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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的海南十年实践

陈奎明/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主任
2017-05-16 11:0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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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7年5月5日,上海研究院“智库大讲堂”在位于浦东陆家嘴的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办了以“创新金融背景下的普惠金融”为主题的论坛。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主任陈奎明向与会者介绍了海南省开展普惠金融十年以来的经验。

他认为,发展普惠金融首先要解决机会平等问题,就是要方便农户贷到款,解决办法是有限剥夺金融机构的信贷审批权,简化农户贷款申请程序。其次要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具体包括农户的信用风险防控以及产品的科学定价。防范信用风险的具体做法是对申请贷款农户进行金融培训和通过设立诚信奖励金机制来培育农户的诚信意识。同时对金融机构自身的诚信问题,亦有相应制度设计。在产品的科学定价方面,陈奎明先生特别强调,农户小额贷款是典型的准公共产品,光靠市场解决不好,应当发挥金融机构作为市场主体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发挥适当作用,不缺位也不越位。

我们希望,海南省发展普惠金融的实践经验能为其他地方提供有益的借鉴。

上海研究院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创建,2015年6月正式成立。

2011年12月12日,海南海口,海南省农村信用社在2011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上现场办理小额信贷业务。
普惠金融难不难?我十年前才有机会到银行工作,从中国人寿加盟海南省农村信用社。之前有五年保险从业经历,再之前做过工厂工人。我们家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我的父母现在仍然居住在山上,距离公路有六里远。所以我经历过农业、制造业、金融行业。

十年前我到海南的时候,省政府要求农信社做农户小额贷款,服务农民增收。多次召开动员大会,市县农村信用社还是没有积极性,多数人认为农民不讲诚信,农户借了钱不愿意还,小额贷款风险太大了。当时的不良率是多少?高达88.3%,还有好多村庄是90%多,几乎全军覆没。

我社原理事长吴伟雄想了一招。他说,过去做过银行的人不愿意做农户小额贷款,没关系,找一个过去没有做过银行的人来干。这就选择了我,我是一天也没有在银行干过。

现在全世界,包括中国,都把普惠金融炒这么热。很多人说普惠金融很难,不好做。那么普惠金融难不难?存在哪些问题?农户应该是普惠金融的重点服务对象之一。中国有接近两亿农户家庭,如果把农户的小额贷款问题解决好,相关方法对其他普惠金融对象都有借鉴意义。所以我今天想重点就农户小额贷款的问题,讲讲普惠金融的海南实践。

农民究竟讲不讲诚信

农民究竟讲不讲诚信?我当初不相信他们跟我讲的理由,为什么?因为小时候我在农村,上学的时候没钱怎么办?交学费都找邻居先借点钱,五元、十元的。然后到过年时,挣钱最大的渠道就是要杀一头猪。这个猪我们是养两年的,不像现在养几个月就卖了。一头猪三四百斤重,杀了以后第一件事是把肉卖掉,换成钱来还上学借的钱。所以在我的心目中,说农民不讲诚信,我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那为什么当初在海南,他们都说农民不讲诚信?为此,我走访了一千多户农民,发现一些问题。

第一,手续繁。过去信用社给农民放贷的时候,基本上是假设农民是坏人。怎么表现的?农民贷五千块钱,要签十几个字,比如借款合同、借款申请书、征信查询、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等。我当时提出来,农户申请贷款,签两个字就可以:一个是借款合同,证明这个钱是某人借的;二是借据,证明钱到农户账上。但是大家说不行,是违规的。

第二,时间长。农户反映,贷款需要的时间特别长。一般申请贷款,跑半个月的时间是短的,一个月是正常的,往往拿到钱以后就错过了农忙的季节。特别是种瓜菜,需要在特定季节买种子,等贷款批下来,季节都过了。

第三,信贷员要收好处。不是所有的农户都可以贷到款,往往是和信用社网点的人很熟的才可以贷到款。其他人想贷款怎么办?要找这个熟人,这个人就要收中介费,说我帮你贷款,要给我中介费。有农民跟我反映说,申请贷五千块钱,要拿五百块钱给信贷员,这样实际贷到的钱就是四千五。中介费表现更多的是什么?比如说农户种的蔬菜、农产品、土特产要给些,还有就是买包烟、给摩托车加加油等。

普惠金融首先要解决机会平等问题

国务院2016年1月发布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对普惠金融有个定义,非常精准,至少我非常认同。普惠金融是指:基于机会平等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社会各阶层提供的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规划指出,以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为目标。

