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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如何应对“五四”:从消极到顺应再到积极推动

李霞 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
2017-05-04 09:37
文化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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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成功并没能导致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建立起来,这促发了思想文化界的大规模思考。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开启标志,并延续到1920年代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继戊戌维新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新文化运动在初期激发起了如火如荼的思想论争,导致了一派出版繁荣的景象,出版物激增,并催生出许多新的出版机构。一些中小出版社在“五四”前后依托新文化运动而日益活跃,它们以出版新的书刊内容而产生较大影响。如1913年成立的亚东图书馆,因1919年开始陆续出版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的文集如《胡适文存》《独秀文存》《吴虞文录》等而在文化界声誉鹊起。

又如1914年成立的泰东书局,到1919年开始因与著名的新文学社团创造社的合作出版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以及《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社》丛刊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

商务印书馆是晚清思想启蒙运动的产物,并在其中起过关键作用,而由于它的启蒙造就了新文化运动的“演员”和观众,商务被一些学者称为“五四之源”。

1919年上海工人大罢工。

商务一贯的进步开明态度在新时期仍然保持了下来,这体现在其对待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的态度上。5月9日,商务响应上海书业商会决议,停业一日以“表抵抗日本及对于北京学生敬爱之意”,并要求旗下杂志停止刊登日本广告。6月5日至12日,商务印书馆工人因声援罢工(这场罢工实际上是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工人领导的)而停业。对于这场会造成很大营业损失的罢工,商务领导人多采取宽容态度,并没有采取其他一些同业不给薪的做法,而是决议停业期间给予工人三分之一的薪水。

但是另一方面,商务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稳健平和、兼收并蓄的出版和发行立场,这种立场使其试图与各种激进潮流拉开距离。1919年孙中山曾托人联系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孙文学说》,此时孙中山正为北洋政府所通缉,故张元济等以“政府横暴,言论出版太不自由,敝处难与抗”为由退回;其另一原因大概是商务之不愿卷入政党纷争、染上派别色彩的出版立场。孙中山为此曾严厉批评商务的垄断、保守和落后。(孙中山在1920年的《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严厉批评商务“为保皇党之余孽所把持,固其所出一切书籍均带有保皇党气味,陈腐不堪读”,并批评商务压抑新出版物。)

从商务的一贯立场来看,孙中山的指责是颇为偏激的,商务的印书馆虽然作风稳健,但不是持保皇的落后立场,当时的两个事例或可有所体现。1916年5月,袁世凯还在位时,商务印书馆不惧风险,出版了被袁世凯政府通缉的梁启超反对帝制倡导共和的《国民浅训》,此书后来发行量极大,被推许为国民必读书。1918年,仍在鼓吹帝制的康有为希望商务代售他主编的《不忍》杂志和他的著作,商务没有同意。此二事很可表明商务的基本政治立场是进步的。

但是,在日趋激进的新浪潮下,这种试图保持与各种激进潮流拉开距离的稳健立场受到指责,且因为商务印书馆处于出版界龙头地位,它开始成为很多批评的靶子,被一些激进的青年目为落后保守的典型。商务在文化教育界的声誉,乃至出版物的实际销量开始受到很大影响。

在面对这次新的思想运动过程中,商务印书馆经历了从消极到顺应再到积极推动的过程。正是在面对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而做出的应对中,商务将自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再次看到时势对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

将商务印书馆直接推到直面新文化运动之风口浪尖的是杂志界的争论。

由于杂志最能及时反映社会舆论和知识界的风向,故在五四时期的出版活动中,杂志最为活跃。“五四”运动之后的半年间,全国新办的白话文刊物就达400种以上,而1917年至1922年六年中出版期刊1626种,平均每年出版期刊271种,大大高于民国最初五年平均每年创刊91.4种报刊的水平。其中《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少年中国》及《科学》等新创办的杂志在知识界和青年中影响巨大。

《新潮》第一卷第一号。

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杂志如《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等积十余年的经验,在知识界和文化教育界已有广泛的影响,故在杂志批评中亦首当其冲。1919年,北大学生罗家伦在《新潮》上发表文章《今日中国之杂志界》,点名批评商务版杂志。《新潮》是1919年1月开始出版的,发起人是北大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

