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伟、赵世瑜、郑振满：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三个概念

4月24日上午，借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成立之机，刘志伟、郑振满、赵世瑜等先生做客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并进行演讲。演讲题目为“结构过程·礼仪标识·逆推顺述——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三个概念”，华东师大资深教授王家范先生担任主持人，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担任与谈人。北京大学赵世瑜教授先介绍了他概括的历史人类学中国研究的三个核心概念，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具体介绍了他们三十年来在华南的研究，赵教授又补充了在这种研究理路下关于华北和中国历史的宏观思考，从历史观与方法论层面对既往研究做了一些总结。

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华南区域社会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华南研究的领军人物以及其后的青年学者已经预见性地开始摆脱区域研究的狭隘深潭，他们认识到研究华南是了解中国社会的必经之路，但不是终点，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扩大研究范围的时候。于是他们逐步走出华南，进行跨区研究与区域比较的实践，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随之渐次扩大到华北、西南、江南、长江中下游等更为广泛的地域范围。在这样背景下，原有的框架、观察角度和提问方式如何得到突破，以及如何在更深化的层次上与华南研究对话，成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重要前提。对此，学者们总结出了一系列的重要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作为对话平台。赵世瑜首先介绍了其中三个核心概念。

其一是“结构过程”。“结构过程”这个词最早由萧凤霞在2001年提出，后刘志伟通过珠江三角洲的具体实践加以解释。简单说，“结构过程”指的是每个人有目的的行动会织造一套网络，而这套网络反过来会限制或推进个人的下一步行动，如此形成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在赵世瑜看来，“结构过程”是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而总结出的概念，可以用作区域比较的重要方法。人类学大多数注意结构，而历史学注意过程。结构的静态性、共时性和历史性、过程性形成了二元的关系，而“结构过程”将两者有机结合，最终关注的是运动发展中的社会结构。

其次是“礼仪标识”，该概念由科大卫提出。礼仪标识是地方社会成员认为最重要的礼仪传统的标志物，这些标志物是可以客观地加以观察的，大致可分为称谓、拜祭对象、不同形式的建筑物、不同的宗教传统、控产合股、社会组织等。礼仪标识不仅限于地方社会的创造,也可是国家或在国家意志之下建造，其关键在于地方社会的成员是否认可。地方与国家发生着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便可以从礼仪标识中窥见。也因此，赵世瑜将礼仪标识视作一个研究的抓手，不同区域的研究都可以放入这样的概念之中。

第三个概念为“逆推顺述”，由赵世瑜提出。如果说结构过程是研究的对象，礼仪标识是研究的切入点，那么逆推顺述则是一种特定的研究方式或技术。当研究者看到结构要素时，首先应该思考的是这些结构要素的创造时间和创造者，随着自然就会将它们逆推到有史可证的历史起点，又从这个起点依时间顺序一一向下讲述，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过程，这就是所谓的“逆推顺述”。

珠江三角洲的“沙田-民田”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理论精辟凝练，但终究抽象，刘志伟在赵世瑜精炼的解释之后，以珠江三角洲空间与社会格局的形成作为具体个案，将三个概念放入具体的历史情境加以分析，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理论做上“注脚”。

刘志伟首先展示了一幅1970年代珠江三角洲的地图。图上清晰地展现了广州-佛山、香港-深圳和澳门-中山三大城市片，但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城市片之间存在的城市带。城市带的两边有民田区和沙田区之分。沙田区和民田区不但土地的自然形貌有明显差异，在聚落形态、产业机构、经济关系、社会结构和文化面貌等各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分。沙田区在当地又被称为开边，居住其中的人流动性很强，也叫水流柴、疍民，是无籍之族，不能买土地、不能考科举、不能上岸居住，甚至不能穿鞋；而民田区的则都是大聚落、大宗族，有户籍，能够考科举、建立宗庙祠堂。这就是清代以后珠江三角洲存在的基本格局。那么这样的格局是如何形成的？这就需逆推到历史发生的起点。

在古代，珠江三角洲是一个由多个江河口环绕的海湾，在冲积过程中，海湾中的沙洲能够逐渐向外扩张，陆地上的生存空间得以扩大，形成新的沙洲，这为后来“沙田-民田”空间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便是地理意义上的历史起点。

而与国家历史直接联系的重要事件，首先是明朝大军平定广州后，在当地设立卫所，大规模地将当地土著编入户籍，成为明王朝的编户齐民，并组织他们在这一带屯田，开垦新沙洲。国家的权力由此介入到了沙田的开发过程，国家制度也介入到了土著人的生活，这是明代以后新沙洲开发和旧沙洲开发的重要区别所在。明朝正统年天顺年间，珠江三角洲发生了规模宏大的黄萧养之乱，叛乱发生地大致就在旧沙洲和新开垦沙洲交错的地方。明朝政府采取了分化瓦解的办法，通过叛乱人员对王朝统治的认受与否区别他们“贼”与“民”的身份。叛乱平定以后，政府又派出官员到乡村巡查招抚，辨别“良莠”。乡民们对此自然采取各种方法证明自己是“良民”，如佛山乡民声称自己拜北帝，不仅得到“良民认证”，还获得“忠义乡”的封赏。显然，这次叛乱最直接的影响，是在地方社会进一步确立起王朝的正统性。