海南的实践证明,只要做一个有良知的银行从业者,本着问题导向,坚持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普惠金融并不难。

现在我们国家这么重视普惠金融,5月3日,国务院又要求大型商业银行都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但海南的实践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机会平等问题解决不了,普惠金融目标根本无法实现。实践中我很苦闷,比如说某部门让我们报申贷获得率,我们报79%,他们很不高兴,就问怎么这么低,你们报79%的话,就拖累了整个地区的后腿。

我在想,如果申贷获得率真的这么高,国家就不用再花这么大精力抓普惠金融了。现在的申贷获得率,对农户和小微企业来讲,能达到50%都是不得了的。这个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

机会平等怎么实现?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有限剥夺金融机构的信贷审批权,让农民与金融机构站在平等的位置上对话。现在农户能不能贷到款,是金融机构说了算。特别是在信贷配给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资源是有限的,银行肯定会把有限的信贷供给优质客户、大客户,那么普惠金融的对象就很难拿到钱。再加上信贷审批、责任追究,在实际工作中,如果金融机构想拒绝一个农户的贷款,随便可以找十个理由就拒绝了,农户完全没有地位。

针对上面说到的种种问题,我们在海南就探索了一套机制,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套机制是非常有效的。怎么做呢?就是限制金融机构的权力,限制信贷员的权力。我们提出的条件是“四有”、“四无”。凡是符合“四有”、“四无”条件的农户,向信用社申请贷款,信用社不得拒绝;如果拒绝,要惩罚甚至开除相关工作人员。

“四有”的第一条是,“有勤劳致富的意愿”。过去提的是“有还款意愿”,改了。为什么要改呢?“还款意愿”也是主观标准,你说某个农户没有还款意愿的话,怎么证明?那么“勤劳致富的意愿”,怎么证明某个人有呢?只要有证据证明,这个人每天正常下地干活,那他就有勤劳致富的意愿。第二条是,“有适当的劳动能力”。原来提的是“有劳动能力”,为什么加“适当”?就是说残疾人要开一个小卖部的话,也可以申请贷款,你不能说他就不能申请贷款。虽然他的劳动能力是受限的,但是他有获得收入的渠道。第三条是,有固定住所。有没有房子不重要,重要的是有问题需要沟通的时候,我们的信贷员可以找到他。最后一条,贷款要有合法用途。过去申请贷款时,农户要写明具体用途,我说不用再写明具体用途,只要不是从事非法活动,至于他是要买冰箱还是送小孩上学,或者是购买生产资料,都可以。

我觉得,小额贷款不需要把具体用途搞那么清楚,我们也根本搞不清楚。对农户小额贷款,比如一两万块钱的具体用途,实际上你是没法控制的。怎么控制?所以,只要具备上面四个条件的农户向我们申请贷款,我们的原则是,绝对不允许拒绝。拒绝的话,要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责任追究和处罚。

当然,也不是完全不能拒绝,只有信贷员有证据证明农民有“负面清单”才行。第一,要有证据证明,贷款申请人有“恶意拖欠记录”。过去提的是“违约记录”,我说不行。有很多人过去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形成了不良记录,比如一年违约一两次,后来还上了,这样的人不能申请贷款吗?可以的。恶意拖欠记录,我们的定义是,连续六个月拖欠利息,或者尚有借款未结清,有这个证据的话可以拒绝他的申请。第二,有赌博的习惯。例如他不下地,就是天天跟别人打牌,买私彩,那信贷员可以拒绝他的贷款申请,但要提供证据。第三,吸毒。第四,过去叫“犯罪记录”,现在我们更改为“严重故意刑事犯罪记录”。因为很多犯罪是过失犯罪,你不给他发放贷款致富,他又要走上犯罪道路。

现在,通过上述实践努力,我们走上了一条金融民主化的道道,基本解决了机会平等问题。

机会平等问题解决了,普惠金融的目标——覆盖率提高、可得性提高、满意度提高——才有可能,否则没有可能。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问题。

普惠金融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可持续发展

普惠金融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什么?一是风险防控。二是科学定价

农户小额贷款的风险有没有?有,肯定有。农户小额贷款有一个特点,就是户数多、金额小、成本高、无抵押、风险大。但是十年的实践证明,农户小额贷款的风险主要是信用风险,几乎没有市场风险,我们已经基本验证了这一点。比如说,今年刮台风,某农户家里颗粒无收,但只要额度是适当的,未来赚了钱他还是会还的。当然如果贷款额度太大,超出了农户的承受范围,比如用未来十年挣的钱都还不上,这时候农民往往会选择“赖账”。所以发放贷款不是越多越好,这个度要把握好。

