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追捧、被质疑、被热议：1920年罗素在上海

“波多”号上的“颠覆行为”

1920年5、6月份，罗素作为战后西方世界的寻路者，踏上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土地。一心想为西方取得“社会主义”真经的他，满怀热望，东奔西走地认真考察了一个月。如一位学者笔下描述的那样：“罗素从苏俄首都到村野、从最高领袖到最底层的民众、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到它的实践、从华美的诺言到现实的生活进行了一番细心的观察。”但一路走来的他，看到的却并非是他所想象、所向往的社会主义。他感慨人民的生活依旧贫穷；他也不喜欢个性受到限制的体制；一路负责护卫他的俄罗斯士兵，一个农民的儿子，没事时总爱哼唱带着忧伤情调的歌曲，使他隐隐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的压抑感。于是感到疑惑、失望，被深深的幻灭感所折磨着，痛苦着。

伯特兰·罗素

访苏前的2月，在伦敦演讲时他曾宣称：“我是因为战争结果从自由主义改变到社会主义的一人。”当他口说社会主义的时候，他说的是他所信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改良而不是革命；这与从革命风暴中诞生、以革命理想立国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自然相去甚远。

因而他断言，苏俄没有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访苏收获的只是失望与痛苦，也就成为无法改变的现实。

但很快，心中又溅起了希望的火花。7月，刚从苏联回国的罗素，突然接到来自遥远中国的电报，热情邀请他去北京大学讲学。博学的他，早就读过中国的唐代古诗和老庄之书，一直称道中国古诗的美为西方所未有。他刚出版的那本论述社会改造的书——《到自由之路》，卷头就题有老子的名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而《庄子》书中隐约闪现的中国古代无政府主义思想，与他的社会改造理想尤其合拍，更是被他赞赏不已。中国，一个多美好的国家，他毫不迟疑地接受了邀请——去中国，到那里去寻找西方文明新的希望。

8月，他就启程了。由他的情人多拉·勃拉克陪伴，乘着“波多”号法国客轮，踏上了去中国的茫茫海路。

“波多”号穿过英吉利海峡，到法国停留了三个星期，然后就直驶上海。一个多月漫长的海上漂泊，枯燥、乏味，在无聊地打发时光中，谁都想寻找一点刺激。同船有一群罗素的英国同胞，知道他去过赤色苏俄，便都好奇地催他说说那儿的见闻和印象。他也闲着无事，乐意当一回义务报告员。但他的报告却曲意掺了水分。因为他已摸清这帮同胞中有当橡胶种植园主的、有当商人的，都是资本制度的宠儿，他可不想在他们面前丢“社会主义”的丑。因而对苏俄的社会主义尽拣好话说，而隐去了对她的失望和不满。

正说在兴头上，船舱里却泛起了一阵骚动，话未讲完，对他的不满、指斥却已劈头盖脑地向他袭来。因为富人们立场鲜明，都无法容忍他的“亲俄”、“通共”表现，更不满他的“布尔什维克宣传”。报告被打断，报告员成了过街老鼠、瓮中之鳖。船到达上海时，有一帮人还情绪激愤地向船长提出，不许这个“反英分子”登陆上岸。差一点就像捉小偷一样，将他扭送到警察局去。

这帮富人的疯狂表现，让罗素感到好没趣。他和勃拉克突出包围圈，径自登陆上岸，等待中方接应他们的人。那帮富人同胞并不甘罢休，已偷偷给北京的英国总领事发去电报，告发了他的种种“罪行”。事情一下被升级、闹大了。驻京英方人员立即给伦敦的外交部和国防部通报情况，回音传来，国防部认定依照《战时条例》，对有颠覆行为的罗素应立即拘留或遣返回国。但一查《战时条例》，到这一月却已经过期失效，奈何他不得，伦敦方面也就只好放他一马。但发出明令，对此人要进行严密的“内控”监视。

