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可以复制吗？“杭州模式”可以拷贝吗？答案可能就在这儿

硅谷拥有世界上标志性的创新生态系统，其野蛮生长，逐渐成为全球最顶级创新生态系统的根源究竟在哪？

世界上很多地区试图模仿硅谷建造能够孵化伟大公司的科技园和创意园，但鲜有成功的，它们所欠缺的是资金和人才，还是一个利益各方多赢的生态圈？

在创新致胜的时代，《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一书提出了14条雨林公理，将帮助政府、投资人和创业者激发创新活力，实现多方共赢，构建超越硅谷的创新生态圈。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当天，澎湃新闻联合汇智读书会共同举办了一场关于《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的读书会。本书的两位作者维克多·W.黄（Victor W.Hwang）和格雷格·霍洛维茨（Greg Horowitt），都是浸淫在风险投资行业多年的投资家。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陈宪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本书观点，提出创业生态圈、雨林模型等理论，并结合当今市场，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

地区经济繁荣程度由谁决定？

“如何系统地激发创新”，是《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一书的主题。这本书是以问题为导向串联起来的，作者在“序言”中说，我们写这本书是因为我们一直在问“为什么”。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地区能繁荣起来而其他地区却静悄悄的？”这个问题和三位美国知名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戴维·莱布森、约翰·A·李斯特在《经济学（宏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并非整个世界都已经发达起来”很相似。后者从大处解释，现今世界大约200个国家，被公认的发达国家不到20个。前者从小处解释，一些地区因创新而活力四射，但大部分地区“静悄悄”。

阿西莫格鲁在他此前的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5）中，就提出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掠夺性经济制度的分际，并运用于经济制度如何影响经济结果的分析，证明包容性制度促进经济活动，掠夺性制度抑制经济活动。

在《经济学（宏观部分）》中，他们说，制度因素而非地理因素、文化因素，是解释国家间差别的核心。《硅谷生态圈》的作者基于观察和比较的方法，得到的结论是，能否构筑创新生态圈，形成创新文化，系统地激发创新，决定着一个地区经济的繁荣程度。

什么是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根据对创业创新实践的观察，作者提出了创业创新的雨林模型、雨林法则、雨林文化和雨林工具。什么是雨林？雨林是人类的生态系统。在生物学中，一个自然的生态系统是由一个群落的生物体相互作用及与环境的作用所构成的。本书的雨林，就是人类的创新生态系统（即创新生态圈）。人的创造力、商业智慧、科学发现、投资资金以及其他元素以某种特别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培养萌发出新想法，并茁壮成长为可持续发展的企业。这就是生态圈创新文化的独到之处。

雨林不同于市场，作者的观察和研究聚焦于人的行为，他们挑战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说，提出高于短期理性动机或超理性动机的社会行为。“在对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人类行为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的新阐述时，我们质疑经济学家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一些基本假设。” 作者说，雨林模式是新古典经济研究的“对手学科”。雨林理论驳斥了诸如“在私利的理性追求达到最大时，经济生产力是最高”的经典理论。他们认为，创业创新行为需要个人超越短期个人利益，转向关注于长期共赢。加强人类创新生态系统的实力，关键因素在雨林文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高于短期理性的动力。

在书中，超理性动机和高于短期理性的动机是不同的概念。超理性动机是指竞争的刺激、人类利他心理、渴望冒险、探索以及创造的喜悦、为后代做打算、渴望实现生活的意义等。在陈教授看来，应当将书中这两个提法一致为超理性动机。如果说理性动机是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说，那么，超理性动机就是基于人类的文化现象，且聚焦创新文化，对人的行为的概括。

企业家精神需具备哪些特质？

观察雨林，这里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虽然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与需要，但是创新却要求巨大的自我牺牲与自我约束以实现成功。这正是企业家精神，等价于超理性动机。

有人认为，企业家精神并不是通常所谓的企业家所特有的，究其本质，社会中任何个体，只要是愿意通过承担风险而获得超额回报，都可以认为是有企业家精神的。这显然是新古典框架中的认知。经济学家鲍莫尔的分析还表明，企业家精神并不必然对社会是有好处的，它可以是生产性的，非生产性的，甚至是破坏性的。这个分析的框架适用于人类任何群体的行为，政治家、科学家，不都是这样吗？