罗家伦

罗家伦在这篇文章中批评《东方杂志》是“不能尽一点灌输新智识的责任”的“杂乱派”,批评《教育杂志》《学生杂志》为“脑筋浑混”的“市侩式”杂志,批评《妇女杂志》只知“教女子当男子奴隶”等,罗家伦在文中还尖锐地评论“这类的杂志,若不根本改良,真无存在的余地”。今天看来,罗家伦的评论无疑充满青年人的热情和开新之锐气,但也多有急躁片面之处。但不管怎样,这种态度显示出当时知识青年对于杂志的态度和需求。

与舆论界的批评相应,商务的杂志在销售上呈现大幅度滑坡现象。1917年商务杂志的销售额为14.6万元,而1918年的销售额降为11.1万元,比上年减少了3.5万元;如按杂志平均定价2角算,杂志销量比1917年减少了17500册。到1919年3月,盘查库中的滞销杂志有11万多册。

在舆论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下,商务领导层开始了对主要杂志的革新。

《东方杂志》

《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刊,1911年杜亚泉接任主编后,将杂志由选报性质革新为以讨论时事和社会问题、介绍学术与思想潮流为特色的期刊,影响日益扩大。在1910年代,《东方杂志》以“研究学理、启发思想、矫正习俗”为办刊旨趣,几成中国社会思想的风向标。

1918年至1919年,《东方杂志》与《新青年》展开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有关东西方文明的论争。1918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一文,拉开论战序幕。

在文中,陈独秀将《东方杂志》指认为“保守派”,批评《东方杂志》上发表的多篇文章,尤其是以伧父(杜亚泉的笔名)的《迷乱之现代人心》等文章中提倡的中西文明取长补短、互相调适,以中国固有之文明贯穿西洋文明的调和观点。

同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发表《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对于陈独秀在前文中提出的质问择其要目进行了回应。1919年2月,陈独秀再在《新青年》上发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作为间接回应,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新旧思想之折衷》《何为新思想》等文章,全面阐述了自己在东西文化问题上的主张。双方的相互辩驳还带动了其他刊物的加入,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有关中西文化的大论战。

 杜亚泉

在东西文明的观点上,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认为,中国固有的旧文化与以西洋文明为代表的新的思想文化和制度是势不两立的,不可能有渐进调和的可能。因此要以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来批判中国的旧思想和旧文化;只有破旧立新,只有全面否认中国的传统文化,引进西方文化即新文化中的民主科学精神才能救治中国。总之,陈独秀等人要以一种“革命的”激进态度寻求对中国问题的彻底解决。

而杜亚泉等人的立场可谓文化调和论,他们抱持一种对中国本位文化的自信,反对盲从西方文明,强调文化发展的连续性,认为中国不能以全盘西化来扰乱中国固有文明的统整,而是应吸收西方文化使其融合进中国固有文明中。

这也是两代知识者之间的竞争。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兴激进派主张推倒一切偶像崇拜,重新塑造价值体系,而如杜亚泉这样的清末作为思想开路先锋的新学人士在此时已被前者目为落后和保守。杜亚泉所主张的西方科学和东方传统文化结合的观点亦代表着中国启蒙时期的典型立场之一,其观点虽然从学理和长远看,可能更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和意义,但在当时,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全面革故鼎新的激进思潮是思想界和社会言论的主流。在强大的时势压力下,商务领导人多次劝告杜亚泉不要再发表论点。1920,杜亚泉在压力下辞去《东方杂志》主编职,由陶惺存接任。

陶惺存(陶葆霖)担任《东方杂志》主编后,做了一些改革,其中包括采纳了罗家伦的“月刊相隔太久”的批评,改月刊为半月刊,并部分采用白话文。但他仍坚持了该杂志“持论当以真理为依归,勿尚感情也”“本志既不敢专主一派之学说,尤不敢据区区之言论机关为私有”的基本办刊立场。

1921年,陶惺存去世,由钱智修接任主编,以胡愈之、樊仲云为骨干编辑,新从欧洲归国的杨端六亦加入编辑部。这些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加入使《东方杂志》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杂志新增了“评论”、“世界新潮”、“科学杂俎”、“时论介绍”等栏目,在内容上除延续之前杂志对国外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的介绍外,更强调“关于现实的文字居先,关于学术思想的文字居后”。这种办刊宗旨的变化显然是杂志对于“顺乎潮流”之调整。在文体上,从1921年起,《东方杂志》开始全部用白话文。