各界追捧

风浪止息。让他侥幸地逃过了一劫。但他对身后的这场风波，却毫无所知，也早已将这帮疯狂的同胞抛之于脑后。这时让他烦心的却是中国的东道主。在码头边已等了很久，却一直不见来接客的人影。难道这是“中国人的幽默”？难道来自这个遥远国度的邀请只是一场玩笑？在茫无头绪的上海，真的被撂在码头边，下一步还不知怎么办。他渐渐地显得焦躁不安了。

原来这却是一场误会。这天是10月12日，原定15日抵沪的“波多”号却早到了三天，接待方还蒙在鼓里。隔了很长时间，得到消息的接待方才派人匆匆赶来，将他们接走。

码头边的不快，很快消散得无影无踪。见到第一个中国人的那一刻，他就已感受到中国人热情如火的秉性。因为在这之前，他的名字、他的学术地位都已被在华讲学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广为传播，在中国学界，几乎人人知晓他是“现代三大哲学家”之一，是当世的时代精神的代表，早已引颈翘盼他的到来。离开码头，他就被带到西藏路汉口路那所著名的大旅馆——一品香旅馆，刚安顿下来，就有中国学者络绎不绝地上门来拜访、求教，使他又深叹中国人的好学。落定未久，他又收到一封寄自霞飞路渔阳里，落款为“袁琼生”、一个他毫无所知的中国人的信：“我们非常高兴，您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哲学家来华抵达本埠，来救治中国学生的历史性的思想病。”

第二天晚上，在南京路大东旅社欢迎他的宴会上，他第一次用筷子吃饭，觉得十分新鲜、有趣。喝着一杯杯难以形容如何醇美的米酒，吃着满桌品味俱佳、多得数不清的菜肴，真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已有几分醉意的他，像中国人一样从这张桌子走到那张桌子，不停地劝酒，不停地干杯，世界似乎只剩下了一张酒桌。

使他从醉意中惊醒的，是眼前中国人完全出乎他想象的举止。他第一次接触这么多的中国人，让他吃惊不小的是，许多中国人竟然能用流畅娴熟、妙趣横生的英语和他交谈。说的是英式英语，行的是英式社交礼仪，不时还表现出在这种社交场合所应该具有的恰如其分的诙谐。他压根没有料到，在贫穷、落后的中国，竟然会有这么多富有教养的文明人。“这是我们第一次对中国人有亲身的感受……此前我一直不晓得，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人。”很久以后，他在他的自传中还念念叨叨地这样写道。

下榻在一品香旅馆，总是川流不息地有人来拜访。来的人多了，却又不能冷落了哪一个，他和勃拉克就将他们安顿在不同的桌子上，两人从这张桌子到那张桌子来回地挪动，穿梭着应对。来的除了中国人，也有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等等，国籍不同，境遇也有不同，在不少社会名流、莘莘学子之外，也有外籍的流亡者和落魄者，似乎都想从大学者那里得到一点什么。他也不由感觉到，上海真是个世界主义的城市，什么国家的人都有。

但他对西方人不感兴趣，不知怎么的，他接触的这些欧洲同胞，似乎都给他留下了凶巴巴的、讨人厌的印象。他对已经完全西化的那部分上海，也十分地不待见，很久以后，他在回忆录中还这样写道：“上海大部分是颇为欧化的，更几乎是美式的；街道的名字、布告和广告都是英文的(和中文的)。高楼大厦都是大公司、官厅、银行之所在；一切都是富丽堂皇。”也就如此而已。他看到“那些僻街小巷仍然完全是中国式的”，而他的兴趣所在，恰恰就是这些“中国式”的地方。

一直在追随罗素行踪的报社记者们，早已看透他的这般心思，在报上披露说：“罗素先生之意，甚欲得知中国社会之实况，故欣然游上海，而不愿注意租界内情形。”到上海的第二天——10月13日一早，提出要看“中国式”上海风景的罗素，就由主人陪同，驱车游览了沪南、闸北等一带。在老城厢江边码头附近的半淞园，竟足足勾留了两个多小时。

