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典学方法论对话：在相互启鉴中重塑中国研究

作为以特定物质为载体的言语符号，文本不仅包含书面文字，还涵括口头、体态等形式。而若究其词源，“text”一词可追溯自拉丁文“textus”，意为“被织造之物”，其过去分词词干“texere”则有“编织、交互、联结、构造”之意，一个诗意的隐喻包含其中：作者或诗人宛如纺纱工，将过往的碎片与嘈杂的声音编织为新的、有条理的、可见的现实，文本因而意味着一种包含特定风格、结构和肌理的制品。对文本之为“制品”或“新现实”的关注，使西方文本研究长时期呈现出文本主体的倾向：以文本为中心，注重文本的修辞方式和内部结构。另一方面，作为“编织者”的作者身份也在文本阐释中占据重要地位，正因为作者的个性和声音贯穿文本，对意义的阐发将不可避免关注作者和文本的联系。

但当我们将这样一种文本研究视野转向中国古代文本时，变化和挑战涌现：一方面是文本性质的不同，古代早期文本几乎都没有确定的作者，一部作品往往包含多重资源的汇编，这为结构的梳理和意义的追溯带来显著困难；另一方面则是学术传统的差异，相比起西方对文本的重视，传统学术研究更讲求文献——它关注对材料的布局、收集和处理，目录、版本、校雠是基本功。古代文本的特殊性促使中西汉学研究者不断反思自身研究方法；而不同的学术传统，又带来双方研究视野的鲜明分别：西方学者善于演绎推理，并从细节处解构经典、重述历史，而中国学者则善于归纳整理，以守望经典的态度自整体印证历史。

正因如此，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的成立之独特性和重要性凸显。在该研究中心学术主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教授柯马丁（Martin Kern）看来，没有哪一种单一的文明可以在其自己的文化和学术传统内得到最充分、最严谨的研究。相反，不同学科和文明之间的互相启鉴，为我们理解各自的文化提供了新的经纬。而研究中心的设立，则旨在开辟一种综合性的、兼具全球视野的中国古代文本研究：研究中心设立了由12位中国古籍研究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以及由10位从事其他古典文明研究的海外学者组成的比较古典学理事会，致力在中西方法论对话下探索中国古代传世和出土文本研究新范式的同时，积极整合中国古代文本体系研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文本体系研究。

2017年4月22日至23日，“中西古典学方法论对话”学术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的揭牌仪式同时进行。中西学者汇聚一堂，就各自研究领域和中国古代文本研究新思路发表了看法。

“中西古典学方法论对话”会议学者合影

流动的文本：谁是作者，如何生成？

正如前文所言，“作者问题”显现了中西古典学研究中的鲜明差异。柯马丁指出，古代文本，尤其是先秦时期作者和文本关系极不稳定。我们所知的文本作者大多在汉代以后才开始为各自的文本署名，而我们所知的书籍往往包含不同材料编纂、拼接、化约和增添的复杂过程。这意味着，一般文本研究难以解决古代文本的复杂性问题：它意义的变化，结构的矛盾，层次的多样绝非单一作者所能解释，而文本书写和编修的复杂过程更促使我们跳脱单一作品去关注更广阔的文本网络，并兼顾其背后的机构行为与政治背景。

在此基础上，柯马丁提出了提出文本流动性（fluidity）概念以取代传统经典化、历史化的文本阅读方式：其一，审慎探究有着相同核心内容的不同文本可能具有的不同来源，并发掘其间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关系；其二，不将文本固化为单一作者的发明，而是注重其所由来的更大的文本资料库（textual repositories），并分析资料库中不同文本形式的配置方式；其三，以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的视角解读资料库和作为共同体的文本，而非单纯将其视为真实历史的记录；而上述种种阅读方式的核心，是将文本安放至广阔的文本体系（textuality）里，并从文本体系中理解文本的流动性。

如上所见，对古代文本作者问题的反思促使我们审思文本生成和流动的复杂过程。在此基础上，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教授金鹏程（Paul R. Goldin）提出了他对早期中国文本生成问题研究固有范式的批判。在他看来，学者往往将特定模式视为普遍的解释范式，而层累说（accretion），则实为学界解读早期古代文本的“万能钥匙”：将文本生成视为一个层层累积的结果，以历史过程解读其内容的多层次和复杂性。金鹏程认为，尽管层累说确实使我们意识到汉代以前几乎不存在单一作者文本的重要事实，但其对文本生成的单一理解，事实上误导甚至损害了我们对多样化文本的细致探讨。他指出，诸如杂文（如《韩诗外传》）、教材（如《商君书》）、学院文本（如《论语》）等不同形式的文本各有着相异的生成模式，不可用层累一概而论。

事实上，无论是柯马丁对作者和文本关系的阐释，还是金鹏程所初步设想的九种文本生成模式，都在与会学者中引起了诸多疑问和讨论：先秦文献的流动性可否与宗教文本的生成过程作类比？除作者身份外，是否也需要考虑读者身份？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慧林的总结，围绕报告人新思路、新方法展开的争议和交流恰恰印证了金鹏程那句“不存在一把万能的钥匙”，但正因为不存在，问题的交锋才更显重要。

