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犹太人是如何成为上海滩首富的：沙逊家族的崛起

这个世界有一个看不见的顶层，他们在工业化早期的200年中，完成家族的财富，而后化为无数个信托基金，淡出公众视野。但对各国的政坛和金融顶层，依然有左右的能力。中国人曾被“罗斯查尔德”家族如雷贯耳，却不知身边上海的沙逊家族丝毫不在之下。

沙逊同样是犹太人，很会生养子孙满堂，对于上海人而言，比较熟悉的应该是从“老沙逊”开始，即：大卫·沙逊、伊利亚斯·大卫·沙逊、维克多·沙逊曾祖孙三人的故事。

为沙逊家族发动的鸦片战争

即便不知道沙逊，但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南京东路上的和平饭店。建于1929年，原名华懋饭店，楼高77米，共十二层，外墙采用花岗岩石块砌成，由旋转厅门而入，大堂地面用乳白色意大利大理石铺成，顶端古铜镂花吊灯，豪华典雅，有“远东第一楼”的美誉。饭店落成以后，名噪上海，以豪华著称，主要接待金融界，商贸界和各国社会名流。如美国的马歇尔将军、司徒雷登校长。三、四十年代，鲁迅、宋庆龄曾来饭店会见外国友人卓别林、萧伯纳等。解放后，饭店于1956年重新开业，起名和平饭店。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到80年代，这座大楼是上海最高端的场所，没有之一。曾经是上海人能拿得出手的不多的骄傲之一，而它的营造商——沙逊，却一直是作为反面教材被提及。

沙逊这个古老的犹太家族一直在中东繁衍，在笃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中，一直以专业财政官员的身份生存。当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巴格达新任行政长官执行反犹政策，并剥夺了沙逊家族首席财政官的职位，此时大卫·沙逊正值壮年，已是当地犹太社会的头面人物，上诉土耳其政府要求解除达乌德的职务，未料竟获支持。达乌德得知消息后，开始实施有计划的复仇行动。大卫·沙逊被迫携年迈的父亲和全家老小乘着夜色，以化装、贿赂的手法逃离了巴格达。老父亲在逃亡中故世了，大卫·沙逊成为一家之长。1832年全家迁往英属印度的港口城市孟买定居，不久后就加入了英国国籍。

大卫·沙逊之所以选择孟买作为安身立家之所。首先因为它是英国的殖民属地，能借重英国在全球的资本主义势力，来帮助他进行今后的商业贸易活动。其次，英国在经历了产业革命之后，棉纺织业迅速发展，其国内市场已趋于饱和，大量的棉织品就通过孟买销往印度腹地，孟买成为英国对印度贸易的孔道。再次，当时英国的工业资本家正在极力反对东印度公司在贸易上的垄断，要求获得更多自由竞争的权利，这就为打开广阔的市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正是这些因素才使大卫·沙逊感到在孟买创办企业会是前途无量的，于是就在1832年在孟买设立了沙逊洋行。

大卫·沙逊利用沙逊家族担任巴格达首席财政官的声誉和经历，又十分熟悉西南亚和波斯湾的行情，在当地还有一批从前结识的朋友，并通晓多种语言的便利，经营英国纺织品、东方织物及波斯湾土特产的贸易。沙逊洋行很快就发展为印度在波斯湾的最大贸易机构。

沙逊的真正机遇在1833年出现，这年的8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废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的法案，英国商人可以直接对华贸易。精明的大卫·沙逊敏锐的察觉到中国这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全力将英国的棉纺织品和印度的鸦片输入中国，大发其财。

这是这个家族对中国的原罪的开端，当年林则徐虎门销烟，近一半的鸦片就是沙逊家族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英帝国发动鸦片战争，就是为他们家打的。

南京条约后，他先后在广州、香港和上海设立了分行。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繁荣和地位上升，沙逊洋行在上海的业务扩展十分迅速，在英属印度对中国出口的鸦片、棉纺织品和棉纱等商品贸易总额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上海很快就变成沙逊洋行在华的业务中心，其地位超过香港和广州，为沙逊洋行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适应贸易发展的需要，1864年8月，他会同其他洋行代表15人共同发起创办了上海香港汇丰银行。

上海滩首富登场

“老沙逊”—— 大卫·沙逊的故事到此也告一段落，之后就是他的几个儿子的创业史。英商新沙逊洋行是英籍犹太人伊利亚斯·台维特·沙逊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创立。因与其胞兄阿尔伯特·沙逊经营的沙逊洋行中文行名相同，极易混淆，故人们以其来华先后，在行名前冠以“新”“老”两字，以示区别。但两行在经营及资金上并无关系，这两位都是大卫·沙逊的儿子。

新沙逊洋行建立初期，主要经营鸦片买卖和纺织品等贸易，是行商性质，在华资金均为流动资本。新沙逊每年运进上海售卖的鸦片平均有5000箱，价值300多万银两，利润高达100万银两。