28岁的清华教授赵元任，这几天专程从北京赶来随伴罗素，为他当翻译。罗素刚到的那天，他在日记中记下对罗素的第一印象，说他看过罗素的照片和别人对他的文字描述，现在亲谒其面，觉得远超乎他的想象。不由在笔下饱蘸着激情形容说，他比想象中的他“更强壮、更高、仪态更优雅”。

13日晚上的欢迎宴会上，中方东道主也热情有加。主持人称道他的到来，当为文化之光；预言他的学说将传遍海内，为中国的前途造幸福；特别谈到在素有崇拜哲学家传统的中国，历来最崇拜两千年前的孔子，而随时势变迁，今天的罗素先生就是新孔子，是“孔子第二”。这番称誉以中国人的尺度衡量，无疑已被推上至高无上的地位。

1920 年10 月13 日，上海7 个社团为罗素举行欢迎会，图中坐在中间的即是罗素与勃拉克小姐。

演讲引起的风波

罗素讲学的主讲坛是在北京，上海只是一场预热。但在上海，总不至于只是冶游赏玩、吃吃喝喝，人们的期待、他的来意，都需要回报一席思想与精神的美餐。他已准备好到北京去尽一个哲学教授的职责，将举行五大哲学演讲——讲《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社会结构学》和《数理逻辑》；而在上海，他有更多的现实感触要倾吐，所以就以一个现实关怀者而不是哲学家的身份进行讲演。话锋所至，也就处处触及现实的痛痒。

第一次发声是在13日的欢迎晚宴上。是夜，在南京路大东旅社宴会厅里，欢迎他的有一百多位各界学者名流。晚宴主办者有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教育共进会、基督教救国会、中国公学及时事新报等六个团体。酒酣耳热之际，依然沉浸在白天半淞园诗情古意的游兴中，脑海里仍填满唐诗、老庄之学而挥之不去的罗素，嘴边的闸门开启，几乎声声不离中华几千年的灿烂文化。他称颂中国为“极完全文学美术之国”，有此美德，“即为改造一切之本能”。称颂实是铺垫，他演讲的要旨是想放声疾呼：对这样的文化，中国人千万要珍重保存它。因为他已隐隐发现，有些中国人一心做西方化的梦，已经远离甚至背弃了自己的老祖宗。于是，他以一个西方人几十年的阅历告诉在座的人：晚近欧洲之思想，多激烈破坏及纷乱之状态，妒忌以之而起，战争以之而生。今日之欧洲社会中，凡自私、贪婪、侵坑、强暴之恶根，依然存在，中国人千万不能“不加以检择，一块罗而致之”。

他告诫在座说，凡中国人之一举一动、一事一物，未受欧化之影响者，均有至可羡爱之处。此皆中国固有之国粹也，不宜弃之。他知道、也理解中国人有迫切改造社会的愿望，他的建言是，欧洲经验有可取之处，或可移植至中国，但欧洲错误之经验，中国则不必效法。他认为在今日之中国，社会改造固然是急务，但不可操之过急。他举俄罗斯的例子，认为因过于激进，反而不能达本来之目的。慢慢来，谨慎从事，则前途殊有希望。而教育则是各种改造方法中的“第一义”，是社会改造的一大捷径。

