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聚焦法国大选，自由国际秩序还能恢复吗？

聚焦法国大选

东方IC 图

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引发世界关注，《金融时报》的拉赫曼认为，选情确认了国际政治中的一种新趋势，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分界不再处于左翼与右翼之间，而是处于民族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之间。

鉴于马克隆与勒庞之间的对决已成为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世界其他地区将怀着强烈兴趣密切关注此次法国大选的投票结果。如果马克隆获胜，布鲁塞尔和柏林将感到欢欣鼓舞，而克里姆林宫和白宫将感到失望——伦敦则是喜忧参半。

勒庞的竞选纲领与特朗普类似——尽管她的言辞比这位美国总统要温和得多。（例如，这位国民阵线候选人从未提议特朗普式的、禁止所有穆斯林进入本国的“禁穆令”。）勒庞家族积极支持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Twitter上发出强烈暗示：他支持勒庞，希望她赢得大选。但是，虽然特朗普本人会因马克隆胜选感到失望，但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们可能会松一口气。

俄罗斯对马克隆可能胜选的失望将更直截了当。马克隆是首轮投票中唯一支持对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实施强硬路线的领先候选人。俄罗斯一家银行还大举放贷给勒庞的国民阵线——可能是作为克里姆林宫投资欧盟乱局的一部分。

马克隆获胜（目前看来可能性很大）对英国来说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马克隆代表了强大和统一的欧盟，一个梅政府声称想要的欧盟。从伦敦的角度来看，难处在于这种强大和统一很可能表现为对英国退欧持非常强硬的立场，要求英国支付高额“分手费”，抵制为英国安排的任何特殊协议，无论是关于人员自由流动还是金融服务的。相反，勒庞若获胜，将让欧洲转向新的危险方向，但可以帮助缓解英国退欧的小问题——因为欧盟本身可能都不复存在。

在更广泛的欧洲背景下，马克隆的可能获胜必须放在如下背景中来看：民族主义右派最近在奥地利和荷兰的选举中遇挫，以及他们在德国的衰落命运——德国的民粹主义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在民调中的支持率正跌回个位数。默克尔在德国9月大选中获得连任的可能性看上去更大了。民族主义政党虽然在波兰和匈牙掌握得了政权，但欧盟的创始核心成员仍在抵制着民族主义潮流。

布鲁塞尔方面，马克隆的获胜前景将被视作重启法德“发动机”——欧盟的传统动力来源——的机会而受到欢迎。但作者认为，这种兴高采烈是一厢情愿的。每每谈到经济改革和欧洲一体化，马克隆满口都是“正确”的事情。至于他是否真的能实现，那是另一问题。

崇明在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发表的文章也认为，马克隆作为新希望的形象是可疑的。除此之外，在这次选举中，主张退出欧盟恢复国家主权和边界的极右国民阵线取得了百分之二十一点三的选票，而号称法国的“卡斯特罗”和“查韦斯”、极左阵营“不屈法国”的领袖梅朗雄也获得了近百分之二十的选票，与马克隆的百分之二十四点零一选票相去不远，这充分暴露了法国社会和政治的碎片化、极端化。

在对法国大选的评论中，哈贝马斯称当前西方的危机明确地助长了亲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宗教的、伊斯兰恐惧症的、好战的倾向，因为恐惧是糟糕的顾问，而这些被危机困扰的主体性，则不由得地像抓救命稻草一样伸手去抓认同至上的神话。最重要的是，某一政治倾向的假设因为它最初的、中央集权的几个版本的失败而遭到了严重的削弱。

这一失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很大一部分青年、弱势群体、被遗弃的工人、和郊区那些游牧的无产阶级开始相信，对议会共识的唯一替代方案，是由怨愤的认同、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构成的法西斯主义政治。

正如齐泽克寄望于真正的左翼的诞生，哈贝马斯称，如果要反对这个事情的可怕转折，那么，唯一开放的道路是：重新发明共产主义。必须捡起、洗干净、重新创造这个饱受打击的词。这次预示的——正如它在不到两个世纪里一直预示着的那样，但如今它有了现实的支持，也更有远见——是对人类的解放。几十年史无前例的尝试——这些尝试遭到了残酷的包围和袭击，并且包围和袭击最终注定要失败——不可能让任何有良好信仰的人相信，这就足以让他们抹除这个前景，永远放弃实现它的努力。

自由国际秩序还能恢复吗？

作为马克隆的支持者，西班牙前外相Ana Palacio则在Project Syndicate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角度发表了对当前世界秩序的看法。

她认为，新出现的进展令人鼓舞，地缘政治在恢复到以前的样子。特朗普政府可能已经认识到自己无法采取完全与世隔绝的外交政策。特朗普政府示范性地使用巡航导弹攻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针对本国民众的化武袭击是直接模仿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所做出的决策。

此外，很大程度上由于对朝鲜核问题的共同关注，特朗普对中国的攻击性说法也已经让位于更为合作的态度。俄罗斯重新扮演了（至少在公开场合）被西方嫌恶的传统角色，而作为西方自由主义安全基石的北约则非同寻常地从逐渐过时的状态中迅速恢复。

在她眼中，短期内，美国恢复对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传统外交政策或许会因为其中蕴含可预测性更强的地缘政治环境而减少危机爆发的可能。但从长远来看，西方需要全面的外交策略。

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找到这样的策略。恰恰相反，人们看到的是与肌肉记忆相似的外交政策，参与方采用熟悉的策略，但脑海中却没有明确的目标。这样的自动驾驶或许在正常时期可以接受；事实上，它在过去十五年间主宰了西方领导人对全球事务的态度。但现在这个时期却非同寻常。

维系世界秩序的多边主义、自由贸易、长期联盟甚至是美国偶然行使的单边维权等工具依然存在。消失的是指导它们运用的更广泛的目标：作为和平与繁荣基础的自由、民主和法治信念。其结果当然是随波逐流。

重新确立国际秩序的明确方向部分归结为领导力——当今社会的领导力可以说严重不足。地平线上看不到拯救世界的白衣骑士。在美国，最大的期望是特朗普不要让船摇晃的过于剧烈。在欧洲，纸上谈兵仍然是领导人最喜欢的消遣。

但她认为，在今天的世界，国际关系新的战略目标不应当来自顶层。恰恰相反，它应当自下而上的浮现，以对特定目标（最好是自由国际秩序）广泛的群众支持作为支撑。

就目前情况而言，自由国际秩序并不足以号召不断增长的大多数人。这部分因为这一秩序未能兑现共同繁荣的承诺，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但这也是因为自由国际秩序的支持者未能在情绪上与民众产生共鸣。他们的自由主义已经成为冰冷的经济学问题，而不是价值观和共同的人性。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讲，他们用道德的语言强调逻辑，同时试图压抑热情。

当“全球反恐战争”引发严重的道德和逻辑问题，这种做法从21世纪初开始碰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对自由世界秩序道德和逻辑基础的怀疑。

现在，激情正在重新当道。但却是自由主义的反对者有效地利用了激情。正如极右翼法国总统候选人勒庞所说的那样，全球化和支撑它的自由主义制度正在逐步过时。不仅如此，民族主义和传统主义已经成为积极情感的源泉——即使怀旧情绪和民族主义的归属感永远在变化之中。

作者称，如果自由主义想要作为国际关系的指导性框架继续存在，那么其支持者就必须激发自己的热情。在不抛弃逻辑和道德的前提下——自由世界秩序恰恰是在这些领域继续胜过替代选项——自由主义者必须与民众建立感情。她认为，这就是马克隆在法国所做的一切，这使他在法国首轮总统选举中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