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潜能性、赤裸生命等这些概念是怎么来的

澎湃新闻记者 傅适野

2017-05-13 08:5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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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是当代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近日,阿甘本在1990年代后的政治哲学代表作品《渎神》《论友爱》《裸体》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5月6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陈永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教授胡继华、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副主编黄晓武、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蒋洪生、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汪民安、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春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吴琼、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旭等八位学者和研究者聚集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以“哲学的现在”为主题对阿甘本的哲学思想进行讨论。
阿甘本三本合集书影
此次研讨涉及阿甘本学术思想中一些较为关键的概念,如例外状态、主权权力、潜能性本体论、赤裸生命,以及阿甘本悬置和去功能化的分析策略。与此同时,在讨论的下半场,陈永国、吴琼和王春辰聚焦阿甘本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
本文为读者呈现阿甘本学术思想中的关键概念和分析策略,稿件根据现场发言整理,发言稿均已经过各位发言者校对。
阿甘本思想论坛嘉宾合影
例外状态的谱系:从施米特、本雅明到阿甘本
张旭首先就阿甘本的例外状态这一概念展开讨论。张旭首先解释了何为例外状态。例外状态意味着政治哲学和公法领域的一种法外状态,比如革命、内乱、战争和宵禁状态。
阿甘本把例外状态作为一个理论提出来的时候,他认为最重要的创始人是德国纳粹的桂冠法学家施米特。但张旭认为实际上在施米特那里并不存在例外状态。因为施米特第一本书讲的委托专政和主权专政,实际用意是提出新的类型,就是总统专政的类型,以克服魏玛共和国的危机。到1921年《政治神学》他说主权者决断例外状态。这是施米特对主权的标准定义。施米特在1927年的《政治的概念》第一版对国家主权的界定,用的是“战争的现实可能性”,而不是用例外状态。在1928年的《宪法学说》里,用的是制宪权和宪制权之间的对立。也就是说制宪权是主权者所拥有的一次性决断的政治意志。所有这些文本,都是施米特的主权论。
张旭
阿甘本认为跟施米特同时代有一个人也谈到了例外状态,那就是本雅明。同样地,张旭认为在本雅明那里也不存在例外状态理论。他在1921年《暴力批判》里面,讨论的是立法暴力和护法暴力,讨论法律的暴力,因此,暴力批判实际上批判的是法律的暴力。在法律之外的东西他称之为神圣暴力。至于这种神圣暴力究竟是什么,他其实没有讲。在他去世之前1940年的《历史哲学论纲》中有讲到相关的内容。
张旭认为阿甘本最具有创造性的地方,在于他把《暴力批判》和《历史哲学论纲》这两个文本联系在了一起。把弥赛亚作为超越于法律之外的例外状态。阿甘本认为,要理解弥赛亚这个例外状态,需要借助于施米特的例外状态论,并且,本雅明的弥赛亚概念是针对施米特的主权学说的。
显然,在施米特那里没有一个例外状态理论,在本雅明那里也没有一个例外状态理论。他们一个是主权学说,一个是弥赛亚学说。阿甘本的天才就在于他能够从文献的考证里面把施米特和本雅明之间的论战给发掘出来,创造了一个例外状态理论,创建了一个让我们理解政治与法律之间关系的理论。
阿甘本从例外状态的视角挑起了施米特和本雅明之争。在他看来,施米特论主权与本雅明论弥赛亚具有相通的例外状态的结构。例外状态是在法律之外,但是同时法律又是以一种吸纳-排斥的方式把它纳入进来。在例外状态中,法律需要被悬隔或者是悬置、悬停起来,这个时候并不意味着什么都没有,也不意味着一个无政府状态。相反这恰恰是政治最纯粹的时候。实际上,例外状态与法律的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关系,就通过福柯经常讲的“吸纳-排斥”的机制重新捆绑在一起。这个机制是主权权力运作的核心的机制。
