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寰新谭｜丝路全线贯通，只有两三个强大国家同时经营才存在

辽阔无际的大草原，其实是一个很难被人类利用的空间。在一套非常成熟的游牧文化诞生之前，人类很难通过那一大片除了草什么也不长的地方，更不要说想在那里生存下来了。人类要懂得和学会如何最节省地利用草原上极有限的自然资源，用它来养羊，让羊吃草，人再吃羊。那是一种很高级的文化。为保证有足够的草场来供给庞大的羊群，游牧人社会就得整个地从一处草场移牧到另一处草场，终年在夏营地和冬营地之间按相对固定的路线流动放牧。所以成熟的游牧文化绝不像我们中有些人所以为的，是一种野蛮落后的文化，而是草原所孕育的一种非常高级发达的生计方式。

根据现有证据，欧亚草原上最早的游牧人是斯基泰人。在黑海以北的南俄草原地区发现的斯基泰墓葬，远看像一些小山包。他们的墓葬及其它考古遗址，极为集中地分布于黑海北部的南俄草原上。这种墓葬在考古学界被称为“库尔干”。它是一个突厥语词，最初指从地面耸起的堡垒式工事。后来也可以转指堆起来的山包。这种墓在中国新疆也能看到，人们通常把它们叫做“乌孙墓”。

游牧人群的移动性，决定了斯基泰人的财富积累只能以贵金属或很精致小型的艺术品为主要对象。他们所追求的这种昂贵的贵金属器皿有着希腊文化的痕迹。而在这些物品上所刻画的图像，也十分明确地显示出斯基泰人高鼻深目的面貌。

这一人群中的基干部分，无疑属于印欧语人群，其语言应属印欧语系中印度-伊朗语族的东伊朗语支。

尽管狭义的斯基泰人是指黑海北岸最早建立游牧帝国的那个人群，用斯基泰这个名称所指称的，其实远不止这一地区的人们。希腊人用它来称呼位于他们之东、直到从西面临近中国新疆之地的欧亚草原上的全部游牧人。在其南方，古代伊朗人称其北面的游牧邻居为萨迦人（Saka）人。而位于东方的中国人则把自己的西邻叫作“塞”人。“塞”的古音读为sek。无论是Saka或者sek，其实都是“斯基泰”（Scythay）一名在不同语言里的音译。不仅如此，隋唐时代名震天下的胡商“粟特”人（Sogdians），其族称也是“斯基泰”之名的变体而已。

刚刚已经提到，斯基泰艺术品具有十分明显的希腊雕塑艺术之注重写实的风格。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与希腊人很早就开始在克里米亚殖民有很大关系。西方人很早就熟悉了通往克里米亚的殖民路线：从地中海进入黑海，能从黑海航行所至的最接近欧洲内陆森林带的地方，就是克里米亚半岛周围的这些地区。从那里可以获得出自森林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比如蜂蜜、貂皮等等。这些东西在欧洲的北方内陆当然也有，可是古希腊文明是以地中海为其内海的文明，它并未深入欧洲内地，而只像一道不完整的薄边那样地镶嵌在地中海周边。因此对他们来说，拿到森林里面产品的最便捷的路径，就是前往克里米亚。所以在这个地区的斯基泰文化，受到大量的希腊文化的影响。

斯基泰游牧文化的存续时代，大约在公元前700年~300年左右。它结束的时候，正好就是匈奴在欧亚草原东部开始强大的时候。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文化，是否也像斯基泰艺术东传那样，是渊源于西部欧亚草原？对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形成明朗的认识。我有点相信，情况可能就是如此。但无论如何，说欧亚草原上的“丝绸之路”首先为斯基泰游牧人群所打通，应该不会离事实太远。

丝绸之路绿洲路的中西段，至少在从希腊-波斯对峙期直到中亚希腊化的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前面已说到，希腊罗马文化视地中海为内海，还没有真正深入到欧洲的内陆。从希腊出发，经由地中海的海路，即可以联系埃及和小亚半岛各地。从小亚半岛沿岸再往东，贯通今土耳其直到两河流域，有一条道路，被现代学者称为“王家大道”，一直连通到波斯湾。这是由波斯的阿凯美尼德王朝控制和维持的。

阿凯美尼德王朝的时代在公元前550年到公元前330年。也就是说，通往西欧的丝路（由海路和陆路联运构成）本来跨越属于两个文明的诸多国家。随着之后亚历山大的东征，西欧的人员、文化、物品，以及剧场、公共浴室、神庙殿宇等人工建筑也随之向东流动、传播，地中海以东的丝绸之路中西段所经地区于是进入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的远征军，最东已经到达费尔干纳盆地的东部，从那里再往东一点点，就要到今天中国新疆了。

