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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母舰的崛起:从支援舰到海上巨无霸

[美] 林肯·佩恩 著 陈建军 译
2017-05-19 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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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条约》中,规定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五国海军主力战舰的吨位比例5:5﹕3﹕1﹕1。 英美两国主力战舰的吨位可以达到525,000吨,美国和日本都有资格将2艘正在建造的战列巡洋舰改造为航空母舰。

该条约限制了新建造的航空母舰的规模。权力分配上的不公平刺激了民族主义的情绪,尤其是对日本而言,它曾于1914年8月向德国宣战,比美国早了近3年。美国人也拒绝将1902 年的英日同盟作为接受该条约的一个条件,因为正如指导美国谈判人员的备忘录的作者所说的,他们希望将“海上强国明智的管理”置于“一心一意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手中”。德国和俄国(当时正卷入内战)都没有派代表参加会议。

在1930年的伦敦海军会议上,美国、英国和日本三国战列舰的吨位比例被确定为5﹕5﹕3(意大利和法国拒绝签字)。会议还对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的明确定义与吨位限制作了具体规定,这些在《华盛顿海军条约》中都被忽视了。日本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总吨位只有美国和英国的约三分之二,潜艇总吨位则与两国相同。4年后,日本拒绝接受《华盛顿海军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的规定。

1935年,英国和德国签署了《英德海军协定》,允许德国建造一支舰队,但总吨位不得超过英联邦海军的35%,这也成为一个不祥的预兆。

也许,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引人注目的谈判与海军战略构想,就是拒绝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实。在给威尔逊总统的备忘录中,威廉·本森建议应该废除德国和奥地利的潜艇:

不仅仅是这些潜艇,世界上所有的潜艇都应该被毁灭,应该禁止任何强国在未来拥有潜艇。潜艇在和平时代没有用处,在战争中则不如水上战舰,只是能够诡诈地袭击商船而已。在战争中,99%的潜艇袭击都是在非法地袭击商船。我们的文明要求海上战争应该处于更高的层面,并局限于战舰之间。

这是一种最坏的一厢情愿的想法,但这不仅反映了人们对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厌恶,也反映了马汉持久的影响力(马汉于1914年去世)。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承认,“到现在为止,蒸汽海军的历史还没有能够作为其教义中决定性的东西而被援引”,但潜艇军事行动的明显教训却被他的追随者们忽视了。

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全世界的海军军官大多都以主力战舰为本位,认为海军强国的实力应该由此来衡量,并据此来调整战略。在美军的军事演习中,潜艇被降级为侦察舰,即使被分配担任“敌舰”的潜艇艇员敢于发动袭击,他们也会受到严惩。

除了其他的海军及其潜艇艇员同行,“大炮俱乐部”必须与更新的、也更难以理解的现象竞争,那就是海军航空兵。

1910年,即莱特兄弟进行载人飞行试验的7年之后,一名飞行员驾驶飞机从停泊的美国巡洋舰“伯明翰号”的甲板上起飞。1917年8月,一名飞行员驾驶飞机成功降落在由巡洋舰改造而成的英国航空母舰“暴怒号”的甲板上。次年,从“暴怒号”上起飞的7架飞机成功袭击了德国的齐柏林飞艇基地。1921年,日本将世界上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航空母舰“凤翔号”编入现役海军部队。

到1930年,全世界正在服役的航空母舰已达11艘。与潜艇一样,战略家们最初将航空母舰视为支援舰,直到无线电通讯得到改进,以及航空母舰的作战半径和有效载荷能力增加之后,人们才意识到其潜力。

“暴怒号”

伟大却无用的蠢物——战列舰的挽歌

当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全世界的舰队司令都在因一个共同的问题而忧虑,即可供他们使用的战列舰数量不足。战舰的缺乏是现实情况,但是到1941年,战争中将需要一种完全不同于战略家们想象的舰队。战争开始后,战列舰在作战中占据首要地位,但战争结果依赖的却是航空母舰、潜艇、驱逐舰、护卫舰、货船和登陆艇,其数量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都要多得多。

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的命运,便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提供了一个例子。20世纪30年代末,航空母舰的倡导者们持着怀疑的态度迎接这些战舰。

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对一名战舰设计师说:“恐怕你在短时间内就要失业了,从现在开始,飞机将成为海军最重要的武器,大型战舰和大炮都将过时。”当1945年4月“大和号”上的下级军官们准备执行其最后的使命时,据说他们曾嘲弄地说:

“世界上三个伟大而毫无用处的蠢物就是中国的长城、金字塔和‘大和号’战列舰”。

在 1944 年10 月莱特湾海战爆发之前,该舰没有参加过重要的战役,但其武器装备的变化反映出海战中实力均势的变化。“大和号”配备24门高射炮,到1945年已配备152门高射炮,其主炮的口径为18.1英寸,是舰载火炮中口径最大的,发射对空的“燃烧霰弹”。但这些也并不足以挽救它,它在1945年4月7日前往冲绳岛时遭到近300架战机的袭击而沉没,造成2,500人丧生。