读解文本：在文本内部结构之中，在社会历史语境之内？

而具体到对文本的分析和读解上，与会学者的报告则向我们呈现了丰富的阐释进路。

来自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的中国研究副教授李孟涛（Matthias L. Richter）表露其对早期中国文本非线性（non-linear）特质的关注。所谓非线性，意味着文本的叙述并非从始至终都在同一层次上进行。以《国语·越语下》为例，李孟涛细致分析了范蠡讲演文本的多层次性，“在此处，训诫性的道德文本与范蠡言说的历史陈述巧妙融合——读者当然不会相信，这大段大段头头是道的演讲真实地发生在了范蠡和国王的对话里”，在他看来，历史陈述和技术文本的结合正是文本非线性的表征之一。由文本非线性所衍生的一个重要论点是阅读的非线性：读者不仅有能力分辨技术文本和陈述文本的差异，同时有意识将后者视为前者的载体。而对文本不同层次的觉察，对前后技术文本有机联系的关注将伴随读者的阅读过程。“就像网络超链接一样——我们点开一个新的层面，或返回上一级菜单，而并非一字一句地去线性地读一本书。”

同样涉及阅读，普林斯顿神学院教授马克·史密斯（Mark S. Smith）则提出“回溯阅读”概念：阐释者回溯地阅读前期文本和其它相关作品，在此基础上扩展自身关注点并引入新层次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回溯性阅读不仅仅存在于接受的历史中，也展现在文本的生成过程本身。而发现文本创作中“回溯阅读”（retrospective reading）的过程，关键在阐明文本的“视域”（scope）及其变化：我们将视域视为作者书写一个文本时所使用的全部文化信息范围，以《圣经》这类多作者文本为例，后续章节对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之为基督教原罪起源的书写，正是作者回溯性阅读了《创世记》4-6章后重新理解第3章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创作的结果。这种“回溯”，使我们理解为何本身并不存在善恶或罪责等道德话语的第3章节，会在后续文本中被赋予深刻的道德内涵。

在问答与会者疑问时，李孟涛和史密斯都不同程度上强调了关注文本本身的重要性。而对另一些学者而言，对文本内部结构的探讨固然重要，但若缺乏对其历史语境的关照，则难免产生诸多误解和限制。来自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历史系教授李安敦（Anthony Barbieri-Low）所关注的，便是出土文本与来源不明文本的背景和它们可能造成的文本研究障碍：以墓葬文本为例，该类文本在创作、获取和存放方式上的仪式性，以及在保存过程中的记录偏差，都会带来具体的诠释问题；而对这类文本的解读，不仅需关注一系列物质问题（文献如何获得？以什么为载体？放置于棺椁何处？），还应辨析其所处的特定礼仪和文化环境。另一方面，通过考证文本形成或流传的历史，我们对文本性质和文本利用方式也可产生新的反思。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建委的“刘向校书”研究是为一例。通过考证刘向校书的起因和过程，徐建委指出，《汉书·艺文志》整理目录乃是针对皇宫中未整理的文献，而非今人所预想的西汉当世所传文献之目录。在周秦汉相关研究多在《艺文志》框架内展开的今天，对《汉志》性质将有助于新的问题方式的生成。

事实上，粗略将文本读解划分为“文本指向”与“历史语境指向”并不能够呈现其研究的丰富性与综合性：语文学分析，文本的物质性及其产生的物质文化语境，文本传播、翻译与接受的实践过程，种种面向都可能带来新的文本阐释。而在与会学者的报告中，无论是对秦简牍用字、用语的年代学考察，还是对古埃及文本写本的使用与语料库发展的探讨，又或对古代泥版的物质性及其社会实践之运用的关注，都让我们看到文本研究如何灵巧穿梭于文本“之内”和“之外”，并跨越社会学、传播学、历史地理学等各个领域。

人脑和电脑：古典文本与数字技术的相遇

在阐述对传统文献学传承与创新的期望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特别肯定了电子文献在检索和分析上所提供的便捷。而来自耶鲁大学的中国文学助理教授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er），则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文本研究可使用的电子数据库，并展现了古代文本数字化的其它可能：在网络分析，资料视觉化，地理信息系统，资料探勘多个层面，数字化都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帮助与引导。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文学系主任史嘉柏（David Schaberg）同样在其未来汉学研究设想中表达了对学术研究的数字技术基础之重视。

迈克尔·亨特所主持的“广厦千万间项目”网站截图

值得关注的是汉学电子化的方法论影响，亨特重点分析了数字技术在结构性分析上的优势：通过原文、注解、实时翻译的恰当编辑，我们可以在不同层次的文本，宏观与微观视角之间便捷转换；而通过关键词搜索、可视化图像、数据统计等，我们不仅能够对具体人物的记录有一个全景式的视角，更可清晰追溯特定概念、表达或观点在各个时期文本中出现的频率与意涵的变化。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在古代文本互文性研究上也能提供相当帮助，亨特以数据分析揭示了《楚辞》和《诗经》等北方诗歌总集的联系——通过数据库，两部文本中经文的平行和意象的重叠悉数呈现。

但在同时，与会学者也谨慎地探讨了数字化技术的局限：一方面是对不能数据化之物的关注——电子技术无法精确呈现泥版的凹凸、竹简的划痕，文本的物质载体对文本解读的重要影响因而难以阐明；另一方面则是对数据分析本身局限的反思，一位提问者便指出，由于早期文本之间年代次序的模糊性，在时间顺序尚不明确的状况下进行数据检索和分析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刘跃进的评论或许可代表大多数学者对人脑和电脑的基本态度：“数据库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但是它与传统的研究方法并不冲突，而要解决现存问题，还是需要考虑具体问题采用不同方法。” 无论如何，数字技术在古典文本研究领域所展开的可能与机遇，也将包含在我们对未来古代文本研究的展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