在阿甘本的整个例外状态理论中,他用施米特的政治哲学作为他的例外状态理论的模型,与此同时,他又以本雅明去对抗施米特,将例外状态的概念从纯粹的公法理论或政治-法律的领域向本雅明的犹太弥赛亚主义做了一个转移。本雅明的弥赛亚的新的历史概念是一种政治悲观主义的弥赛亚主义。这是因为本雅明经历了一战、二战,经历了整个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也产生了绝望。这种犹太弥赛亚主义在例外状态上发掘的革命潜能,不再诉诸启蒙主义的历史进步论和历史进化论,而是诉诸一种巴洛克式的灾难的弥赛亚救赎主义。阿甘本不仅认同本雅明的弥赛亚概念,而且还将它作为真正的例外状态理论对抗施米特的主权论政治哲学。
最后张旭谈到阿甘本的例外状态论的贡献以及它带来的挑战。阿甘本的例外状态学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他揭示了霍布斯创立现代政治哲学传统以后所掩盖的整个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的一个基本脉络。即政治实际上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跟法律相关的,一部分是跟例外状态相关的。霍布斯以社会契约论论证主权论的同时也开启了法律实证主义的方向,从此,主权者决断例外状态的这个政治传统就被中断了。阿甘本的一个贡献就在于,他揭开这个被中断和被掩盖的政治思想传统。只有读过阿甘本以后,才能重新理解整个西方政治哲学的历史,尤其是主权与例外状态政治这条思想脉络。
当然,阿甘本的例外状态论给当今政治哲学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今天谈论主权权力的时候,实际上是在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三权分立的框架里谈论的。一谈到例外状态下的执行权,就会用“行政权的扩张和滥用”和“对宪政民主的威胁”来回应。张旭认为在三权分立框架内是没有办法回应阿甘本所提出的挑战的。这也是阿甘本的政治哲学思想的深刻性和挑战性之所在。
一种潜能性的本体论
蒋洪生围绕阿甘本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潜能性本体论(ontology of potentiality)展开。蒋洪生认为在实在性和潜在性问题上另辟蹊径,是海德格尔和阿甘本的另类之处。西方传统哲学史上的大部分思想家,在潜在性和实在性的关系问题上,是将实在性看作第一性的,但是对于海德格尔和阿甘本这样的另类思想家来说,不但要讲实在性,还要讲潜在性,而且他们更多的是重视潜在性,是把潜在性视为优先于实在性的。
蒋洪生
蒋洪生接着梳理了阿甘本潜在性理论的发展过程。潜在性理论发轫于他的早期著作,他1970年代的第一本书《没有内容的人》就涉及了这个问题。《没有内容的人》受到海德格尔的启发,探讨了西方艺术的潜在性。阿甘本感兴趣的是,西方艺术曾经拥有但是后来渐次失去的潜在性/潜能,或者是人们视而不见、不加承认的艺术潜在性/潜能。在阿甘本来看,本真和原初的艺术,应该是能起到行动和信仰的真正形塑者的作用,这种真正的艺术指向真理。艺术之潜力在于,艺术能让真理升腾。在《没有内容的人》中,阿甘本认为西方艺术的潜在性越到后来,消失得越厉害。在今天,艺术在我们的文化中不再起到形塑作用,它失去了本真和原初的地位。这本书对于探讨阿甘本的potentiality理论,提供了一个艺术方面的样本。
1978年阿甘本撰写了《幼年期和历史》一书,里面涉及到很多语言方面的问题,与其密切相关的另一本书是阿甘本1982年的著作《语言和死亡》,还没有正式的中译版。这两本书探讨了语言的潜在性的问题,探讨了独立存在于实在性之外的潜在性的问题。
到了1995年的《神圣人》这本书。潜在性是一个根本的议题。阿甘本在书中说,“制宪权力与至高权力之间的差别问题,当然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又说,“制宪权力与宪法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亚于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潜在性与行动、潜在性(dynamis) 与实在性(enegeia) 之间的复杂程度。”从这些表述来看,阿甘本实际上是从潜在性和实在性的关系这一角度,来探讨制宪权力和至高权力以及宪定权之间的关系这一政治和法学理论的“根本性的问题”的。在主权权力和律法体系的关系这一问题上,主权权力可以视为律法体系的一种潜在性。反过来,律法体系这个nomos也可以被视为主权权力的潜在性。主权权力可能悬置律法。但蒋洪生认为,虽然它悬置了律法,但是主权权力会订立一些新的规矩和条例,这些规矩和条例不一定叫律法,但是实质上起到了律法(nomos)的作用。