通过这些事情，一些被编入里甲之中、成为王朝臣民的人们开始读书考科举，并通过科举途径培养了大量的士大夫，嘉靖年间，已有一批士大夫进入到国家权力核心，随后出现的便是具有士大夫文化象征的宗族制度。明清时期新开发的沙田几乎全部控制在豪强大族手中，无论是为了维护还是突破这种垄断，都必须借助王朝正统性的象征来完成。与此同时，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开发以人工方式进行，沙田的形成速度大大加快，沙田很快向外延伸到距离村落越来越远的地方。沙田占有权依然掌握在村落中大宗族的手上，但他们开始难以管理越来越远的沙田，便雇佣原来在水上漂泊的疍民作为开垦沙田的主要劳动力。聚居的村落被称为“民田区”，而“沙田区”则是疍民居住，如此便形成了“民田-沙田”的空间格局。

可以说，“民田-沙田”格局形成过程非常清晰，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制度、信仰体系、仪式活动、经济活动等等都在发生作用。在这个结构之下，疍民个人或小集体都可以利用文化象征来改变自己的身份，但他们的行为反过来又加强了这种结构，因而，这种结构是既动态又僵化的。

“告别华南”以后

珠江三角洲清晰的格局使之成为理想的研究模式，当这套研究范式应用在其他区域时，毋庸置疑，会遇到不同情况和难题。赵世瑜以东北地区为例加以阐释。

明朝时期，奴儿干都司是东北地方最高一级的军政合一建制，直属于明朝中央政府。明朝廷时常派遣女真宦官亦失哈到当地巡视。永乐十一年，亦失哈在奴儿干都司官衙所在地附近原有观音堂的基础上，修建了永宁寺，建造佛像，以供奉观世音菩萨。王朝的正统文化逐步渗入当地社会，奴儿干都司成为文化意义上的“化内之境”。之后，永宁寺经历了一次被毁、重修的过程，因而又有重修碑记。如今俄罗斯海参崴博物馆中收藏着两块永宁寺的碑记

但值得注意的是，1808年日本人考察奴儿干都司时，发现庙已毁，当地人举行的仪式遵循的依然是自己族群原有的习俗；19世纪中叶，美国人经过当地，与日本人发现相同。可以看出，明朝的正统文化尽管对当地产生了一定作用，但这个地区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个士大夫的社会，这点与其他许多地区截然不同。这个例子也可以从永宁寺遗址、碑刻这个“礼仪标识”入手，分析一个由国家和地方不同族群、乃至近代以来俄国、日本等不同殖民势力共同塑造的“结构过程”。

不同的区域，存在不同的基本格局和性质，诸如山西的许多地方甚至经历了不止一个结构过程，存在再结构过程，两个或以上的结构过程之间有变化，也有连续性。在寻找历史起点时，应慎之又慎，赵世瑜在讲演最后为不同区域的历史起点提供了个人的参考意见，他认为华北地区的历史结构过程可从春秋战国讲起，江南地区可从东晋南朝或唐末五代讲起，长江中游地区可从宋元时期，而岭南与西南则大体上从明清时期讲可以比较清楚，不同的空间大体上形成一个时间的序列。

赵世瑜与刘志伟的演讲结束后，与谈者郑振满畅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在零碎的信息中找到有机联系，并给予合理的解释，使之结构化，这是从事实的地窖走向理论的顶楼的过程。而在这其中，要注重礼仪标识背后的合法性、正统性和内在统一性。中国有很多地方，各种形态都有所不同，但中国仍旧是统一的，就是因为有高度的认同感。国家制度和权力渗入地方社会，地方成员则会利用国家的符号获得自己的权力，包括话语权和对地方资源的控制权等等。学界中有“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方法概括，其实这也是在关注礼仪对于一个社会的重要性。具体到实践当中，逆推顺述是一个精确的方法论阐释。郑振满说自己常常在暑假带学生到处跑田野，就是希望学生能够从当下寻找历史的脉络，离开社会与现实生活，就无法知道要在研究中做些什么。在三个核心概念之外，郑振满又补充了“多元性”这一重要概念。“多元性”强调的是思考的辩证和多元。历史的发生常常是许多因素互动的结果，如同棋局一样，其中有无数的偶然性影响着格局发展，也正因如此，结构过程必然是动态的，而不是一个线性过程。我们在对一个结构过程做出解释时，常常会有一些因素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遮蔽。如在两广总督叶名琛的档案当中，许多广东人被视作“汉奸”，在体制之外或体制边缘，这与我们对珠江三角洲的传统理解就有所不同。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每一个结构过程背后，都存在不止一套的可能性。

讲座最后，王家范祝贺了“华南学派”这一学术团体近几十年来的学术成就，理论的提出代表着一个学术团体的成熟。王家范认为眼界向下、民本思想是华南学派的前瞻眼光，也应该是历史学的社会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