14日午后，他又来到江海交汇处的吴淞炮台湾，给中国公学师生作演讲。被烟水苍茫、天风浩荡包容下的中国公学，这一年，校园内正澎湃激荡着各种新旧思潮。3月梁启超来过，一如既往地大谈他的改良主义；4月陈独秀也来过，以“五四运动”旗手身份阐发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内涵。眼下罗素的到来，作以《社会改造原理》为题的演讲，正迎合了莘莘学子的报国情怀。他开明宗义，就揭了欧洲的“老底”，声称欧洲自近百年以来，“各种潮流，经试验之结果，竟全失败”，现今不得不“要求另外一种原理做基础以图改造”。他认为，求之古人，中国的老子所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最有价值。希望中国实业的发展，不要趋步欧美后尘，再蹈欧美的种种谬误；因发达产业，而使固有之审美和精神上有价值的事事物物逐渐丧失，实觉可惜。如果从审美的精神的文明方面努力做去，自然有发达的一日。而社会改造最激烈的俄罗斯，他说他考察之后，觉得“目前情形”已“渐失革命本意”。

这番演说，在期望满满的师生看来，大概依然唇干舌燥而丝毫不解渴。甚或因之而起疑云：中国的改造，难道就是回到老子的混沌世界去吗？

16日下午4点半，在老城厢西门外方斜路上的江苏省教育会会场，他又作了“教育之效用”的演说。论教育他是行家里手，谈及教育时，每每有真知灼见的火花迸溅而出，而引来台下教育界人士的连声喝彩。但救治破败、混乱的中国，当下头等重要、首先要做的，真的就是教育吗？

前排右起：罗素、勃拉克女士、蒋百里；后排右起：孙伏园、王赓、赵元任、瞿世英

每当纵论西方社会大势时，罗素俨然是个料事如神、洞明一切的预言家。15日在一品香旅社，他与那位《申报》记者的一席谈话，就有许多精辟之至的论断。譬如他说：一次大战后，英、美两国已控制世界大势，欧洲如发生革命，英、美两国只要控制粮食来源，就可致革命各国于死地，欧洲想革命也革命不起来——事实证明正是如此；又说，美国将成为全世界最强大之国，未来百年间，美国必将控制世界均势，执全世界之牛耳——以后的百年世界史，就是它的最好注脚；还说，德国虽为战败国，但因其国物产丰富，英才辈出，人民肯耐劳忍苦，政府能高效运转，大约二十年内，必然恢复其固有之地位——以后二次大战爆发、德国横扫欧洲，也就是在他预测的这个时间跨度内，几乎完全被他说中。因为对他生于斯、长于斯的西方世界，他知道太多、看得太透了。

但对于中国这块陌生的土地，他能知道的有限的一点，还大多来自以往涉猎的唐诗和老庄之书。说了解，也只是了解她的前世；对她的今生如何，只能凭道听途说，零敲碎打地得到一点表象皮毛、细枝末节。

罗素不合时宜的演讲，自然会碰钉子。风波的缘起，是13日晚他在大东旅社发表的讲话。《申报》第二天的报道中，他的演说被冠以一个醒目的标题：“罗博士言中国宜保存固有国粹”。“保存国粹”——这弹眼落睛的四个字，一下触动了许多人的神经，霎时引来一片哗然。中国思想界正进行着一场中西文化论战，这番话对于反西化的保守派，自然很是受用，但却并未吭声。发难的第一声来自北京，发难者是“五四”风暴中一度也是风云人物的周作人。他以“仲密”为笔名、在10月17日《晨报》上刊发的《罗素与国粹》一文中，劈头就说：“罗素来华了，他第一场演说，是劝中国人要保重国粹，这必然很为中国的人上自遗老下至学生所欢迎的……但我却不能赞成。”在狠批一通所谓“国粹”之后，他又直言告诫罗素，你不大明白中国的内情，不久你就会知道，“中国的坏处多于好处，中国人有自大的性质，是称赞不得的”。