赤裸生命的诸种形式
汪民安则从阿甘本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赤裸生命(bare life)入手,从life的词源学分析谈到赤裸生命的诸种形式。
从词源学角度分析,我们现在说的生命(life)的概念,在古希腊有两个词,一个是Zoe,另一个是Bios。Zoe的词根跟动物Zoo接近,表达活着的生命,仅仅是活着,没有生命的形式、风格以及特定的生存方式。阿甘本称之为动物生命,也就是赤裸生命。阿甘本有一本特别有名的书Home Sacer,我们将其翻译为《神圣人》,其实是不正确的,这恰恰是赤裸生命的人,字面意义上是神圣的,但实际上是最卑贱的生命。
汪民安
Bios的意思恰恰相反,是在人活着之外,发展出来一套特定的生活风格、生存风格的生命。这样的生命不仅仅单纯活着的,还有意义,跟其他东西相关,这个生命是人的生命。
人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是有差别的。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可以从事政治活动、伦理活动和经济活动。 因此这种人的生命被称为政治生命。
从欧洲历史的观点来看,人参与政治生活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这样的生活是一种良善的生活。第二是因为人加入共同体后,能受到保护,能获得安全感。
基于这个从动物生命变为政治生命的脉络,阿甘本讨论的重点是在欧洲历史上出现的把人所获得的政治保护剥夺、因而让人从政治生命变回动物生命的状态。典型的例子是二战时期的犹太人,希特勒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手段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让他们回到赤裸生命的状态。失去政治保护的犹太人被投入集中营、被毒气杀死,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吊诡的是,让人从政治生命回到赤裸生命的核心恰恰是主权和权力做出的一个绝对,即赤裸生命的出现恰恰是对主权权力的反射。
在此基础上,汪民安把赤裸生命的范畴扩大,谈及另外两种赤裸生命的可能形式。其一是从财产权的角度判定赤裸生命。有别于亚里士多德、阿伦特的人是政治动物的谱系,从洛克到马克思,他们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定义人。洛克认为人和动物最根本的不同是人有财产权。到了马克思那里,私人财产变为了共有财产。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是没有财产权的阶级。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强调斗争,当无产阶级变成赤裸生命,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联合起来,发动反击,推翻资本主义。但在阿甘本这里,他没有提出现代赤裸生命的反抗策略。
悬置和去功能化:阿甘本的分析策略
黄晓武从对于阿甘本关键概念的解析过渡到他的分析策略。黄晓武认为,阿甘本深受福柯和本雅明的影响,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于当代各种形式的权力的分析,他认为权力主要是通过划分边界运作的。划分边界就是制造各种对立。阿甘本在分析当代社会中权力运作的各种形式时,采用了几个较为特别的策略。
黄晓武
首先,阿甘本在分析当代问题时用考古学的方式追溯了问题的古代源头。他并非要探讨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是怎样的,而是分析当代问题的古代根源。这受了本雅明的影响。因此阿甘本的分析中有很多历史、宗教和语言学的考据,但这种分析和芝加哥学派的新古典主义分析有不尽相同。后者将古代看做一个黄金时代,从中寻找理想范式。而阿甘本并非如此,他只是回溯寻找当下问题的根源。
第二点是阿甘本的悬置或者是搁置的概念。如果说权力的运作是通过设定一些边界,通过设定一些对立来发挥作用的,那么悬置就是通过终止这些对立,通过揭示对立的框架来打开一种新的可能性。阿甘本的策略是从神学的分析来谈,讲人复活之后的荣耀的身体问题。荣耀的身体中有一些器官,比如说生殖器官或者消化器官,其实是没有实际作用的。因为复活的人都是在30多岁的最好的年龄,没有生老病死,也不需要通过吃东西来延续生命。但这些器官并非多余的,复活的身体作为完美的身体,是没有任何部分是多余的和无用的。因此这些器官的作用就是展示器官本身的功能,就是说它的功用就是它的展示性。