具有企业家精神，并最终成为成功企业家的人为什么少之又少？这取决于他或他的团队是否为“对”的人，是否在做“对”的事情，即创业者或企业家要为人们的需求服务。经验表明，是否为“对”，是试错的结果，概率很小的试错。当然，他们是否处在一个“对”的地方也很重要，这就是本书提出创新生态圈的价值：能够提高“对”的概率。但是，创业者、企业家找对了需求，是否就意味着成功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陈教授提出过第三个试错——“人格试错”，即企业主能否在激励和约束之间找到平衡，既能够直面挑战，赢取各种商机，又能够克服自我膨胀、过度投机和不良习性等人格缺陷，进而，人格试错为“对”，才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

透过多次试错，可以印证《生态硅谷圈》两位作者的观点，企业家通常具有超理性动机，且具有天赋的多样性，能够跨越社会壁垒的信任，进而促进快速合作等特质。

圣迭戈和硅谷缘何成功？社会壁垒的消弭很重要。

圣迭戈是被赞誉为美国培育高成长创业公司的最具成效的地区之一，但是，25年前，它还只是美国的养老社区与军事社区。而芝加哥都市圈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科研机构、人才、资本以及宏伟的愿望，在技术创业公司的发展方面却不能与圣迭戈相比。

印第安纳州的沃巴什谷与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具有相似性，两地具有相同的法律框架，然而，在沃巴什谷启动一个“谷歌公司”要比在硅谷困难得多。

两个看似相似的地方，其实存在着复杂性的不同，然而圣迭戈和硅谷缘何成功？书中作者引入了一个概念——雨林，圣迭戈和硅谷已经变成创新活动的高级生产体系——雨林。

其实，创新的生态体系，“最重要的不是经济产出中的成分，而是配方——各种成分是如何组成到一起的。”也就是说，这是各种因素协同的作用。政府是创新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政府可以帮助培育创新系统，各种原材料可以在这个创新系统中以正确的方式组合在一起。

雨林的秘方是关于人以及他们之间如何交互，“人”是关键，在交互中消弭社会壁垒，是基石人物的魅力。

圣迭戈分校是一种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是一种新的大学类型，这类大学是创业创新生态圈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创业创新生态圈为这类大学提供不可多得的机会和条件，二者相辅相成。

美国是世界上一流大学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推行创业创新教育最早、最成功的国家，相比美国，我国的创业创新教育起步较晚，没有系统的做法和成功的经验。中国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是在创业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倒逼下推动的，而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对于构筑创新生态圈和发展新经济来说尤为重要。那么，未来的教育体制改革，就将在创业创新驱动增长的过程中，担当更为重要的责任。

如何激发创新是个问题，要有好的条件、机会，让人们实践、试错，才能将创新付诸行动。

“杭州模式”成功哪个因素很关键？

“杭州模式”的成功可以复制吗？成功的原因在哪里？

磐缔资本创始合伙人、前职业经理人王茁认为这和浙江政府有一定的关系，杭州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比较少。

安居客创始人梁伟平认为这本书对学者、投资者、政府管理部门很有意义。在创业的经历中，他感到上海的创业氛围、环境和文化还是不够。早年，公司的网线被拔，对方只以为是一个5、6人的小规模企业，而事实上，当时公司已经是一个2000人规模的企业，这样的企业在上海，可能还得不到关照，但如果在杭州、重庆，可能政府的关心会多一些，但同时他也表示，不可否认的是，政府在创业的大环境上确实做了很多事情。

王茁认为本书中所讲接近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上海现在的处境如果不能像杭州有所突破，就容易平庸化。创业企业的问题更像是生物学角度的问题，而不是工程学角度的问题。

陈宪教授和王茁的结缘是因为陈教授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企业家精神源于“创业试错”、“需求试错”和“人格试错”，让王卓感触颇深。他认为这三种试错分别对应了儒家思想中的勇、智、仁。

其中，“人格试错”是很关键的，他提到秦朔对近代企业家的研究，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的企业家与现代的企业家最大的差距在于人格的魅力和厚度，清末的企业家很多是科举出身，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人格试错”首先完成。而现在创办企业，很多是先做商业，再提升文化。

他期望能有像过去乡绅一样的投资家，按照乡绅的做法，他可能会资助一个贫困家庭有理想的孩子，这也是一种投资，但他看到的不是纯粹的经济利益。

梁伟平谈到确实投资者需要一定的“利他主义”。在创业的路途中，他认为投资人带给企业的不是资金，而是人脉和指引，投资人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前方可能出现的障碍，这对他来说受益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