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翻书党 | 描述“中国体验”的尝试

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社会的天道、伦理、秩序经受着迅猛而彻底的改变，进入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漫长过程。如何说出身处其中的体验，描绘出一幅“中国体验”的图景似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一开始希望假借于西方去理解中国的改变，晚清时代的知识分子往往通过游历西方，“目击身亲”西方的“现代性”以重新关照自我。王韬做《漫游随录》，梁启超做《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这些文人知识分子首先“开眼看世界”，改变了对于传统中国的体验和认识，我们开始师夷长技，开始维新变革，开始革命。坚信“天下穷则变，变则通”，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中体西用到冲决罗网，从改革维新到民主革命，在历史的巨变中，中国人的世界观和社会心理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新变化和新体验。

这些变化乃是古老中国面对现代化和全球化时的适应性改变，也呈现出东西方文明相遇后的冲突、渗透与融合。它既表现为从天朝中心观到民族国家意识、从臣民心理到国民意识的根本改变，也呈现为日常生活中行为、观念、心理状态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

当我们在提“中国体验”时，首先应该明白所谓“中国体验”乃是遭遇西方现代性的体验，横空飞来的西方作为反观自我的镜子，带来了传统中国的裂变，使得每个个体都陷入一种分裂之中，造成了自我认同的危机。学者金耀基将这一过程称为“命定地现代化”或“被诅咒地去现代化”，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被纳入到中国的现代进程之中。

用“体验式”的角度理解当下

进入当代历史，无论是从革命还是经济建设，中国均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命定现代化”的负面情绪被崛起的热情取代，“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奇迹”等话语更为人所热议，它们被视为一种异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昭示了中国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在经济与社会结构上所取得的成就与教训。

开放、流动、竞争、平和与包容等构成了“中国经验”的直观感受，但在这之下也潜藏着浮躁、物欲、暴力、漂泊与孤独、疏离与冷漠、焦虑与倦怠，每个人都因自身位置的不同，体验着不一样的中国。

透过“中国经验”我们所得到的或许是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完善、政府的高效、秩序的稳定，却忽视了心态世界、情感世界的变动，社会学家周晓虹、成伯清等在《中国体验：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一书中提出，我们应该用一种“体验式”的角度理解中国。

重提“体验”，可以更好地理解作为现代化之主体的中国人，他们的欲求、愿望和人格在巨变中发生了何种变化，进而去表现他们喜怒哀乐的社会心态，在社会变迁中的潮起潮落，以及精神世界遭遇过、现在又在面临着的困窘和茫然。同时将关注点“从精英的指点江山转向普通民众的现实世界，从宏大的社会结构转向微观的日常生活，从表面的光鲜转向社会生活故事的全部”。

“边际人”成为一种精神体验

在《中国体验》一书中，作者颇为恰切地用“边际人”去描绘中国人的精神群像，所谓“边际人”意味着边缘、过渡，总之或多或少是个外来者，生活在两个世界中。我们甚至可以说，自晚清以来，中国人一直都有“边际人”的体验。天朝上国的理念崩塌之后，我们意识到自身的落后，被沦落到世界的边缘，国人一度有被开出“球籍”的焦虑与危险。

在当代，我们依然有“边际人”的体验，我们的焦虑依然来自于横跨两种世界，这两个世界或是城市与农村，理想与现实，或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在变动的时代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被夹在了时代中间，“既处在传统之中，又置身于传统之外；既跨越了现代的门槛，又未完全投身于现代的怀抱；与此同时，他的行为也受着双重价值系统的支配，既渴慕现代的刺激，但又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掣肘”。

“边际人”背后展现的是中国社会结构鲜明的二元特征，多年来我们一直努力弥合二元结构，但事实上，这一结构性特征依然存在，甚至也刻在我们心理上。在内心的体验中，我们似乎是寄居于不同的世界与群体，在其中缱绻漫游，陷入一种“无家可归”、无所适从的状态。

不断地“个体化”

通过体验，我们发现了个体、发现了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伴随整个现代化进程的是我们不断的个体化。我们从封建传统的束缚中走出，从集体的控制中走出，从大家庭中走出，以独一的个体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家国的宏大叙事在经历过诸多的变革逐渐为个人的微小叙事取代，婚姻、家庭、亲情、爱情、性观念等以它更为灵敏的变动反映着我们个体的欲求和社会的变动。

