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化与历史记忆：全球化时代的城市研究

近年来，历史学界有很多新的议题吸引着广泛的关注，如全球史、历史记忆、比较研究，以及地理、空间因素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等。这些新思路聚焦于城市这个论域上，会产生什么有趣的新问题吗？

5月13日，“全球视野下的城市空间、记忆与文化”跨学科工作坊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校的学者齐聚一堂。除了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外，还有城市与区域、建筑与城市规划等学科的学者参会，在工作坊上贡献了跨专业的思考。笔者整理工作坊上部分学者的报告进行介绍，以飨读者。

“游牧者的抉择”：伊利汗国与清代蒙古的都市

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邱轶皓介绍了14世纪前后伊利汗国都城的历史。孙丹尼牙是14世纪初伊利汗完者都营建的都城，今天的考古工作者在孙丹尼牙西北发现了完者都之前的伊利汗时代的遗址，出土的木质构件和一些装饰品具有东方文化的特点，并且隐约反映了佛教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另据文献记载，伊利汗旭烈兀还曾在这里营建过大量景教建筑，但是最终全部毁弃了。在后来的伊斯兰文献中，佛教存在的痕迹也被有意抹去了。

早期伊利汗们保留着蒙古人四季巡游的习惯，众所周知元朝皇帝每年往返于上都和大都，伊利汗们也会在夏季时前往孙丹尼牙地区。邱轶皓指出这两者之间非常类似，元朝中书省直辖的腹里地区和行省有很大不同，而在伊利汗国，各个长期驻营地及其交通，也组成了一个受到特别重视的区域。

邱轶皓还谈到，传说成吉思汗要求蒙古人保持移动的习性，因为定居会弱化他们的战斗力，而在伊利汗国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中，蒙古人的观念有很大的转变，什叶派宣扬统治者苏丹的善行就是建立城市，作为自己功业的纪念，伊利汗国面对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和北印度德里苏丹王朝的竞争，完者都兴建孙丹尼牙的行为，也是彰显自己的政治权威和在伊斯兰世界统治的合法性。

接着，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佐藤宪行报告了对清代库伦城市形成的研究。库伦位于外蒙古草原，起源于初代哲布尊丹巴的宫殿，是喀尔喀蒙古最大的寺院，不过18世纪库伦还处于频繁的迁徙中，因此被称作“移动的寺院”，到了乾隆四十三年（1778）后才安定下来。佐藤宪行认为清代库伦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原先寺院组成的库伦城，二是商业区买卖城，三是库伦办事大臣等行政机关。

他指出随着库伦的定居化，原先移动的房屋演变为不动产，寺院和僧侣将它们抵押给商人还债，买卖城的商人就逐渐将一些货物储存在库伦，甚至住下，库伦蒙汉杂居的情况愈演愈烈。库伦办事大臣从贯彻清朝蒙汉分离的立场上来说，要反对蒙汉杂居，但面对债务问题，又不能无视商人在库伦的利益，因为商人、寺院和办事大臣的态度不同，问题长期没有解决。经过妥协的结果是，库伦在道光十九年和咸丰三年又进行了两次迁徙，汉人在买卖城外又形成了一个商业区，商人居住在库伦的东西两边，这是清朝统治下库伦都市整合的新过程。

殖民帝国下的城市与城市中的人群

华东师大历史系朱明介绍了自己的一个研究计划，他以西班牙帝国的全球城市为研究对象，选择那不勒斯、利马和马尼拉三个城市作为个案。那不勒斯虽然是一个意大利城市，但在15世纪下半叶受到西班牙的统治直至18世纪，西班牙人主持的城市改造下，对原先的城市格局、城市景观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个个案是拉美的利马，它因为波托西银矿的发现而兴起，很快成为白银贸易的枢纽，在16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进行了城市的规划和建设，样式和那不勒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亚洲城市马尼拉也是1573年在西班牙人主持下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朱明表示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来观察西班牙帝国的权力在管辖地区的体现，因为在这些城市建设趋同的现象上，可以看到西班牙城市样式扩张背后国家力量的推动，同时，这些城市与本土因素结合的情况也有待进一步研究。朱明的报告结束后，有学者就全球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和他做了进一步的交流。

中山大学历史系曹寅讲了关于锡克人的三个故事。锡克人是印度旁遮普地区的一个族群，信仰和印度教关系颇深的锡克教，曹寅在香港期间偶然发现一座1901年建成的锡克庙，因为当地无人知晓其修建的因果，于是研究起这座锡克庙。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锡克族的一些知识分子在西方教育的影响下，致力于族群意识的培育，开展了锡克教复兴运动，建设锡克庙是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