责难不是来自一个人，而是来自一派势力。有人责难，也会有人辩护。“五四”运动主要干将之一、北大教师张申府，被誉为“中国罗素研究第一人”，“罗素”两字的中文翻译定名就出自他之手。10月间张申府来到上海，一边下榻于渔阳里陈独秀的家里，共谋筹建共产党组织，一边也追星似地跟着罗素。13日的晚宴，他也在场，他认为因罗素讲话引起的风波，是因为《申报》曲解了罗素的意思。他给上海《时事新报》投去一封信，以见证人的身份辩解说，罗素演说的主旨在于希望中国人在欧洲道路之外另开一条新路，要我们勿瞎眼地、不管好坏地抄袭人家；也提出中国文化上很有些好的地方，希望中国不要把它丢掉。这怎么可以称之“保存国粹”呢？《申报》的译文“未免太违了原意”，把“保存国粹”四字加在最看重创造精神的罗素身上，“很恐不但诬了罗素，并要误尽苍生”。

这时罗素已离开上海一个月，正在北京讲学，他风闻上海由他引起的一场争论，不得不投书《申报》，作了自我辩护。不知是出于真心抑或因为无奈，文中他已经改变调门，声言旧的东西即使很好，如果不抛弃就难以图进取，工业、民主、科学、新的教育就都不会产生。还特别鼓励中国最活跃的改革者奋步前进，面对必然不可避免的“美术上损失”，可以“不予以过分之珍惜也”。

在上海待了5天，以后罗素辗转去过杭州、南京、长沙，最后落定于北京。上海的一场风波似乎是一个转捩点：改变了最初一边倒尽是赞叹、褒扬的气场，责难、置疑声开始渐渐多起来。陈独秀也是13日欢迎晚宴的出席者，听过那次演说，他并没有吭声，也许对罗素的政治倾向还在观察中。但罗素后来到了长沙、到了北京，传出罗素的几次关于社会发展的演说，使这位渔阳里的革命家越听越觉得不对劲。终于按捺不住，写信问罗素：都说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讲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这话真是你讲的，还是别人弄错了？话到最后，便“摊牌”说：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也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

当时三十出头的张东荪，正身任上海《时事新报》和《改造》杂志主编，又兼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主任。他是罗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知音，自称对罗素“佩服到一百二十分”。罗素去长沙，他一路鞍前马后地跟着，回上海就在他的《时事新报》上登文章，详述他随罗素访问长沙时的见闻、感想。激进派原本就反感罗素式的“社会主义”，只碍于他是远来的客人，不便冲撞他；张的文章一出，岂不是送上门来的活靶子？对他，就不会有任何顾忌。左派们就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一齐出动，借着讨伐张东荪，重炮猛轰了一通基尔特社会主义。

这边讨伐，那边反击，热闹异常。“五四”时期一场“社会主义大论战”，就这样轰然而起，紧锣密鼓地开演了。罗素访华的演讲，正是这场论战的直接导火索。

被曝光的私生活

上海的几日，走到哪里，罗素都能感到脚下这片土地的躁动。他的演讲会招来争议；他的一招一式都能成为新闻；连他的私生活也不再有私密性。

勃拉克小姐与他同船而来，影形相随，却谁都不知她的真实身份。在罗素，也许是疏忽了，也许真的不便明说，闷着头竟一直没捅明她是何许人、何等角色。于是凭常理推断，这样亲昵有加、且同宿同眠的一对男女，自然是夫妻无疑了。

在中国人的眼里，向来只有妻妾的概念，这回罗素却让国人大开了眼界。他带来了一样新东西、西方世界的“特产”——“情人”。勃拉克，原来是他的情人而不是妻子。他本是有妻室的，是长他5岁、出身于费城望族的美国女人爱丽丝·史密斯，但结婚27年，婚姻大半时间都处在风雨飘摇中，多年分居后，到这一年都已快走到了尽头。婚姻之外，其实他更热衷英国贵族圈风行的婚外恋、敞开式婚姻之类。他这位贵族世家的后裔，与他的同类一样，在情场玩得风生水起，分居前后都一直没有闲着。到上海之前，他身边都还有三四个情人，勃拉克只是其中之一。