以舰载航空兵对抗主力战舰的可能性,首次在1940年11月英国军队袭击塔兰托时显现出来。当时,从“暴怒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英国战机击毁了1艘意大利战舰,并造成其他2艘战舰在近6个月内无法服役。对塔兰托军事行动的详细研究,可能使山本五十六决定对美国在夏威夷的海军基地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甚至早在此次行动证实这样一次攻击的可行性之前,1938年一支美国舰队的经历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次年的一份报告警告称,日本人有可能“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摧毁海军主力舰队,或者可能……在珍珠港进行阻截”。1940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 · D. 罗斯福将珍珠港作为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母港。次年,当美国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时,两国关系到达了崩溃的边缘。尽管考虑到官方警告、军事演习、日益恶化的外交关系等因素,以及日本曾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开启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面对日本先发制人的攻击而缺乏准备仍是不可原谅的。

1941年12月7日,在海军上将南云忠一的指挥下,一支由30艘战舰组成的日本舰队上的水平轰炸机、俯冲轰炸机、鱼雷轰炸机和歼击机从瓦胡岛以北约220英里处发动了2次攻击。这次袭击的主要目标是珍珠港的“主力舰碇泊区”,美国海军7艘战列舰中的2艘被彻底摧毁。幸运的是,当时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全都不在珍珠港。“企业号”和“莱克星顿号”两艘航空母舰正运载飞机前往威克岛和夏威夷群岛西部的中途岛。在袭击珍珠港的同时,日军也对位于菲律宾的美军基地以及英国控制下的香港和新加坡发动了突袭。12月10日,基地位于中南半岛的日军轰炸机击沉了离开马来半岛的英国主力战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

虽然日本和美国的舰队司令往往都将战列舰视为旗舰,但航空母舰编队才是太平洋战争中最重要的海上军事行动的核心。

例如,在1944年6月发生的菲律宾海海战中,第58特遣舰队由4支航空母舰编队组成,分别相距约15英里。每支航空母舰编队由3~4艘航空母舰组成,另有3~5艘巡洋舰和12~14艘驱逐舰环绕在周围。这些巡洋舰和驱逐舰之前已向敌方的潜艇和飞机发出警告,并保护航空母舰编队免遭其攻击。舰载飞机因任务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设计。

战斗机的目的在于与敌方战机作战,是空中战斗与巡逻的核心力量,用于攻击即将来临的敌机。俯冲轰炸机是从高处向敌舰俯冲,在到达某一尽可能低的高度时向敌舰投掷炸弹。在有效的轰炸瞄准器研发出来之前,这是向战舰这种相对较小的目标投掷炸弹的最精准的方式。战舰甲板大多没有装甲的保护,炸弹能够轻易地穿透,但用这种方法很难将战舰击沉。

对战舰而言最致命的是鱼雷轰炸机,能够以不到30米的低空飞行接近攻击目标,然后投掷鱼雷,但这种攻击角度也使其容易受到高射炮和空中巡逻机的攻击。

除了大型航空母舰,美国、英国和日本也建造了数量有限的轻型航空母舰,其舰体大多较窄,因为最初是打算建造成巡洋舰的。对美国而言,数量更多且更为实用的则是护航航空母舰,对于保障远距离作战的战机的补给十分重要,部署在太平洋以支援两栖登陆作战。在大西洋,护航航空母舰也可以向舰队提供空中掩护,并与猎潜艇分队相互配合。通常,1艘护航航空母舰与4~5艘护航驱逐舰进行配合,配备雷达和声呐,以及深水炸弹、刺猬弹和其他反潜艇武器。

战列舰“大和号”

“无限制潜艇战”

大西洋战役是一场击败德国对同盟国船只的“无限制潜艇战”的大战,使其他所有潜艇作战都显得大为逊色。德国的U型潜艇共击沉了超过2,000艘同盟国和中立国的船只,主要是在北大西洋及加勒比海和墨西 哥湾。这一数字令人震惊,这些船只是运载食物、军需物资和其他补给品前往英国(以及1941年之后的苏联)的商船中的一小部分。

令人印象更加深刻的是,共有将近10,000名盟军士兵在运兵船上丧生。德国军队的损失和伤亡同样骇人听闻,包括863艘参战潜艇中的754艘和27,491名官兵。然而,尽管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潜艇战在德国的战前计划中依然只是一个不重要的组成部分。

1939年9月,德国只有22艘U型潜艇以及少数用于沿海作战的潜艇参战。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年内,只有3艘U型潜艇参战;在开战后的前18个月内,德国最多采用6~8艘U型潜艇进行巡逻。德国鱼雷的不稳定性(美国人同样饱受这一问题的困扰)导致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有四分之一的鱼雷提前引爆或无法引爆,或者无法保持合适的深度。

当法国于1940年6月22日投降时,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将其潜艇转移到布雷斯特、洛里昂、圣纳泽尔、拉帕利斯和波尔多。这些地方都有优良的船坞设施,邓尼茨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至今依然存在的防弹隐蔽船坞。更重要的是,这些地方距离大西洋航线要比德军的北海基地近数百英里。