那么农户的信用风险如何解决?海南十年实践提供了一些理论上的思考。现实中,往往会有样的现象,比如说,金融环境不好的地方,或者说信用环境不好的地方,金融机构都会跑;不讲诚信的人,金融机构都会远离他,不给他服务。

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金融机构没有认识到,金融本身具有培育诚信的社会功能。我们现在往往谈金融的经济功能比较多,比如资金融通、支付结算等,但也应该重视金融的社会功能。金融机构的使命是什么?就是要让不讲诚信的人变得讲诚信,要使不讲诚信的地区变成讲诚信的地区,要主动改变金融生态,这是金融机构的社会使命。金融机构如何才能做到?金融机构有优势啊,你在向客户提供融资的过程中,就可以跟他平等地交流。

海南通过哪些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首先是金融教育。

城里人贷款可以拿房子抵押,农村人没有抵押物。今年4月25日,在第四十次中央政治局学习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努力学习金融知识,熟悉金融业务,把握金融规律,提高金融工作能力。这说明领导干部尚有不懂、不熟悉金融的,何况普惠金融的对象——农民。为什么在农村,非法集资的受骗对象比较多?高利贷比较多?因为农民是弱势群体,不了解金融。怎么解决这个难题?

海南这几年研究了一套办法。农民第一次申请贷款,我们把培训纳入必备流程,把培训看得比抵押物更重要。农户申请贷款时,可以不用提供任何抵押物,也可以不用找担保人,但是必须接受培训和教育。培训一共五次,第二次培训的时候我们就问他第一次培训的内容,每个农民问一个问题,答不上来就继续培训前一次的内容,答上来了就培训新的内容。

实践中,有个村的农民贷了款,在还了三次利息之后,再找他们就集体不还了。我们的信贷员多次进村找,农民都躲着不见。我亲自上门也不见。后来我们发现村里有一户家庭女儿订婚,我马上掏两百块现金送个红包,主动介绍我是信用社的,今天可不可以在这里蹭个饭吃?对方接待了我们,很热情。我抓住机会和农民朋友讲:我们有一帮大学生,毕业后他们不到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而是到海南来为你们提供服务,你们借钱不还,他们以后会被开除,将来谁给你们提供服务呢?

老乡和我们说了实话。过去,他们也贷过钱,我说钱从哪里贷的,他说政府给的。后来我了解到,当地县政府从国家开发银行贷了两千万元,转贷给老百姓养黑猪。老乡们后来听说那是政府的钱,都不还了。所以那放出去的两千万,最终只收回二三百万,一千七百多万元打了水漂。我就和老乡讲,信用社本身没有钱,信用社的钱哪里来的?信用社的钱是你的父母、兄弟姐妹、邻居,他们有了多余的钱放在我们这里,我们代为保管;如果你借了钱不还,就意味着你兄弟姐妹、邻居、父母的存款就取不回去了。我就讲这样的道理,这个村的农民全部把钱还上了,就这么简单。这样的道理都写到了我们的标准化培训教程里。

现在的培训做到什么程度?我们给信贷员准备了一部收音机,七个键,信贷员按第一个键就是第一天的培训内容,按第二个键就是第二天的培训内容,一遍普通话,一遍海南话,非常规范。最后一天也就是第五天培训的内容是社会义务。我们告诉老乡,要把院子要打扫干净,少生病就少支出。海南的教育比较落后,很多孩子不愿意上学,我们就以实例向他们说明,一定要鼓励孩子上大学,一个孩子上大学可以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等等。

十年来,我们培训了几百万农民。尽管很多人没有申请贷款,但是提高了对金融的认识,对金融诚信的认识。金融教育是我国的短板,这个要靠我们的金融机构,特别是金融从业人员来弥补。我们知道,在发达的美国,2003年,联邦政府出台了一部条例,叫《金融扫盲与教育促进条例》,把金融教育纳入了全民教育。中国在这方面的短板要补上,尤其是对普惠金融的对象。谁是培训的主体?当然是金融机构,只有金融机构有这个条件和能力,有这个办法。

怎样培育农民讲诚信

对农民来说,仅靠金融教育还远远不够。你不能总是说“诚信光荣、失信可耻”,这个口号对农民朋友来讲显得苍白,没有力量。海南怎么做的?我们设立了诚信奖励金机制来培育农民讲诚信。

