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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罗志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多重面向和意义

澎湃新闻记者 饶佳荣
2017-05-08 10:0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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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五四运动的爆发,很快就要一百周年了。关于五四运动,相关研究确实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不少学者都觉得已经题无剩义了,四川大学杰出教授罗志田先生却认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尚未完全展开,大有开拓的余地,至少可以再做很多篇博士论文。“对那场运动的经过及其参与者、反对者和旁观者的言与行,我们的了解还不能说充足。”5月4日青年节当天下午,罗志田教授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作了一场精彩的演讲,对常人自以为熟悉的那场运动提出了不少独到的分析和解读,展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孙青副教授主持,光华楼西主楼2001会议室座无虚席,门外还站满了听众。

讲座题为“体相和个性:以五四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现场发了长达27页的论文稿,罗教授基本上是脱稿讲演,对这个思想史问题作了比较明晰的阐释,贯串着罗氏幽默,不时引来听众的欢笑。在回复听众质疑时也尽显大家风范,虚怀若谷,妙趣横生。整场活动持续了三个半小时,内容极其丰富,此文略述梗概,以飧读者。

讲座现场

五四运动是一场蕴涵非常丰富的运动。我们常说的“五四运动”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是指1919年的学生运动,广义的则常常与新文化运动同义,甚至可以说,五四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标识。——这大概算是对讲座后半部分标题的解说。至于“体相和个性”,“体相”源自林同济的“半发明”,大约是指对一个事件各关联方的整体认识,“个性”则是指事件的个别特性。

广义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在全国发生的、前后持续了数年的思想解放和文化革新运动。这样一场影响深广的运动,有人认为既是一场“文艺复兴”(Renaissance),又是一场“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两相合流,造成一个“会合的历史运动”,但把西方几百年的历史浓缩在中国的几年之中,很容易混淆耳目,影响时人和后人对它的解析和评判。

面对纷纭繁复的言说,罗志田先从“延续”的角度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20世纪真可谓“革命的世纪”,当然这里所说的“革命”不限于政治层面的暴力行动,更多是指以非常规的方式,期望从根本上改变既存状态。从“革命”的角度看,五四是辛亥的延续和深化,这是民国初年不少人都有的见解。比如瞿秋白就说辛亥革命没有革文化的命,只是革命的“表象”;要到新文化运动,才走向真革命。罗志田指出,这个看法充满了诡论意味,辛亥革命明明是一场武力推翻清皇朝的暴力革命,是“武化”的,却被当作一场不彻底的革命;而非暴力的新“文化”运动,反倒是一场“真革命”,后来甚至认为辛亥不如五四。这个现象充分体现出近代中国革命的延续性和广泛性,是泛革命时代的鲜明特征。同时也正因为广义的文化观,新文化运动才被看作一场全面彻底的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人认为辛亥是政治革命,而新文化运动侧重文化思想,这显示出当时把政治与文化分别看待的观念。罗志田指出,胡适就曾把新文化运动的起源追溯到晚清,以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起于戊戌维新运动”。这是一个很重要但过去很少有人注意的观点。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戊戌维新是一场文化运动,且梁漱溟认为辛亥革命也一样是,新文化运动当然处在戊戌和辛亥的延长线上。倘若戊戌、辛亥、五四都是文化革新,只是程度越来越深,范围越来越广,那么新旧文化之争是怎样兴起的?罗志田认为,文学是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推手,从中可以看出一条文学到文化的发展路径。但文学的范畴毕竟有限,只有到了文化的层面,新旧之争才趋于白热化,从礼教到孔子,都成为新文化人攻击的对象。

有意思的是,梁启超之后很多知识分子都用器物、政制、文化三段论来诠释近代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以及中国自身的发展。这个三段论大体分别对应着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新文化运动等阶段的历史。罗志田认为这里面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差异,即前两次转变都是对外作战失败之后的“觉悟”,而第三次则不然。除非是将文化阶段提前到庚子后废除科举、实行新政,否则新文化运动就更多是一次自我的“觉醒”。但是,新文化运动究竟是寻求整套的文化改变,还是打击文化的根本,也还需要辨析。不过从这场运动的具体表现看,特别是一度提倡读书人不参政、不议政,似乎更多是以整套文化的认识为基础,有选择地打击其心目中文化的根本。