1924后,由于主编钱智修还兼任了函授部主任等职,《东方杂志》实际上开始由胡愈之负全责;胡愈之是在商务成长起来的优秀人才。他1914年考入商务印书馆做练习生,1915年开始在《东方杂志》任助理编辑、编辑,1920年后,成为骨干编辑。胡愈之负责《东方杂志》后,更加重视向一流学者约稿。

胡愈之(左)、郑振铎(中)与王伯祥(右)在无锡梅园。

1928年胡愈之被迫离国后,新闻出版界名人俞颂华接替了其主笔的位置,他视野宏大、目光敏锐,负责《东方杂志》期间,推出了一些紧贴时代脉搏的专刊专号,如“世界各民族问题研究专号”“英国研究号”“中国美术号”“辛亥革命二十周年纪念号”等,在思想文化界影响很大。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讨论时政、“增进国民知识”为主旨的《东方杂志》在关注现实和学术水平两方面都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刊物,其读者达数万计乃至十余万,始终保持着它作为综合杂志之冠的地位和在知识界和社会舆论场中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革新后的第一期《小说月报》。

《小说月报》在民国初年是有巨大影响的权威文学期刊。王蕴章和恽铁樵分别担任了1920年以前《小说月报》的主编。这一时期的《小说月报》也注意刊登一些思想新颖的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例如鲁迅的第一篇发表作品就是由恽铁樵编发在1913年《小说月报》上的《怀旧》。《小说月报》也以很大篇幅刊登翻译小说,以此为窗口,展示西方的社会文化。《小说月报》在新文化运动之前销量很好,甚至还出现了再版的情形,可见颇受社会欢迎。

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迅猛展开,《小说月报》的语言形式和作品开始显示出其“不合时宜”来。它刊登的文章虽然也有少量的白话文章,但多数采用的是旧文学形式。“弹词”、“文苑”等栏目以旧诗词内容占很大篇幅;小说类则多为以“礼拜六派”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作品;翻译的文学作品亦多用文言,内容上多为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小说。这使它在逐渐丧失受新文化思潮影响而阅读趣味已发生变化的青年读者,《小说月报》的销路从1920年开始一路下降,到当年的第十号时,只印了2000册。新文化阵营的压力及营业上的压力促使《小说月报》开始改革。

1920年1月开始,王莼农(王蕴章)任主编的《小说月报》在当时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和压力下,开始进行“半革新”,即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开设“小说新潮栏”,由沈雁冰(茅盾)主持编辑。沈雁冰于北大预科毕业后1916年入商务印书馆,在不长的时间内已显示出了多方面的才干,在商务先后编写过《中国寓言初编》,做过英文函授学校的阅卷工作、翻译工作,《四部丛刊》的编辑工作。

在编辑工作之外,他还积极给各刊物写稿,例如1919年他每月仅在《东方杂志》《教育杂志》上就担任了一万字左右的撰译工作。沈雁冰在主持“小说新潮栏”之始,倡导写实派小说及新浪漫主义的文学,认为文学应当“表现人生并指导人生”,并在此栏目发表各种关注现实倾向的翻译小说、文学评论和新诗。

但这种新旧文学并存的“半革新”并没有在整体上扭转《小说月报》的被动局面。于是1921年起,在获得商务领导给予全权办事、不干涉编辑方针等政策后,沈雁冰正式上任《小说月报》主编。《小说月报》从第十二卷开始进入完全革新阶段。在这一年第一期的《<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沈雁冰阐明杂志的主旨“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改革后的《小说月报》全弃之前鸳鸯蝴蝶派作品不用,以全新的面貌面世。杂志在字体上改用五号字;在内容上发表现代具有创新性的文学作品,以及用白话文翻译的国外近代文学作品,它所发表的文学评论文章反映和引导着新文学的潮流。

1921年3月,叶圣陶(右立)与沈雁冰(右二)、郑振铎(左二)、沈泽民(左立)于上海半淞园。

《小说月报》迅速成为文学研究会成员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文学研究会是1921年成立的,主要成员有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蒋百里等人,沈雁冰亦为主要成员之一,其基本的文学主张为“为人生的艺术”,宣传现实主义文学。