人类学家阎云翔在其《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提到，随着个体化的进程，私人生活得以不断扩张，家庭的目标从为集体生存而奋斗演化成为家庭成员提供幸福与安全感。个体也越来越关注自己小家庭的利益，寻求家庭生活的顺心和方便成为个体的基本诉求，一种浪漫化的观念在家庭中出现，并开始影响青年人的择偶，爱情成为婚姻中重要因素。电影《庐山恋》开启了“文革”后在大众媒介上表现爱情的先例，象征着浪漫爱情的逐渐回归。

一方面是浪漫爱情的回归，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可能还未体验到浪漫爱情的甜蜜，伴随着社会的理性化，婚姻和爱情也出现了理性化的趋势。择偶观的拜金主义在经过电视节目的渲染进一步挑战了浪漫爱情。城市的快节奏一再抢占浪漫爱情的领地，感情、性、爱都面临一种“麦当劳化”，互联网与新的交流技术也在不断改变着我们交流方式。促膝长谈让位于QQ、微信，亲密的小圈子被海量的联系人侵蚀，持续不断的信息流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增加了压力、焦虑和成瘾。

在谢里·特克尔教授《一起孤独》（Alone Together）一书中写道，在赛博空间中，我们或已建立了联系，但结果可能是“一起孤独”，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利用便捷的设备和技术跟人建立联系，但我们也前所未有地感到孤独。互联网重新规划了亲密和独处之间的边界，甚至模糊了两者的界限。我们可能在互联网上跟人聊了一个晚上，感觉自己拥有了充实的社交生活，但也可能在一瞬间，我们突然还是形单影只。

人际关系的新变化，反映的是社会陌生化的过程，以往的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每天都要与陌生人打交道，无疑增加了生活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他的《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提到，现代性带来了时空分离，个体也更容易地从固定的时空中抽离，并再嵌入另一个时空。我们也更多地将自身托付于政府、制度、专家系统、象征符号等社会系统去降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以往信任的基础是共同体，是熟人，但当个体化成为潮流，我们只能将信任投向抽象系统，专家系统一再爆发的信任危机加剧了社会心理的恐慌，人人自危，个体在陌生人社会中的处境会更加孤独。面对这一局面，我们需要不断培育信任文化，建立信用制度，完善信用体系。让守信者获得更多的社会合作机会，让失信行为受到应有的社会惩戒，只有这样才能培育信任文化的社会条件和环境。

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幸福

无论在什么时代，个体生存总是希望追求幸福。当我们借由“中国体验”去书写、去表达时，所要传达的是个体在变动中的心理体验，而这一体验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获得幸福生活。

在近代中国，国家独立、民族复兴是共同的幸福；在革命年代，对胜利的期待是幸福；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代，苦中作乐、积极劳动是幸福的来源。但在我们不断个体化的进程中，幸福话语更多地与我们个人生活产生了联系。家国叙事与宏大的革命意识形态让位于个体的欲望，我们开始在日常生活中经营着属于个体的“幸福”，辛勤劳动，发家致富，提高家庭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幸福感”也随之上升。

这构成了当下“中国体验”的重要部分，但复杂的社会变迁又不断冲击着日常生活。我们也发现收入增加、财富积累和物质水平的提高并非是幸福的唯一来源，心理满足感、家庭生活质量、健康水平、就业与通货膨胀等因素都会影响我们的“幸福感”。

“幸福指数”常常成为热议的话题，甚至被纳入到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中，这背后所传达的理念是，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体，我们都意识到快速的经济发展不能牺牲个体的幸福体验，是否真正获得幸福感受才是衡量整个社会和谐与进步的重要标尺。

我们或许在变迁中有得有失，有焦虑有埋怨，感受到幸福抑或不幸，又或许边际人的心理状态一直会伴随着每一个人。在从宏大叙事走向个体微观生活的进程中，我们每一个单独的个体也在变迁中不断反思生命、但反思发展的经验、反思人生的价值，我们的社会心态也会在反思之中变得越来越理智和成熟，只有这样才能在大转型的背景下不断培育自己更为有韧性的精神气质，体验一个更为丰富多样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