不必讳言，在西方世界，早已众所周知他的情史、性史之混乱。但他一直辩称这是蔑视世俗陈规，是“恋爱自由”，还高调声称这种“对爱情的渴望”，是支配着他一生的“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之一。外界也一直没停息过对他的非议。但对勃拉克，他的用情深久和认真，却也是有目共睹的。这年5、6月间的苏联之行，与他结伴同去的，就有这位年轻可人、干练而极有才气的勃拉克。那时，他已有一旦与爱丽丝离婚，就与勃拉克结婚的念头。勃拉克，这位从“剑桥”走出的女作家兼女权主义者，其实思想远比罗素激进得多。两人同游苏俄时，罗素因受不了布尔什维克的暴烈、过激，虎着脸就要提前回国，勃拉克却如鱼跃大海间，一头沉浸在苏维埃的红色激浪中，意气奔发，还不想回去。大哲学家只好孑然一身地怏怏而归。8月份接到北京的邀请、准备去中国讲学时，他依然想到让勃拉克与他结伴同行，于是就写信召唤她赶快回来，陪他一起去中国。信中，还带着几分矫情地说，你要不陪我去，那我也不去了。勃拉克读懂了信中发来的爱情信号，不由一阵狂喜，也就匆匆地赶回了英国。没过几天，两人就已相拥在驶往上海的轮船上了。

罗素与勃拉克在中国

罗素对两人关系的沉默，必然引来外界的误读。他们一到上海，出现在第二天报上的勃拉克，几乎都被恭敬地称呼为“罗素夫人”。等到弄清，这原来是罗素的“剑桥弟子”而不是夫人时，众家报馆都不由一阵着慌。错得如此邪门、闹出这么大笑话还怎么有颜面面对大哲学家？于是急忙登报更正、致函道歉，不迭声地陪着不是，生怕气坏了这位远道来的贵客。

其实不过是一场虚惊。罗素才不管这些呢。在这位西洋情圣的眼里，一定觉得中国人太少见多怪、且太不懂风情。只要双双有情，何需计较于夫人不夫人的名号？接到《申报》的道歉信后，他大度地回信说，这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根本就用不着深究、道歉。他也隐隐地撕开了他隐私的一角，转弯抹角地暗示说，其实他俩的关系，除了需法律上的认可外，与夫妻也没多大差别了。

记者们从重负中解放出来，回头探视，才发现这不就是婚外的男女私通，一出风流韵事吗？谈笑中作着中国式的注解，也暗笑自己的太实诚、刻板。还用道歉什么？大哲学家或许正偷偷地乐着、求之不得呢！放松了神经的这班秀才，忽然又都猛醒过来，发现眼前就是活生生的一个爆炸性新闻话题。现实正需要这类话题。从封建王朝到民国才没有多少年，“包办婚姻”如无形的绳索，将青春如花、情窦初开的青年男女们仍捆缚得紧紧的，多少旷男怨女，都还沉陷在痛苦的深渊中。就如胡适，这样开学术一代风气的大学者，婚恋问题却也只能听从“父母之命”，在于心不甘中默默忍受。现在罗素来了，情场的勇士满怀“对爱情的渴望”，来得真是时候。借洋人大学者之酒杯，浇中国人的块垒，开时代之新风，趁此机会，让报刊也增加点发行量和阅读率，将是多好的一件事！

上海的报章杂志，顿时热闹起来。《民国日报》、《妇女杂志》等等报纸、杂志，争先恐后推出了“离婚问题号”、“罗素婚姻研究号”，借“罗素式婚姻”做话题进行了一番大讨论，将罗素、勃拉克式的“自由恋爱精神”大大鼓吹了一通。

一场“自由恋爱”的豪雨，竟起始于对罗素的一次误会。经过连番的新闻渲染，罗素与勃拉克的身影已被深深植入一颗颗渴望恋爱自由的年轻的心里。他不会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但内心一定清楚，一样称做“自由恋爱”，这却是大相径庭的两码事啊！

（本文节选自徐茂昌著《海上洋人：百年时光里的碎影》，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3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发布，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