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一禾：我的诗和朦胧诗有不同的起点，李白对我的影响很大

取名“一禾”，有“一禾发千枝”的期待。他是他父亲最小的孩子，父子俩感情深厚，常常切磋；据说，当有人来家里向骆耕漠这位经济学家、学部委员请教的时候，骆一禾会去旁听，偶尔还会一起交流。骆一禾出身的那个家庭比较特殊，西川甚至认为骆一禾诗歌的“宏大叙事”也与此有关，“他看问题从来都是从大处着眼，因为他们家看到的问题都特别大，所以宏大叙事就宏大叙事吧”，参见西川、徐钺《骆一禾、海子、我自己以及一些更广阔的东西》（《诗林》，2009年双月号第5期）。

骆一禾所写的往往正是他所谓的“背景诗歌”。不过1987年9月，他写了一首《首遇唐诗——纪念我的启蒙老师和一位老女人》，真切具体地讲述他早年的乡村生活情形，他的启蒙和受到的最初的诗歌教育（篇幅略长，不分行节录）：

......

在那个年代/我是怎样得到唐诗的呢/是在淮河两岸枯水的乡村里/一个私塾先生的宝书中/他开始说诗/他竟至不能讲完而抚摩着/我的脑袋/娃呵他说/在淮河边上他们都这么叫孩子和小牲口

......

先生死的时候/从他的口袋里，一只很大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只本子/也就是一只纸碎酥黄的燕子/命我抄写他收集的/一百零一种词牌/而先生就在土炕上度着自己的几口气/低矮的椽子上生着白菌/娃儿们在蓝天上拥着纸窗/......先生没有走出过乡村多远/......先生也教书也种地收成不好/先生不配教书/先生讲诗一生读过的书没有几本/先生才能不大陈旧而干净/......先生没有资格教书，种地刚刚活得起/把我带大的老女人说： 先生好可怜/先生对她笑笑/那是一个读书人与一个文盲和平的笑/她每天送给先生一碗红烧土豆/先生送碗回来／说她识字识得好

......先生只让我抄写唐诗/我抄唐诗/先生从不许我带走/先生最后口述词牌不久就病倒了/先生让我手摸唐诗/如摸先生的棺椁

先生一世只收集了五种唐诗/先生看我如看幸福/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先生身体健康/摸我的脑袋口称娃儿/“好娃儿讲完书了......总有一天讲完/那会儿就教不着你了....../天下很大大如诗/放手去闯莫结秀才/结识几个有本事的英雄”

先生临死的时候/吩咐唐诗一同下葬/房子扒掉墙土下田肥肥庄稼/先生此说： 我已不能再念/只能让你自抄/诵是活的抄是死的/唯愿不要因此害了你娃儿/野渡无人舟自横

乡村大道的两侧/栖息着黄土坟墓队队上擎一只粗碗/麦田投往天边/前方是焚烧石灰的土窑/学诗的尽头是火红的窑火/而/直去东方的坡道下面/滚动着雨天之后的急流

所写显然更多回忆录而少诗的虚构。它说出了他的另一个出身，平行重合于西川所说的骆一禾跟普通人不一样的那个特殊家庭的出身。那种穷乡学诗的经历一定对骆一禾更加重要，它使得出现在他笔下的诸如土地、荒山、平原、树林、青草、野蜂、布谷鸟、果实、石头、地平线、村庄、农人、河的旷观、汗水淋淋的马匹、仓库、夕阳......乃至“应该承认/我们的城市是美丽的”——这些八十年代的诗人们最爱用诗歌擦亮的言辞，都有其过往和内心生活的来源。尽管在河南农村只短短几年，但“学诗的尽头是火红的窑火”，这让骆一禾在其“印象原生的第一个地区”的出身也变得不一般了。

要是去为他1981年写下的那首短诗里的灯塔/圣者代入一些名字，无名“而抚摩着/我的脑袋”说“好娃儿......那会儿就教不着你了......放手去闯......”的乡村教书先生，就也该并列于对但丁说“孩子，我已经让你看到了时间和空间的火焰，其余的我什么都看不见了”的维吉尔，以及，串在金链上的那些相应的名字吧。

在骆一禾的另一次回忆里，他开始读唐诗则是在1976年初三的时候。“那时候，”他在一封信里说，“基本都是靠手抄，至今留有一本200页的手抄本，到了今天，还可以看出我对自己评价的一个依据：我的诗一开始就和朦胧诗有不同的起点。李白对我的影响很大。”骆一禾还提起，有一天“海子来玩，我们重叙往日。海子说他以前的诗作大都没有留下，我于是拿出过去抄的七本诗和六本写的诗，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我们有同感的是，当时读得比较多的浪漫主义诗歌，至今还是我们的营养，对他影响比较深的是雪莱，而对我影响深的是莱蒙托夫、拜伦和济慈。所以在北大，后来也有人评论我说是一个跨阶段的人物，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指的是我1983年以前的诗。而重读我的旧作，在1979年之后，这里面，浪漫主义的短命天才们，当然是我的启蒙老师”。对于“朦胧诗”，他则“是以浪漫主义诗人，唐诗和性灵为底色去接触它的，开始就有意去判别它......”骆一禾作此回顾，是在1987年之后，那时候他早已发出对“朦胧诗”一代诗人“彼辈可取而代之”的“豪言壮语”。他又说：“朦胧诗和五十年代的诗歌一样，是我们所要对待的传统之一。”参见骆一禾《致友人书（5封）》第2封《致潞潞》（陈东东编《倾向》第2期，上海，1990）。

