，这些外交仪式中的信号有啥门道

小时候看动物世界，知道动物之间其实会依靠着各种“信号”进行沟通。国家作为“拟人化”的行为体，是否它们之间同样拥有这样的沟通系统呢？答案无疑是确定的。然而，却鲜见国际关系学科对此进行系统研究。近日出版的罗伯特·杰维斯的成名作《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徐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算是开启了对这一沟通系统的研究。

一直以来，国际关系研究总是将权力、利益或认同（身份）作为经验解释的核心变量，并没有系统地对行为体的沟通机制进行研究。大致由于受经济学的严重影响，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将国际体系看做是“一般均衡论”下的市场一样：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助策略，带来了国际体系自动均衡状态的反复形成。行为体之间是不需要沟通的，彼此意图都是明确的。然而，之后的大量研究发现，国际体系并不会自动形成“均势”，过度制衡（overbalancing）或制衡不足(underbalanceing)亦属常态，为了解释这种情况的产生，不得不回到单位层次的解释。

经济学的发展，陆续认识到信息在市场中的重要性，产生了信息经济学，斯宾塞也为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家。这间接地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学术增长点的产生：越来越关注信号传递在国际互动中的作用。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在1992年的博士论文中将信号传递引进到国际危机研究中来，重新激活了托马斯·谢林和罗伯特·杰维斯的信号研究。

费伦关注的是国际关系中的信号机制如何传导国家意图，如国家是进攻性的意图还是防御性的意图。事实上，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所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国家意图是否是完全不确定的。费伦认为，代价高昂的信号（costly signal）是可以透露国家的意图，并可能促进国家间的合作。以我个人的切身例子来说明吧。几年前，我深夜到达某个小站，需要从此地打“黑的”到附近的县城。问题是，很早就听说此地治安状况不好。正在出站口犹豫时，一个师傅让我出点油费钱就捎上我。稍后聊天时，他告诉我，由于我带着一大堆行李，因此可以确信我是“良民”，而绝非是可能“伺机作案”的犯罪分子。换言之，我的行李暴露了我的“善良”。同样，我选择这个师傅是因为他选择走高速公路，而不是省道。

信号有多种类型。费伦区分出代价高昂的信号（costly signal）和无代价信号（cost-less signal），而杰维斯区分出信号和标记两种。明显看得出，信号研究的两大派别，一派依赖的是理性主义的逻辑；另一派则依赖的是心理学的研究路径，更注重信号实际上是如何在复杂环境里发挥沟通作用的。在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中，提到两个有趣的例子，讲的也是信号的作用。

1946年，在巴黎庆祝胜利大会上，当苏联外长被安排坐在第二排而其他大国代表坐在第一排时，他退席表示抗议。因为苏联坚持它享有与战后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新地位相称的威望。同样，在1945年的波茨坦会议上，丘吉尔、斯大林和杜鲁门没能就谁先进入会议室达成协议，最后他们同时从三个不同的门走进了会场。这三位政治领袖象征着他们各自国家的权力，因此，其中之一若取得优先权便会赋予他的国家优越于另两国的威望，而这是另两国不愿让与的。由于他们主张权力平等，因而他们必然关心维护威望。从进门的顺序里来显示彼此的国家地位。

晚近的例子，从外交部前副部长何亚非的著作中也可有发现：2008年底，时任印度总理辛格在华盛顿出席二十国集团首次峰会期间，一进入主会场，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和会议桌上的“印度”名牌，不无感叹地对陪同部长说，“我们终于坐上了主桌！”坐上“主桌”是国家地位的标识。

事实上，外交中的仪式信号自然有其内在的信息。国家领导人的访问，行程安排中都可能透露出某种信息，如2013年5月31日至6月6日习近平主席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三国进行国事访问后，于6月7日至8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同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近日，习近平主席和新上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次会晤，同样是选择先访问芬兰，然后再赴美会晤。

概而言之，外交政策的分析，关注信号机制显然是不可缺失的一环。失去对微妙的国家间的沟通机制的理解，国际关系的研究似乎也难有提升。所以，学界大咖杰维斯的研究，你值得关注。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盘古智库学术委员。本文为作者在政治心理学凉风书会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举办的第59期主题书评会上的发言稿，经作者本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