1940年5月,德国潜艇在北大西洋击沉了9艘战舰,在6月又击沉了53艘,此后,被击沉战舰的数量稳步增长。在美国参战之前,德国潜艇共击沉了超过1,100艘战舰(总吨位超过500万吨)。1942 年,在北大西洋有超过1,000艘战舰被击沉,其中大多是由被称为“狼群”的德国潜艇编队击沉的,这些所谓的“狼群”的活动依靠潜艇与位于德国或法国的总部之间的无线电通讯来协调。

1942年,被击沉战舰的数量急剧增加,原因之一是美国人没有采用沿海护航及在东海岸实行强制停电的策略,所以战舰在夜间便清楚地暴露在敌人面前。在德国人所谓的“快乐时光”期间(从1月到7月),U型潜艇在圣劳伦斯湾与加勒比海之间共击沉了近 400 艘战舰。

美国拒绝对德国潜艇的威胁采取最基本的预防措施,这令人感到费解,尤其是考虑到美国自战争开始以来便已经卷入大西洋的战事之中。为了避开国内的孤立主义者,罗斯福已经策划了许多对英国有利的政策。

1939年9月的《中立法案》禁止任何国家的船只进入美洲海岸的200英里以内区域,美国通过向英国转让50艘旧驱逐舰,换取在纽芬兰、百慕大群岛和加勒比海建造海军基地的权利。1941 年的《租借法案》允许美国向“罗斯福总统认为对于美国的防御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出售武器、弹药、战机和战舰。

同年夏天,美国承担了冰岛的防御,冰岛是大西洋护航舰队重要的中途基地。到1941年秋,美国海军舰队已经获许在巡逻时攻击敌舰。1941年10月31日,2 艘美国驱逐舰与德国潜艇相互开火,“鲁本·詹姆斯号”被鱼雷击中而沉没,舰上115名人员丧生。然而,盟军的对策直到 1943 年才真正开始奏效。当时美国开始实行沿海护航,盟军情报机构能够定期拦截敌方的加密无线电(得益于从俘获的“U-110号”潜艇上获得的一台加密机器),经过改进的声呐和雷达使发现和袭击潜艇变得更加容易。

此外,美国潜艇正在实施针对日本贸易的精确打击行动。在珍珠港遭到袭击后的几个小时内,美国海军作战部主任哈罗德 · N. 斯塔克便下令“对日本实行无限制的航空战与潜艇战”。

这是一场意外的面对面作战。美国是《伦敦海军条约》的签字国之一,该条约规定,“战舰(包括水面战舰和潜艇)在击沉一艘商船或使之无法航行之前,必须将乘客、船员和船舶文件送达安全地带”。

不到3个月后,一艘德国潜艇袭击了一艘美国商船,罗斯福总统称其“违反了长久以来确立的国际法,也与任何一条人性原则相违背”。虽然美国在战争开始时已有100多艘潜艇参战,但其中的20艘属于亚洲舰队。战前的海军学说呼吁,将潜艇主要用于战斗舰队的先遣侦察和击沉敌舰,结果造成潜艇指挥官们倾向于胆怯和保守。

在日本入侵菲律宾期间,美国潜艇仅击沉了 3 艘日本运输船,而不愿意继续攻击敌方的战舰。这是由于美国鱼雷的不成功,在深水中常常无法引爆,直到1943年这些问题才得以解决。

美国人也缺乏贸易战的理念,未能充分利用空中探测来指导潜艇作战或者集中攻击油轮,这是日本海外贸易的致命弱点及其入侵东印度群岛的主要原因。

日本极度依赖商船以进口商品(尤其是食品和燃料),因其国内无法生产,但同时也通过组织护航舰队来缓慢地应对潜艇的威胁,继续将资源花费在航空母舰而不是驱逐舰和其他负责反潜与护航的战舰上。

到1941年,据估计日本商船的总吨位已达60万吨。在战争期间,日本建造或以其他方式获得了总吨位达40万吨的商船。但是到1945年8月,日本已失去了总吨位近90万吨的商船。在1,300艘被击毁或无法修复的日本商船中,有大约 55% 是被潜艇击毁的。战争期间美军共有288艘潜艇服役,其中有52艘被击毁,共有3,500名人员死亡。

战后的一份研究认为,由于美国潜艇击沉了大量日本商船,于是日本因缺乏燃料、物资和食品而被迫投降。然而,被称为“沉默的舰队”的美国潜艇部队在太平洋的军事行动由于多种原因而被忽视了。作为一种隐形和欺骗的工具,从悲惨的受害者的角度比从骄傲的胜利者的角度看待潜艇要更安逸自如。

对美国人来说,太平洋上的成功,是潜艇艇员冒着将大西洋上的潜艇战合法化的危险得来的,美国和德国的战略之间存在的相似特征令人感到不安,这一问题在纽伦堡军事法庭对海军上将邓尼茨的审判中被提了出来。

本文节选自[美] 林肯·佩恩 著,陈建军 译,《海洋与文明》, 后浪出版公司,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
    校对: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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