阿甘本对于例外状态、赤裸生命、潜能和潜在性的强调和这样一个可以打开各种可能性的时刻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潜在性不是指将来有什么可能性,而是说在当前有各种可能性,是超越现有的对立框架,打破眼前的框架,打开一种可能性,他也是在这个层面谈例外状态和赤裸生命。所以这些概念其实是结合在一起的。比如他谈犹太人问题,谈非法移民,在这样的时刻,身上的主权的机制停止了,反而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些东西,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打开一些可能性,可能制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但是阿甘本从来不提供一个现成的方案,他提出我们有一些断裂的时刻,我们有一些空白时刻,我们可以抵抗,但始终立足于这一时刻,始终指向这一时刻中存在的各种张力和整个运作机制,而不指向一个乌托邦的未来。
第三点分析策略也跟神学有关,就是阿甘本批判神学,但也从神学汲取思想资源。阿甘本的神学可以称为批判神学,但他也强调神学视野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在分析当代问题的时候,要在神学的复杂性中来思考,同时又超越神学的框架。在批判神学这方面,阿甘本也受本雅明很大影响。
第四点是阿甘本有很明确的抵抗意识,这来源与他的意大利激进左翼的经历。他用索恩-雷特尔的技术哲学来讲悬置和去功用性。索恩-雷特尔讲人如何反抗机器社会,反抗机器的盲目的自动的力量。那就是等机器坏了,或者故意把机器弄坏,让它用别的方式发挥作用。阿甘本的思想跟当时的左翼运动有比较重要的关系,他有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众视角。新古典主义,或者是好多宗教神学的视角是自上而下的,分析是非常精英主义的。但是阿甘本是非常平民主义的,他有对普通人或者底层的关怀,这他作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意大利新左翼思潮的成员有很大关系。
赤裸生命和哲学的当代性
胡继华则从阿甘本的“生命的法外治权”谈起,谈到哲学的当代性。在阿甘本看来,政治的本质乃是“生命的法外治权”(Sovereignty of life beyond nomos)。在法律之外存在的东西,那种生命的超越法律的状态,那是最崇高的,最不可怀疑的,甚至最值得我们敬畏的。也许这个日子特许好像是世界的末日,弥塞亚降临的那个时刻。阿甘本让我们用新的视野、新的角度来看世界政治哲学、理解虚无主义、理解基督教末世论。他体现了当代性。
胡继华
胡继华体现哲学当代性的还有另外两人。一个是法国德里达。他在晚年系列讲座中将“野兽”和“主权”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既超越人间的法律,又超越了神圣的法律。这就与阿甘本说的“homo sacer”是一回事。“homo sacer”一般翻译为“神圣的人”,虽然这个翻译不是很准确。阿甘本说,这个神圣的人,谁都可以把他杀死,同时他也非常不值得我们向他献祭。他既然不是人,我们都可以杀死他,人得而诛之,而杀人者根本不需要得到法律惩治。所以他超越了人间法律。然后他又不是神,我们又不能向他顶礼膜拜,又不能像他献祭祭品。像今天的流亡者,像中东难民。
另外一人是德国思想家布鲁门伯格。他的思考触及了生命、神话、理性的关系,尤其涉及到人的本质特征。为什么神话没有随着启蒙,随着理性的进步,理性的统治而烟消云散呢?布鲁门伯格提出:人极端的脆弱,特别的无能,所以格外需要神话。而外在现实乃是强大而又任性、甚至是充满着暴力的。我们人对实在的专制主义无能为力,惟有靠讲述、重构和流传神话,把人不断地从常规状态带向例外状态,不断通过例外状态的建构,一步一步走进或者是想象中靠近“the end of the world”,这世界的终结。但是,如果你要把神话带向终结,前提是你要把这个世界带向终结。如果你要终止神话存在,你首先终止生命的存在,而生命是阿甘本所说的“the bare life”或“the naked life”,赤裸的生命,纯粹的生命。这纯粹的生命,这赤裸的生命,总是与政治与法学、与神话、与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描述这种复杂的关联,是当代哲学的任务。
责任编辑:石剑峰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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