我们给农户发放贷款,每一万块钱,月利率是 12‰,年利率是14.4%。这个定价十年都没有变过。培训的时候我们的信贷员会告诉农户,每一万元贷款,每个月20号账户上必须有120元。如果每个月20号,帐上都有120块钱供信用社来扣,结算本金的时候,系统会自动每个月退3.9‰,39元。

第二种情况,有些农户确实20号没有钱,我们会给他一个宽限期,也就是说,30号之前找邻居借钱还的话,那么这一个月120元全是信用社的利息收入;前面和后面正常还息的,利率也不再是8.1‰,上升到了9.9‰,诚信奖励金就降低到2.1‰,只有21块钱退给农户,99元是信用社的利息收入。

第三种情况是恶意拖欠。比如说,农户5月份的利息没有还,6月、7月份才还,跨月了,我们系统就认为是恶意的,那么从头到尾月利率都是12‰,年利率就是14.4%。

也就说,农民朋友贷款一万元,一年要支付的利息可能是972元,可能是1188元,也可能是1440元。

农民很简单。我们在刚开始实行这个政策的时候,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过去在我们这里有存款的农户一旦贷到款,就把钱存到别的银行了,每个月账上只放足当月的利息。我问老乡,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他担心信用社会多扣他的钱。后来我们又研究了一套机制:在整个贷款期间,农民贷款相当于存款的部分,诚信奖励金率提高到5‰,利率降到7‰。存款就不再搬家了。

这个机制运行了十年,老百姓都知道了:在农信社贷款,只要讲诚信,利息就低;平时有钱存在信用社,贷款更方便,利息就更低。这就是贷款诚信奖励金机制的魅力。

十年前我们的存款不到一百亿,在海南是倒数第一,今天我们是海南所有金融机构里的第一名,接近一千七百亿元。靠什么?靠机制。金融教育重在引导,诚信奖励金机制重在培育。比如说,一个农户家庭,老婆是借款人,到了每个月20号她会告诉老公,赶紧去存钱。她会不停提醒老公,因为每个月都要还利息。他们的行为就影响到孩子的行为,一个借款人会影响到他的配偶和家庭,全家人诚信意识都提高了。

实践证明这套机制非常有效。过去很多地方不良贷款率是90%多,现在我们这套方法做下来,不良率只有1%多一点。

金融机构自身要做讲诚信的表率

我们对农户的要求这么高,金融机构自身也要讲诚信。比如说,信贷员收好处这件事怎么解决?怎么降低到最低限度?我上面讲诚信奖励制度时,你们会发现一个问题,信贷员是没有定价权的,我们完全剥夺了信贷员利率定价方面的自由裁量权

因为,你一旦给了信贷员利率定价权,就会造成腐败。特别是在利率市场化的今天,不能给信贷员定价权。比如说这个老乡,信贷员收了他一千块的好处,就把利率降两个点,另外一个老乡没有给什么好处,信贷员就给他高利率,这不行。除了剥夺信贷员的利率定价权以外,我们专门为信贷员建立了联保制度和基于信贷人员讲诚信的贷款赔偿准备金和信贷奖惩金制度

联保制度是什么意思呢?信贷员放款,要有三个人。信贷员给农户做完培训,一个人是不能放款的。我们现在当然是更多通过手机应用(APP)开展业务,培训完以后会把相关信息通过APP录入系统。然后会有直接审核人来审核。审核什么?比如说审核你的培训是否到位,直接审核人会问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如果对方能答上来,就证明信贷员对他的培训是到位的。再录入两个关键要素,如金额和利率,保存之后,审核就结束了。第三个人是片区经理,会从制度层面进行审查,这就是间接审核人。他也同意了,信贷审批流程才完。现在审核都是通过网络进行的。这三个信贷员之间是联保的。

贷款出了问题怎么办?我们有“六二二”这样一个风险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一万元贷款收回来了,比照利息的20%是奖励给信贷员的,这是他们的业绩工资。这20%怎么分?就按6:2:2的比例,信贷员分60%,直接审核人分20%,间接审核人分20%。假如这一万元损失了,信贷员赔六千,直接审核人赔两千,间接审核人赔两千。