新文化运动并不是一场谋定而后动的运动,既有超出预想的成分,也有根本未曾想到的成分,后者远大于前者。而其中最大的变数,就是五四学生运动的爆发。用罗志田教授讲座现场的话,1919年5月4日当天也就五千名左右的学生在北京市中心(不超过现在的一环)“遛”了一圈,为什么会成为现代中国史上一个划分时代的界标?五四前后的变化是不可否认的,而且五四本身对学生这个群体也有很强烈的塑造作用,学生由此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集团”,少年中国学会就是借五四的东风而成立的,而北伐前后中国三大政党之一的青年党的领袖几乎都出自这个学会,早期共产党的很多领导人也出自这个学会,学生群体的惹人注目于此可见一斑。甚至教授也顺带沾了学生的便宜,影响力陡然上升。

新文化运动有不少让时人和后人感到匪夷所思的地方,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就是一例。“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是胡适试图为新文化运动确定的基调。从胡适的初衷和本意来看,整理国故其实是带有进攻性的,是反传统的一种手段,展现的是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胡适这个举措有些人是理解的,比如李麦麦就把整理国故视为“进步的复古”运动,甚至国故成为“先生”,与炙手可热的民治(德)和科学(赛)并列;比如黄日葵就认为整理国故是一种新的觉悟和进步。但是也有很多趋新者对整理国故深为担忧,陈独秀就指责说这是“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胡适后来也表示“深深忏悔”,强调“国学是条死路”。整理国故之所以遭遇这种窘境,跟胡适的性格也有一定关系。整理国故从表面上看偏向中性,而胡适在一般人眼里都是谦恭温和的,其实那个时期他的主张往往是很激进的。罗志田在讲座中就指出,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不主义”中有六条是否定性的,实际上是很激烈的,但他的表述很平和,陈独秀则恰好相反,他的六条意见是三破三立,其实是有建设性的,但他的表述给人的印象却是猛烈的激进派。常人很容易被表述的形式蒙蔽过去了。而在整个五四时代激烈反传统的革命性进程中,整理国故表面上并不激进,却是白话文和反孔之外引发社会反弹最大、流传最广的一个议题,并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具生命力的成分。

罗志田在讲座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新文化运动真正改变历史的地方是我们正在使用的白话文。毕竟,对于一个数以亿计的民族,改变当时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书写习惯,在那么几年之间就更换了——对发动文学革命那代人来说,用白话文写作其实比用文言更难——这的确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值得大书特书。可是,也许跟学科分类有关,史学研究者大都将文学革命拱手让与文学研究者,史学界对白话文运动的研究似乎比较寥落。不管怎么说,白话文是五四运动留下的最显著、最直接的一笔遗产,但有些吊诡的是,历史上提及新文化运动言说最多的却是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这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方面是因为德先生、赛先生至今尚处于“发展中”的阶段,而白话文早已战胜文言文,德、赛成为言说的重点和中心,恰恰反映出新文化人的时代追求和焦虑,形成一种强大的历史记忆;另一个方面是由于后来的研究者也把德先生、赛先生当作新文化运动的标识,在追溯和研究时不免更看重时人的言说,而轻忽了其行动。总之,德先生、赛先生被确定为五四运动的遗产,其实也是对五四的一种定性。这里面与历史实际有偏差,甚至存在矛盾,但这也说明,历史记忆中的五四,可以很不一样。

一旦进入历史记忆,作为运动的五四,或者历史上的五四时代,也就结束了。对此时人都有亲切的体会,有些人还做了相当明确的判断,比如胡适在1933年就对中国现代思想进行分期,大约以1923年为界:前一段是“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后一段则是“集团主义时代,一九二三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这个看法特别看重国民党联俄改组的意义。而瞿秋白早在1926年就把五卅运动视为五四时代的终结,他说:“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五卅之后,大家争着辟阶级斗争。”不过一年后,国民革命的枪声可能标志着更具根本性的转变。

无论如何,随着五四的隐入历史,一些关于五四的言说趋于“定型”。罗志田认为,作为一个同质概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形成,应该包括当时人已经开始、后人继续推进的有意“建构”,但更多的建构恐怕是在无意中进行的。因为整合者各自的具体目标并不一致,甚至很不一样,最后才形成某种“共识”,比如各方都能“接受”的德、赛两先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象征,成为一个“正确”的遗产。

(《体相和个性:以五四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一文将在《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3期刊发,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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