中亚文化的希腊化过程，正好与佛教开始从事大规模造像运动的时期尾首两相衔接。自西向东传播的希腊雕塑或造型文化，于是顺理成章地被揉入流行于西北印度、巴基斯坦及中亚的佛教造像及其他造型艺术中。所以就有了佛教艺术中的犍陀罗风格。我们从出土于新疆米兰的佛教壁画中可以看见带翅膀的佛像。其原型应该是希腊造型艺术中的有翼天使。

受犍陀罗艺术影响最东面的地方是南京，表现在六朝文物遗存之中。这种影响，应该是在被华北社会吸纳之后，又传递到南部中国的。

汉与罗马：丝路的贯通与海上丝路的兴起

就丝路东、西段对接的历史而言，有两个时期最引人注目，即汉与罗马、唐与阿拉伯遥相引望的时期。我们看到，往往是在丝路两端同时出现强大帝国的时候，从东西方同时推动丝绸之路的繁荣才成为可能。

西汉强大起来后，版图扩大到西域。张骞西使，汉文史料称为“张骞凿空”。此时，罗马帝国已在不断地沿地中海周边向内陆推进。西段地中海沿岸的陆路贸易也已经相当发达了。西亚当时处于强大的安息帝国统治下。这样，在公元1-2世纪，从长安向西直到罗马，丝绸之路的东段、中段和西段就被打通了。

以罗马为中心的罗马大道，它的最东端在帕尔米拉。丝路东段从中国出发，这两个道路系统之间还隔了个波斯。波斯人为了把利润巨大的中介贸易控制在自己手里，一直试图阻扰东亚和欧洲之间直接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后汉书·西域传》叙述受东汉西域都护班超派遣而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的甘英在“安息西界”的遭遇说：

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賫三月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条支是位于波斯湾东岸的一座城。所谓“临大海欲渡”，就是准备渡波斯湾。但当地人告诉甘英说：若遇顺风，亦须三月才能渡过此海；如果碰到逆风，则需船行两年方可抵达。甘英于是不敢再继续西行了。再看另一段材料：

[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

大秦王（东罗马）也想遣使通汉，但也没成功。同样是因为乐于坐拥中介贸易丰厚利润的安息从中“遮阂”。

来自东方的丝绸在罗马帝国已经变成一种越来越重要的产品，最贵的时候它甚至与黄金等价。就此意义而言，丝绸之路的历史动力更多地来源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需求。

罗马想与东亚，还有南亚直接交往，中间有人故意阻隔。而从贩卖丝绸、香料等东方产品的贸易中又可以获得诱人的利润。那怎么办呢？于是罗马商人们开始动另择海上通道的念头。“海上丝路”也因此应运而生。东行航路可以自北向南穿越红海，从亚丁湾再出发，直航印度洋。红海上西北风很大，要载满物资的船只顶着逆风北向航行到亚、非两洲交界处的红海北岸，几乎没有可能。因此欧洲的回程商船往往需要在红海中段靠泊非州东岸或阿拉伯半岛西岸，再依靠陆路将从船上卸载的货物运往地中海南岸。

除了造船，远洋航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就是航行动力和导航技术。在印度洋里直航，导航问题不太大，因为航向几乎始终总是东西方向的。航行动力则要靠海上季风来解决。印度洋上的季风规律，据说是一个名叫希巴鲁斯的希腊水手“发现”的。这话也对、也不对。希腊水手的“发现”，更可能是把原先流行于印度洋沿岸的一种地方性、边缘性、专限于某些职业圈内（如渔民、从事有限距离内航行的水手或船长们）的知识，变成主流社会中的一项公共知识。尽管如此，某些特殊知识从地方性知识、边缘性知识的形态被转变为主流社会的公共知识，其意义仍是不可低估的。

希巴鲁斯季风的发现在1世纪中叶。或许可以拿它当作海上丝绸之路西段，即从红海穿越阿拉伯海到达印度半岛的航线创通的一个标识。而印度半岛以东的海上航线，则是由印度人开发的。

印度商业和文化远播东亚和东南亚的路径主要有两条。

一条是海路，从印度半岛东岸横穿孟加拉湾，抵达马来半岛或马六甲海峡。今天规划中的克拉地峡运河工程所在地，早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就已有印度人的殖民据点建立起来。再往东航行，就进入中国南海的海域了。后者才是传统时代南部中国的各人群很熟悉的航海天地。他们在这个海域中主要使用针路（即指南针）导航的技术；一旦进入印度洋范围，就须改用天文导航。那是他们从印度水手和阿拉伯、波斯水手那里学来的洋技术。郑和下西洋前，到处搜寻回民出生的技术人才，就因为远航“西洋”，需要借用穆斯林世界的航海技术。

