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怪与男女：安吉拉·卡特未经“驯化”的故事

安吉拉·卡特，这位英国女作家，天生就是伟大的诱惑者和模仿者。莎士比亚、王尔德、爱伦·坡、童话、哥特小说，总像魅影在她小说里隐现。但是，卡特有着强大的“文学免疫力”，她贪婪戏仿前辈大师，改写民间故事，非但没有丧失自我，反而成就了极具个人风格的写作特色。这让人念及她的好友萨尔曼·拉什迪，好友之间可能真有风格的认同，卡特身上自带拉什迪迷狂般的话痨气质，那种才智、邪趣、奇喻，在她的文字中肆虐。

安吉拉·卡特。  东方IC 资料图

卡特催化出了变幻万端的文学“反应”：死亡、情色、倒错、癫狂、粗鄙、恐怖、肮脏、邪恶随意混搭，生成无数风格。你很难说可以把爱伦·坡的阴暗、波德莱尔的忧郁、纳博科夫的戏谑嫁接一下，加点致幻剂，就能复现卡特风貌，因为这些都是表面效果。卡特的写作妖冶、魅惑又充满了邪恶、危险。

《精怪故事集》里，在“聪明的妇人、足智多谋的姑娘和不惜一切的计谋”这章，卡特让你理解，为达到目的，女人施展的种种手段。这看上去，简直就是美剧《蛇蝎美人》（Femme Fatales）的节奏。作家搜罗的精怪故事，始终都没摆脱两性关系这一关键词，一边是爱情的奇幻，一边是生活的粗鄙。也许，从来就没什么“折中的柔性”：因为全是不能持久的幸福，灾难突袭后的家庭。（第6章“不幸的家庭”）

卡特虽然只是故事的搜集者，但她无疑与弗兰纳里·奥康纳一样，沉醉于不折不扣的“暴力惩罚”，直指人类阴暗疼痛的生存经验。“故事里不言自明的共同目的是生命的繁衍与延续”，每个以婚礼收尾的老套故事，大多还有更老套的悲惨开局：“丧父，亡母，或者父母双亡”――我们不妨称之为“死亡经验日常化”。作家毫不掩饰精怪故事中的功能缺陷：生活与灾难间，就像男女共用的洗手间，没有门帘隔开。罪行没发生在仇敌间，而是出现在家庭内部（如继母让子女送命，手足为争斗残杀）。

这算是“相爱相杀”吗？卡特可没这意思，或许我们应该换种角度理解：这缺陷恰恰是种暴力的“武断风格”。它同时是绽裂的豁口，撕开了精怪故事的价值。当你赋予“继母形象”以残酷标签时，“似乎也反映出我们对生母的复杂情感”。故事结局看似美满的婚礼，或许只是另一个不幸故事（如女子产后早亡）的“序曲”。卡特的眼光，在于发现了精怪故事背后生死相接的无限回环――幸福与灾难，总像阴爻和阳爻的交替。最简单的故事结构、质料往往能穷尽故事的象征。

甚至，精怪故事也成了生产幻想愿望的“脚本库”，流行艺术、通俗小说、电视肥皂剧都能从中找到灵感――“极端的幸运与丑陋，聪明与愚蠢，邪恶与高尚，美貌，魅力和狡诈，也有喧杂过度的事件，暴力的举动，剧烈与不和谐的人际关系，故意挑起的纠纷，刻意制造的谜团”。那么，卡特为何会对这些粗浅简化的精怪故事抱有浓厚兴趣？

我想卡特是试图保留一种野性思维，她想找回的是未经“驯化”的故事。长久以来，现代中产阶级作家们不断祛除故事的粗俗内容：性和排泄功能被屏蔽了，性爱被削弱了，下流笑话被剔除了。换言之，文学应有的原始感官（视觉、体感和气味）愈加退化，越来越精致纤雅。某种程度上，《精怪故事集》是作家的“文学采风”，蕴含了卡特小说创作的理念：以“返祖”呈现原始感官。

《精怪故事集》作为卡特临终前的编选作品，完全可以视为她文学趣味和气质的“落笔”。说她魔幻现实、哥特、暗黑、女权主义都不算错，不过我更愿意把她的小说看作是收容各种故事材料的染缸，她的气质就像一个炼金术士、魔法家、写故事的巫婆，一切陈腐的落败都被施了魔法，成了开到茶蘼的颓丽。

卡特的小说有着几乎雷同的“调性”：冷漠残暴、纵欲迷乱；人物大多是盲目癫狂，陷于无意识的“自毁”；情节大多就如牵线木偶，终局都有类似“大火”的灾难，把故事通通“送葬”。卡特从不在乎什么“反映现实”的陈词滥调，而是一味地追求着一种文体快感和叙事效果，让你在感官上始终亢进，高潮。她的天才，在于把女性的野性思维发挥到了极致，呈现了各种被压抑的原始幻想。写作中四溢着恋物癖、异装癖以及操控欲。

恋物让卡特拥有了超凡的感官，洛可可式的浮华绮丽、眼花缭乱的视觉诱引。“我们总是努力打扮。粉涂得一寸厚，下楼吃早餐前先戴上脸，蜜丝佛陀粉条，假睫毛刷上三层睫毛膏，一应俱全。……现在我们只用简单的蘑菇眼影，混合一点烟草棕加深色调，涂灰黑色眼线。我们指甲油的颜色搭配脚趾甲，搭配唇膏，搭配胭脂。露华浓的‘火与冰’”。她只依赖几种气味就能透视小说场景，单靠堆砌意象物件儿就能烘托人物韵味。穷人“得在四面透风的公车站枯等好几个小时，听着处处打老婆、砸玻璃、醉鬼唱歌的声音，周遭又冷又暗又满是炸鱼加薯条的味道”，“这屋子有点猫味，但更多的是老迈歌舞女郎的味道――冷霜、蜜粉、防汗腋垫、陈年烟味、凉掉的茶”。就像她反复描绘的“马戏团”一样，小说本身也成了魔术施展的前台，嗅觉有了颜色，听觉有了味道。描写成了“杂耍游戏”，杂烩了所有直觉想象。

在处女作《影舞》中，胆小怕事的莫里斯，是个没人认可的古董商，不是画家的作画者。蜂鹰则是冷酷的“玩弄女性者”，“就像一只细长的浅褐色海豚，溜出了任何可能的责任与情感之网”。莫里斯被蜂鹰精神奴役，甘当帮凶，见证了蜂鹰的罪恶。而埃德娜顺从莫里斯，近乎奴隶，“丈夫是一种自然的力量或不可抗力，就像一场地震或者可怖的痨病，是与生俱来的，须默默服从并遂天意一次次地受孕。要去爱丈夫，需要不走心的坚守，需要有古老潮汐那般彻头彻尾的弱智。”

如果说《影舞》只是卡特“恶趣味”的小小挑逗，那么《新夏娃的激情》就像重口味的“炸裂”，陷入某种荒怪的倒错与疯癫中，远远超出幻想的边界。你甚至会怀疑，卡特写作时是否嗑了药，才能产生如此喷薄潮涌，令人费解瞠目的性幻想。作家以寓言思维赋予这个非理性故事象征内涵。卡特模仿卡夫卡写了“变性记”，高明的是，她粗暴造就了性别意识和身体的“人为分裂”（男性意识寄生在女性身体中），“阉割”或也可视为“异装癖”的极端变体。

表面看，《新夏娃的激情》是一部充满“恶意复仇”的小说试验，使男性遭受女性的报复性改造，可也许，卡特想表达的只是：男女两性并非绝对的主客体关系，他们其实互为欲望的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