不过，无论是在承继还是反背他之前的传统方面，骆一禾都没有像跟他同时出道的许多诗人那样，赶往唯恐更新换代得不够先锋的那条路径。他的所谓“跨阶段”也许曾短暂地跨进过先锋的行列，但终于迈向一种史诗性的写作。

尽管他觉得到1983年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对自己写作风格和道路的确认，然而他并未立即全力以赴。他写诗十年，《骆一禾诗全编》的诗歌部分800多页，从1979至1985这前六年的诗歌篇幅却只有130页不到。他把1984、1985两年称为自己的“沉思期”。在他看来这是个“渡河时期，要么淹没，要么有另外的命运，要么有一个总的成型，有新的质地”。那正是“第三代”旗帜被祭起、比“朦胧诗”一代更年轻的诗人们喊出“pass北岛”的口号、四下串联、各种地下诗刊层出不穷、各种派别与诗群雨后春笋般冒头、诗歌主张标新立异、写作实验和写作革命仿佛每天都在翻着花样的年月——1986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上的“现代诗群体大展”，呈现的正是这种虚张缭乱的繁荣局面。骆一禾则对很多北京的诗人朋友说：“还要再拉开距离，完成自己的大构思。”在书信里，他写道：“我感到必须在整个诗歌布局的高度上，坚持做一个独立诗人......”参见骆一禾《致友人书（5封）》第2封《致潞潞》（陈东东编《倾向》第2期，上海，1990）。

1986年，他有一首标题下注出“写给自己”的诗，《闪电（一）》：

大地昏沉

注视着城市在脚下飞去

我斜跨着播种者的步子

当然

我杰出的思想旋转着

向四周抛撒出

热情雨水和冰凉的葡萄

是不可能看不出的

——一团酷似我的黑暗

无声无息

只有在它即将进入我的时候

它突然明亮

在我的漩涡中消失了

在我的心地里

躺着一排修长的银钥匙

感觉到此刻透穿我的那种超绝和完美

并知道我身边那些人

那满头的黑发和感情

都不是过眼云烟

我无法替代

于是

一场大雨在我的背后轰然坠下

巨鸟冲天而起

红太阳在我的心口滚烫翻腾

这是自我塑造和自我期许之诗。诗的第一段仿佛五年前那首《桨，有一个圣者》的变奏接续，“我斜跨着播种者的步子”、“我杰出的思想旋转着”（与那句“宛如醒来时旋流的思想”何其相像），同于“用一只桨/拨动了海洋”，但那个行动的圣者已经是“我”；“向四周抛撒出/热情”，令“一团酷似我的黑暗......突然明亮/在我的漩涡中消失了”，也几乎可以跟“蒙昧的美景/就充满了灵光”互换——“酷似我的黑暗”及“我的漩涡”，则让人意识到“我”是因被启示和引导而在黑暗和漩涡里成为行动者、圣者和灯塔的。第二节的前三行，贡献的就正是一个开启的形象——进入“我的心地里”的“一排修长的银钥匙”“感觉到此刻透穿我的那种超绝和完美”。这个形象，加强了这首诗对《桨，有一个圣者》的变奏接续，像是从灯塔/圣者的角度讲述了如何“鼓起我张满的帆”——而这又可以转换成已经是“我”的那个行动的圣者去启示的角度。

之后四行，“并知道我身边那些人/那满头的黑发和感情/都不是过眼云烟/我无法替代”值得多留意。这当然涉及“我”与“我们”、生命中的青春、友谊和爱情等等方面，但它更涉及骆一禾“博大生命”的观念——尤其“我无法替代”既可读作“我无法替代”“那些人”，亦可读作“我”是“无法替代”的——第二年他在《美神》里提示：“生命是一个大于‘我’的存在......整体生命中的个人是无可替换的......在一个生命实体中，可以看见的是这种全体意识......”我想，这四行诗也当作如是观：“我”跟“我身边的那些人”乃至所有个体的人都“无法替代”，并且复合集成为“整体生命”或曰“博大生命”，它“作为一个历程大于它的设想及占有者”。而历程、进程，几乎就是骆一禾诗歌的形态（《桨，有一个圣者》是，这首《闪电（一）》也是，他两年后那首沉郁和高亢激越混响的《修远》更是），他对于“生命”的这种设定和指认，也构成了他的诗学基础：“语言中的生命的自明性的获得，也就是语言的创造。”因而，诗，“是生命在说话”。要之，自明于诗中的生命、说话的生命已经不是个体。参见骆一禾《美神》（张玞编《骆一禾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对此，诗人西渡有非常好的阐明：“也就是说，个体的生命既和无数生命个体相联系而处于一个相互联结的整体中，又在时间方面连接着人类过往一切进化演变的历程，同时作为现时的一个节点而联结着未来。”西渡《壮烈风景》第21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我无法替代”“博大生命”，但“我”是“博大生命”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亦“无法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