印度与东亚的另一条交通线，走的是陆路。它从恒河河口穿过缅甸，进入今天的云南、四川，然后可以到达汉中乃至关中。张骞在西迁后的大月氏国（在今巴基斯坦、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南北地区）发现了用出自四川的筇竹做成的手杖。他向当地人询问，才知道筇竹就是经由上述这条路被贩运到那里的。

正是通过海陆两道的对外联系，4-5世纪形成了一个被今日历史学家称为“大印度”（the Great India）的商业与文化圈，其范围远远超出今天的印度本土。这个“大印度”没有以一个统一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形式呈现出来，因为即使是在印度本土它也不存在。所以在经历强大的印度文化的对外扩张之后，并没有接着发生统一国家建构的跟进过程。印度书面语的传播，促成了其所至之处的当地人群采用婆罗米字母来拼写各种本地语言，缅文、泰文、老挝文、柬埔寨文等都是这样形成的。湿婆崇拜等印度教信仰也随着这个过程传到了东南亚。

唐与阿拉伯：丝路的再度繁荣

唐和阿拉伯帝国兴起，带动起丝绸之路亚洲段的又一次繁荣局面。当时整个地中海被阿拉伯人控制，西欧社会被迫向欧洲内陆退缩。阿拉伯帝国的向东扩张，也到达费尔干纳这个地区。而唐的版图则由东向西伸展。一个自西向东，另一个从东往西，双方的推进线遂由相遇而发生碰撞。这就是唐与阿拉伯帝国间的怛逻斯河之战（751）。怛逻斯河在楚河（即碎叶河）之西，唐代布防最远的军事据点就在楚河之畔的碎叶城，是为安西四镇中最西面的一个。

唐在怛逻斯河之役中吃了败仗。但因为这时双方的扩张都已处于强弩之末的态势，无论结局胜败，双方都已没有能力再展开什么重要的后续动作。战败的唐军大批地变成阿拉伯人的俘虏。其中包括随军作业的造纸工匠。中国造纸术传入穆斯林世界，可能就是怛逻斯河战役最有积极意义的战果之一。阿拉伯人先在撒马尔干造纸，后来传到大马士革和巴格达。此后造纸术又继续从西部穆斯林世界传入欧洲，那已是12世纪初的事情了。

蒙古帝国的遗产：中国直通欧洲

丝绸之路的再下一次畅通，与蒙古帝国的扩张有关。自成吉思汗开始发动的一波又一波的蒙古西征和南征，最终形成一个横跨亚欧的大帝国。而1260年爆发的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的汗位继承战，则成为蒙古帝国瓦解的重大标志性事件。它所反映的，其实是存在于蒙古帝国内部的不可避免的结构性危机。

简单地说，蒙古帝国之所以瓦解，就因为它太大了。蒙古帝国最早采用的是间接统治方式。谁携带土地和人口来投降，就把那部分土地和人口交给谁来管理。但这样松散的统治是难以长期维持的。为了强化蒙古政权对各地的治理，就需要逐步建立一种层级化体制。利用层级化组织来强化治理的结果，必然导致帝国的治理体制在各地的地域化趋势，这又使得帝国统治体制的内部差异和裂缝越来越大，最终导致帝国的瓦解与分裂。

作为瓦解的结果，东方出现一个元王朝，而西方则形成四大汗国。由于这五大政治共同体的统治家族都源于世代还很近的同一祖先，遂使得这一时期的欧亚大陆形成了空前的整合。

虽然世界体系这一概念是在近代才产生的，但是在近代以前欧亚大陆就存在过一个世界体系的世代，从1250年代到1350年代，它的开始差不多就紧接着蒙古军事征服的结束之后。

蒙古征服战争的代价是很大的。但当人民慢慢地从苦难中恢复过来，会发现欧亚大陆间的交通比过去方便多了。原先需要经过若干个贸易中介环节才能够把东亚和欧洲连接起来，之后差不多就可以直接连接起来了。我们今日可以确知的中国人和西欧之间的直接交往，实际上就始于元代。

简短的结语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主要是域外需求的结果与产物。而历史上全线贯通的丝路，只有在两个或三个强大的国家同时经营时，才可能存在。因此，把关于丝路的历史故事讲述成一个十足的“中国故事”，只能是对于历史的一厢情愿的误读。

“丝路贸易常因论据不足而被夸大”。它并非总是车水马龙、繁荣忙碌的。大型陆上商队一般都附属于政府使团，所从事的多为准官方的交易行为。在更多的时候，行走其间的多为极带地方性的零售商人。

今日的“一带一路”倡议要重建丝绸之路的繁荣，需要把传统丝绸之路和大航海以来人类活动的积极历史经验结合在一起，作为我们认识当今的一种全面的历史参考。

（作者系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本文据2017年5月3日作者在杭州师范大学的讲演“丝路鸟瞰：历史与文化变迁”记录稿的部分内容改写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