资本来到世界，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那是一个蒸汽机轮的大航海时代，世界日新月异被紧紧联系在一起。老沙逊有八个儿子，被分散在印度、上海、香港、印尼、英国、马尼拉等各处，依托英国的殖民力量，在亚洲织成物流网络，即为家族积累财富和荣耀，也在化解和防范风险，尽情享受的旧世界的荣光。但当世界进入了二十世纪，旧世界那一套开始玩不转了，家族的新兴力量上场了。

大卫·沙逊的曾孙——维克多·沙逊，生于1881年，青年时代爱好航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英国皇家空军，作战时因左脚负伤而致残，人称“跷脚沙逊”。又因其为世袭准男爵，中外人士称他为沙逊爵士。

1918年维克多·沙逊在印度孟买继承祖业，掌握了新沙逊洋行的经营权。他曾经担任过印度殖民地国会议员、调查印度工业劳动问题皇家委员会等职。1919年在香港设立香港信托公司，负责沙逊家族成员财产托管和收益事宜，利用庞大的信托基金购置有价证券，以收购股票的办法控制了一些著名企业的股权。维克多沙逊开始用一种新的手段来控制世界——投行金融，手法和同一时代的太平洋另一端的JP摩根如出一辙。

20世纪初是一个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年代，中国如此，印度也是如此，沙逊集团在印度很难再有发展余地。维克多沙逊把和他的曾祖一样，把眼光再一次投向上海。

上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时期。于是维克多·沙逊决定把经营重点转移到上海，并准备亲自在上海“大干一番”。这是新沙逊洋行经营战略的重大转变。在维克多·沙逊掌权之前，新沙逊洋行依然主要经营鸦片和棉纱布匹生意，日渐萎缩。

1923年维克多·沙逊第一次来到上海。初来乍到，对投资方向举棋不定时，见安利洋行发生资金周转困难，遂决定投资改组“安利”。使用的依然是在香港已经熟稔的投行金融手法，利用资金在时间上的价值控制成熟的洋行。维克多·沙逊看中的是“安利”的规模及“安利”老板安诺德兄弟在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地位。假手“安利”，大力扩展新沙逊洋行，吞并“安利”及其所属产业。到1936年安诺德兄弟退出“安利”，“安利”变为沙逊系统的一个企业。

维克多·沙逊在上海站稳了脚跟，除继续经营进出口业务外，还建立了若干直属公司，投资多种行业。

首富的生意经

然而使维克多·沙逊一战成名的还是他在房地产方面经营的巨大成功。

用现在的眼光看，维克多沙逊是不折不扣的重资产经营，利用金融杠杆大量收购，还通过抵押放款的方式吃没押产。新沙逊集团对抵押放款的条件十分苛刻，押价极低，一般仅抵产价的百分之三四十，但利息却很高，至少要8厘，甚至1分以上，欠息不付，要按季加入本金，利上加利。许多押户到期无力归还，只好任其吞没。如湖北路迎春坊、唐山路润德里、昆明路原德里、黄陂南路安义里和泰晤士大楼、华盛顿公寓、静安公寓等等，都是新沙逊集团用这种手段吞没的。

新沙逊还用出租土地给他人造新屋到期屋归地主的办法，“归”进了大量房屋。经营房产的风险转嫁给赁地造屋者，自己保有土地增值利益。

维克多·沙逊在1925年起开始兴建高楼大厦。首先兴建的是沙逊大厦，沙逊大厦面临南京路和黄浦江，三面沿马路，一向被认为是上海最好的一块土地。沙逊大厦由英商公和洋行设计，全部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沿南京东路和外滩的外墙使用花岗石。从1926年4月破土兴建，至1929年9月5日全部落成。沙逊大厦外表豪华，地理位置优越，又是上海第一个高层建筑，因此建成后，维克多·沙逊顿时“身价”百倍，马上成了上海摊上的“红人”，新沙逊洋行的“声誉”也随之大为提高。随后沙逊又陆续建造了河滨大厦、都市饭店、汉弥尔登大厦、华懋公寓、格林文纳公寓。使其在解放前的上海28幢十层以上高层建筑中占了6座。首先建造沙逊大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收取高额租金。大厦落成后，包租给集团附属的华懋饭店独立经营，按年收取60多万银两巨额租金。这座大厦建筑成本包括土地作价200多万两，共计760多万两，只要13年时间就全部收回。

沙逊大厦的建造，是新沙逊房地产经营上的一大转变。在尝到甜头后，便以建造高楼大厦和西式住宅为重点。相继建造了河滨大厦、都城饭店、华懋公寓、格林文纳公寓、汉弥尔登大厦。为建造高层建筑和西式住宅，华懋地产公司在1930年、1932年、1933年先后3次发行公司债300万银两、100万银两和150万银元。