此后,研究会成员郑振铎、周作人、瞿世英、蒋百里、叶圣陶、郭绍虞、许地山、冰心、耿济之、庐隐女士、王统照、孙伏园等人都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多篇文章。继沈雁冰之后,担任《小说月报》主编的郑振铎、叶圣陶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

文学研究会所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一派在二三十年代的巨大影响,与《小说月报》的培养与聚集作用密切相关。文学研究会的中心甚至因此在20年代初从北京移至上海。

同时,《小说月报》也是更广泛的新文学的重要阵地,它大量发表优秀新人的著作。例如巴金、老舍、丁玲等非文学研究会成员的处女作就是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沈雁冰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这十一年中,全国的作家和翻译家,以及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者 ,都把他们的辛勤果实投给《小说月报》,可以说,五四以来的老一辈作家 ,都与《小说月报》有密切的关系。”

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在文学译介方面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它的文学译作介绍世界文学潮流和派别,且多有介绍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现实主义因素较强的作品。它陆续刊出《俄国文学专号》《被损害民族文学专号》《安徒生专号》《拜伦专号》《陀思妥耶夫斯基专号》《泰戈尔专号》等文学译介专号,对国内的文学创作起到了引导作用。

《小说月报》的革新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仅社会影响力大大提升,成为新文学的旗帜,而且发行量也迅速增高。“改组的《小说月报》第一期印了五千册,马上销完,各处分馆纷纷来电要求下期多发,于是第二期印了七千,到第一卷末期,已印一万册。”《小说月报》成为现代文学开始取代传统文学而成为主流的一个标志,亦为新文学领域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大型文学杂志。

改革后的《妇女杂志》。

商务对旗下的其他具有较大影响的杂志如《妇女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也进行了人事及内容方面的调整。改革后的杂志多数由新入馆的思想进步的年轻知识分子主持,这些年轻一辈的启用,使商务的杂志面目一新,与新文化阵营中的《新青年》《新潮》等相互呼应,壮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声势,商务的杂志群的影响力亦由此进入黄金时代。

如果说商务在杂志方面的变革适应了新文化运动的新潮流,那么我们还可以说,商务的一些基本的办刊方针和品格比如兼容并包的原则仍然被坚持下来。商务版杂志即使在变革后也没有变成一党一派的言论阵地,而是以促进社会、学术和文学等方面的进步为目的,采取兼容各派的多元办刊方针。这其实也正是商务的刊物在风尚变化多样的近代能长期生存并保持影响力的一个根本要素。

以《东方杂志》为例。它在1920年的第一号上所刊文章很明确地表达了这种兼容并包观点:“本志于世界之学术思想,社会运动,均将以公平之眼光,忠实之手段,介绍于读者。然本志仍不敢揭一派之旗帜以自限域,有时且故列两派相反之学说以资比较。”《东方杂志》在1918年至1921年期间,广泛介绍了诸如社会主义、民本主义、自由主义、实验主义、虚无主义等各种政治思潮。

在新旧文学之间,《小说月报》在大力倡导新文学之时,并没有像陈独秀、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主将那样完全抛弃旧文学,而是“甚愿发表治旧文学者研究所得之见”,欢迎对旧文学进行研究。而后来接任的主编郑振铎也认为“我们所谓的新文学运动,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国的固有的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里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与此观点相应,《小说月报》刊发了不少整理国故的研究。

这种不以任何一派之学说为定论的兼容并包立场,亦为商务印书馆坚守的出版方向。我们看到,在新文化运动这一时代挑战面前,商务的应对中既体现出了顺潮而动的积极应对,又表现出自己坚持的出版品格。

如果说商务的杂志改革是在时代潮流推动下所做的顺应反应,那么对于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和传播新知运动,商务则是始终在前沿加以引导和推动。

革新后的商务印书馆将自己的出版活动与新文化运动结合在一起。它以其明智的出版眼光、强大的出版和发行能力,成为将新文化运动从校园内的文化实验推广为席卷全国的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的重要推手。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逐渐从校园转向社会,北京转到上海。陶希圣曾说: “全国思想潮流的泉源由北京转入上海的趋势,至五卅运动而形成,商务印书馆在此一趋势之中,居于一个关键地位。”商务印书馆因此也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传播中心。

(本文作者系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副主任,转载自“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微信公号)

    校对:余承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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