如果你想做信贷员,首先要在信用社缴一笔钱,我们叫贷款赔偿准备金。这个准备金是放大两百倍,累计金额放大五千倍,都是系统自动控制的。准备金缴得越多,信贷员可以管理的责任贷款就越多。但不是说缴了准备金,就多大额度贷款都能放。我们还有信贷员能力评价模型,一个信贷员的单笔贷款额度,是靠评价模型自动评价出来的,这个评价每半年调整一次。

贷款赔偿准备金制度实施以来,效果非常好。我们20%的奖励不是一次性兑付的,平时只兑付很少一部分,大部分要延期支付。比如说信贷员收到一万元的利息,奖金就有两千元,其中一千元当月兑付,另外一千元放在延期支付账户里。直到未来,这名信贷员不再做信贷,转岗、退休了,所有的贷款全部还清了,没有任何不良贷款,剩下的奖金他才能拿走。

十年来,我们很多信贷员的延期支付账上都有超过一百万元的存款。因为他们都是做小额的,一百万不容易。你想想看,他延期支付账户上有一百多万元合法收入,某个农户为了获得贷款送给他五千元甚至五万元,他能看得上吗?为什么?农户送给信贷员五千甚至五万元,就意味着将来还款时的风险增大了,他将来就可能理直气壮地不还钱了,信贷员账上合法的收入也可能兑付不了了。如果他举报,信贷员还可能还面临违法犯罪的风险。所以这个制度发挥了非常有效的作用。

科学定价对实现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同样重要

实现可持续发展,还要有科学定价。现在面临一个困惑,我们现在的年利率大约是10%左右。根据上面的利率定价规则,年利率有8.4%的,有9.72%的,有11.88%的,有14.4%的,上年度,我们的收息率大概是10%左右。这进一步印证了98%以上的客户是正常还款的,不需要催收,即年利在9.72%这一档占绝大多数;只有很小一部分农户有违约的情况,才需要支付高利率。

即便是这样,还有人说我们农信社放的都是高利贷。这种认识是不对的。金融机构只有实现保本微利才可能有做普惠金融的内生动力,做亏本的买卖谁会有积极性呢!

十年下来,我们测算过,一个信贷员管理三百万以上贷款,一个团队管理贷款余额达二十亿元左右,就可以实现保本微利。当然,随着规模不断增大,人均发放贷款量在不断增加,固定成本分摊会逐步下降到合理水平,盈利空间会越来越好。我们的成本大概在7%到7.5%。我给大家算一笔帐。放在我们这里的存款,要付给老百姓的利息,定期活期平均下来在1.5%到2%之间。给员工发工资部分大概是2%左右。大概有2%的管理成本。坏帐损失率在1.5%上下。当然刚起步时成本会超过这个标准,但规模起来了,风险控制好了,成本会降下来。

我们看普惠金融的概念,它也没有说利率是多少,只是说以可负担的成本,为社会各阶层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假如说10%的成本高了,怎么办?或者金融机构认为成本和风险高,不愿意做,没有积极性怎么办?这时候政府就要发挥有效的作用了。实际上,农户小额贷款具有明显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典型的准公共产品,光靠市场是解决不好的,既要发挥金融机构作为市场主体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海南这十年来,政府发挥了非常有效的作用,就是政府到位,但不缺位,也不越位。

在普惠金融过去的发展过程中,有几点应当引起思考。一是政府不到位,认为小额贷款是金融机构的事,政府根本不管。当然最严重的错误就是越位,突出表现在政府下文直接干预贷款的金额、期限和利率上。有的甚至明确要求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基准利率,这严重影响了金融机构服务农户的积极性。越位还表现在政府成立担保公司,为贷款提供担保。实践中政府担保公司做好的不多,为什么?因为老百姓一旦知道这个钱是政府担保的,他就不还了。

海南省政府怎么做的?海南省政府吸取了教训,在普惠金融上的做法可以在全国推广。

第一,专门出台贴息制度。只要是海南的农民,不管在任何金融机构贷款,十万元以下贷款均可获得政府不低于5%的贴息。这个制度直接减轻了农民的成本负担。当然,海南政府规定,只对讲诚信的农户贴息,这也是培育诚信的好机制。

第二,为弥补金融机构的成本和风险支出,政府又给金融机构两个钱。一是给0.5%的经费补贴,用以弥补工作经费的不足;二是给1.5%的风险补偿金,用以增加金融机构拨备。

这样一来,政府大概出多少钱,是可控的,贷款出了风险,也是金融机构的事,与政府无关。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了,政府的作用也发挥得更好了。

(本文由澎湃新闻记者据作者演讲的录音和速记稿整理,由作者本人改定。)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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