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评｜出售自养鹦鹉被顶格判刑，法律如何兼顾天理、人情

看过电影《里约大冒险》吗，也想领养一只漂亮的热带鹦鹉吧？可是，你知道这么做的沉痛代价么？

5月4日，一个名为“80后养鹦鹉获刑案”的微博网友发信：只因养鹦鹉，我丈夫王鹏就被深圳宝安法院判刑5年，已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这条微博一发出，立即引得公众关注。之后媒体也做了跟踪报道。

原来，深圳市民王鹏出于兴趣爱好养了数十只鹦鹉，之后因为孩子患有先天性巨结肠，妻子又查出胆囊结石，经济拮据，又难以照顾鹦鹉，不得不卖出2只绿颊锥尾鹦鹉，因此被定罪。

尽管有网友评论称，此案可与“仿真枪案、大学生掏岛窝案、农民采三株野草获刑案、杂戏团运输动物案”并列，是一起机械司法的典型例证；法学教授徐昕也将“作无罪辩护”。但板子却不宜一概打在法院身上。

根据法律，王鹏的确涉嫌构成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鹦鹉科（所有种）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家贸易公约》附录中的物种，并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贩卖绿颊锥尾鹦鹉2只，对应刑罚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此案虽说是顶格量刑，却也在自由裁量范围内。

当然，对于司法判决而言，被告人自养动物、出售数量较少，且是为家人治病而出售自养的鹦鹉筹集医疗费用，又无前科记录等情节，均应在酌情考量之列，拘役、缓刑甚至是免于刑罚的轻判结果，显然更易为人接受。这就像最高法副院长沈德咏之前所说的“将个案的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

其实，与“不近人情”的司法相比，更须检视的，是僵滞化的法规。从自然规律看，野生动物保护应是一个动态过程，名录不可能“一定终身”。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也规定，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每五年根据评估情况确定对名录进行调整”。

而现实是，“名录”自1989年1月14日施行后，近30年未作调整；“国家贸易公约”于1975年7月1日正式生效，也是40多岁高龄的“旧法”。根据新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濒危标准体系，王鹏所贩卖鹦鹉仅属“低危”，离“濒危”尚低两级，是否适合列入“接刑”范围，值得商榷。

再看《野生动物保护法》，尽管开了“人工繁育”口子，但程序繁琐，行政部门的跟进显得滞后。根据国家林业局名单，个人可申请饲养的野生动物仅54种，鹦形目仅5个品种，且仅供观赏，不可买卖。如此“明放实禁”，现实中动辄得咎，并不利于“人工繁殖”，亦非保护的长久之策。

僵滞的法规，带来充满争议的判决。避免“贩卖自养鹦鹉获刑”，须有立法层面的真正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