新沙逊集团的房租收益巨大。以南京路外滩产业为例，从民国4～15年11年的租金额约105万银两，再加上光绪三年到民国4年38年的租金，总数至少超过250万银两，除去20%的管理费用，房租净收益在200万银两以上，50年利润近25倍。民国13年这块地估值220万银两，这笔增值利润还不计在内。再以新沙逊建筑的茂名公寓为例，这座大楼建成于民国20年，当时的地价和建筑费用共计420万元，全年房租收入为56万元，除去管理费及税捐支出，全年房租净收入为337120元，在净收入中，除去常年5厘的投资利息，就是每年的盈利。照这样计算，第二十年，便可将420万元投资全部收回，还可收到以420万元为本金的利息2739000元。像茂名公寓这样的建筑物，一般估计可使用100年以上，可见投资利润之优厚。

新沙逊集团除了房屋出租外，也做房地产买卖。在民国19～20年地价飞涨时，在一年内把早年低价买进的12处产业高价卖出，共得价银14388719两，仅此一宗净赚银1000万两以上。

1935年，新沙逊集团占有的房地产达50多处，集中在几个地段：在南京路、福州路一带，有沙逊大厦、汉弥尔登大厦、都城饭店等大楼和庆顺里、和乐坊、长鑫里等10多条里弄；在淮海中路、茂名南路一带，有茂名公寓、锦江饭店、茂名花园公寓、凡尔登花园、培福里、纪家花园等；在苏州河北岸有河滨大厦、瑞泰大楼、瑞泰里、乍浦里、德安里等多处；在四川北路长春路一带，有长春公寓、北端公寓、狄思威公寓、余庆坊、启秀坊等。至此，新沙逊集团在上海拥有的房地产，不论在土地面积、房屋面积和高层建筑幢数方面，都已居上海房地产商的首位，成为上海的房地产大王。　

在沙逊集团急速膨胀的过程中，维克多充分意识到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融合形成的金融资本的重要作用。1930年成立了新沙逊银行，是沙逊集团各企业的金融管理中枢。

黯然退场

维克多沙逊深知，家族的成功依赖于英帝国的庇荫，他的金融抱负，不仅仅在于做一个生意人投资家，更想着对宗主国英帝国的效忠。1935年由于美国白银政策使中国出现银元币制危机，维克多·沙逊抛出“救济上海金融之计划”（简称“镑券计划”），企图把中国货币体制纳入英镑集团范围，但因遭到中国人的反对而搁置。这一次失败对维克多沙逊来说是一次沉重打击，此刻他突然知道了，英帝国已经日薄西山，与他曾祖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此刻他已萌生退意。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事后，上海租界的地位岌岌可危，沙逊开始陆续将资本转移国外，大量抛售各附属企业和投资关系公司的股票。估计第一次撤退转移的资金要超过一千万美元。

1945年抗战胜利后，维克多·沙逊看到租界特权业已失去，蒋介石政权摇摇欲坠，通货恶性膨胀，不由地发出感伤：在中国开展大规模业务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随后将在上海的直属公司全部迁往香港，上海只设分支机构，资本额也改以港元计算，同时大量出售产业，进行第二次撤退。

这次撤退后，沙逊家族开始逐渐淡出，维克多·沙逊清醒知道百多年来庇护家族的宗主的没落，家族在未来已经难有作为，此刻全身而退是最佳选择。

上海1949年后，进入一个新时代。新政权属于人民，上海财政局长顾准提高土地使用的税率，把外资公司一一逼走。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做法：“1949年上海接收后，我们利用1945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搞起来的地价税，加重税率，对私有土地按估定地价比例征税，国有土地当然是不征税的。征收地价税，谁都提不出反对理由，可是严格征收的结果，凡是地价昂贵土地上的房产收入，都抵不上应付的地价税。仅仅一年多，即到1950年冬至51年春，许多外国资本家都宁愿把房地产抵交欠税，自己则悄悄溜走了。”他举例说：“上海有名的沙逊，把南京路外滩的沙逊大厦（现在的和平饭店）和旧租界的华懋饭店（现在的锦江饭店）抵交欠税后离开了上海。许多外商银行、地产公司、重要洋行，上海才解放时还赖在上海不走，经过1950年春的罚款和一年多的地价税，也纷纷关门溜走了。”他最后总结说：“我们没有采用任何没收政策，却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

最后，新沙逊集团不得不于1958年10月31日以产抵债，把新沙逊公司、新沙逊银行、华懋地产公司、远东营业公司、上海地产投资公司以及华懋洗衣厂、华懋饭店、都城饭店、华懋公寓等9家企业在华的全部财产转让给中华企业公司，结束了在华业务。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隔壁的老罗”，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原标题为《祖孙四代100年创业史，虽留下上海这座城市的骄傲，但却因原罪永不被接纳》，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