锡克教复兴运动伴随锡克族在东亚、东南亚的迁徙而扩展。一位锡克族的知识分子被派往马来西亚冰城做兽医，在目睹当地锡克族淡薄的宗教意识后，他决定建一座锡克庙来进行宗教教育。于是，借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庆典之际，他向马来西亚总督提出建一座纪念女王登基的锡克庙，得到了殖民地政府的支持和当地锡克族的捐资，1899年马来西亚第一座锡克庙落成。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香港。19世纪60年代香港的治安状况非常糟糕，新任的警督因为在印度有过指挥锡克人的经历，从印度带了200名锡克人到香港做警察，因为香港的薪资相对较高，更多的锡克人也开始迁徙到香港，带来了更多的问题，锡克警察队伍的纪律也逐渐败坏。来到这里的锡克族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都认为，有必要通过宗教来约束锡克人的纪律，同时，他们听说了马来西亚第一座锡克庙建成的消息，也决定在香港修建锡克庙。

第三个故事和义和团运动有关。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英国从印度调遣第一锡克步兵团前往中国参战，1900年，第一锡克步兵团从加尔各答出发，经香港前往天津。在香港停留期间，当地的知识分子就和这些锡克人接触，鼓励他们为锡克庙捐款，大约700名锡克士兵捐出了自己的薪水作为建锡克庙的资金，于是就有了香港的这座锡克庙。

通过这三个紧密联系的故事，曹寅展示了一幅人员、知识、信息和机构在殖民帝国内部流动的图景。他认为，在这三个故事中，锡克人实际上扮演着英帝国的“同谋者”的角色，他们参与英帝国的殖民统治，并且利用殖民统治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曹寅表示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研究殖民地的历史，有助于超越“压迫—反抗”叙事的二元对立。

跨学科：历史和现实之间的思考

来自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杨辰介绍了法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他提到，法国最初也没有文化遗产的概念，“遗产”一词更多被用来指贵族家族的继承，具有很强的私人的性质，直到19世纪30年代，文化遗产的公共性逐渐被认知。1887年法国通过了第一部历史纪念物保护法律，尤其强调当国家利益和私有财产发生矛盾，国家有权力进行强制征收。

20世纪以来，法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一大特点是以文物建筑为中心，对景观地、文物建筑周边环境进行整体的保护。法国在保护文物建筑时，会以文物建筑为中心划定保护区，保护区内的建筑设施如果要进行修缮或改造，都必须向政府报备。法律对文物建筑周围的环境也有要求，在可见的范围内不能破坏文物建筑周边的景观，这是对文物建筑的观赏性的一种特殊保护。杨辰总结，法国文化遗产保护经历由私有到公共、由单体到环境的演变，近年来更加注重保护和利用的结合，推动地方和公众参与到文物的保护和利用中去。

华东师大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的孔翔带来“城市更新”和“文化创意区”的有趣议题。城市更新就是对已经衰退的城市进行再开发和重新繁荣，最近几十年里，城市更新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文化创意区不仅在产业结构上属于高端产业，在文化上位于现代与后现代的交点，而文化创意区的建设虽然常常标榜特殊性，但成功的文化创意区都是定位于全球性影响力的，其文化实际上处在全球和地方之间。

孔翔另外指出，文化创意区涉及城市改造，这就要面临如何处理城市的历史和记忆的问题。在著名的伦敦南岸艺术区中，泰特美术馆就是以一个旧电厂为基址，甚至保留了高达99米的烟囱，皇家节日音乐厅也是在改造的过程中保留了原先位于这里的酿酒厂的故事和痕迹。而法国巴黎的塞纳河左岸，原先是一个艺术人文的胜地，后来经过工业化的发展，逐渐出现了经济萧条、人口老龄化等问题，90年代利用工厂搬迁的契机，左岸经过改造也成为一个世界著名的艺术区。

借鉴世界著名的文化创意区建设的经验，孔翔谈到上海徐汇滨江地区开发的现状。他特别强调，要防止创意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成为资本控制的空间再生产过程，那样的“文化”只是一种标准化生产出来的模式，结果就是把上海变成西方成功范例的一个翻版。他希望文化产业园区是一个多元文化展示的平台，更多保留地方文化特色，更多体现上海的历史文化传统。

跨学科不仅是方法上的启示，同时更加揭示了时间与空间维度的相互作用，历史和现实之间的深刻联系。孔翔在报告的最后提出一些问题，城市改造是否应该保留工业化的记忆，这个问题大众并没有一致的看法。谁来决定记忆？哪些值得记忆？在实际的城市改造中，这种记忆总是有选择性的。这可以说是当下热门的“历史记忆”研究的内容在现实中的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