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博物馆日︱修复记忆，修复社会

博物馆通过记忆和失忆讲述历史。因此，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讲述不可言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探讨博物馆的记忆修复术。不过，博物馆的记忆修复术并不新鲜。博物馆里呈现的历史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每时每刻、或多或少、或急或缓地修改甚至重组。如果脱离当下的文化多元主义，博物馆历史的校正往往是一种记忆对另一种记忆的单线式颠覆和替代，如同陶轮翻转一样。多少英雄圣贤转眼间成为旧制度的残渣余孽，也有多少糟粕会裹着遗产瑰宝的外衣卷土重来。在单线式博物馆叙事中，“有争议的历史”非但不能成为弥合冲突的黏合剂，反而会加剧社会的撕裂。这样的记忆术既无新意，也不吸引人。

新博物馆运动中，“讲述不可言说的历史”的真正新意在于坦承，甚至鼓励历史记忆的多元性，修复那些被忽视甚至抹去的成分。“不可言说的历史”显然一度是特定的价值判断的牺牲品，因此，记忆修复术传递了对“暗流”传统的追认和价值观的矫正意味，这是最值得称道的。

博物馆应该记忆英雄人物，也应该记忆普罗大众，而且后者既不应该以群体复数的形式存在，也不仅是前者面目模糊的背景板。杰斐逊的蒙蒂塞洛种植园一度是立意鲜明的领袖纪念场地。一如常规，博物馆以充满个性魅力的理想方式建构了对作为革命者和启蒙者的杰斐逊的历史记忆，蒙蒂塞洛只具有地理空间价值，长期以来生活在种植园里的大量黑奴几乎只字未提。黑奴的存在不容否定，但又被刻意忽略，导致观众也以极其个性化的方式建立起杰斐逊与女奴赫明斯的绯闻记忆，引起博物馆的不安和反弹。直到博物馆试图从共同社区角度重新认识蒙蒂塞洛，平等地建构包括杰斐逊在内的每一个人的历史记忆时，博物馆内多种历史的冲突才最终得到缓解。类似关系也见于其他的领袖纪念场地中。广东中山的翠亨村虽然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之外，但却罕见地被纪念馆以极有远见的方式整体性保护下来。如果将这座连续居住长达三个世纪的村落视为寻常的岭南古村，这无疑低估了它的价值。翠亨村也不是泛泛而论意义上的孙中山早年生涯的空间和背景，事实上，如同蒙蒂塞洛之于杰斐逊，翠亨村成为避免孙中山的历史记忆重蹈历史主角形象营构旧路的关键制掣手段。

博物馆应该记忆宏大的进程，但也需要记忆琐碎的日常。广州旧城大东门外的东濠涌博物馆以表彰污水治理成就为主旨，但是博物馆托身于一幢历史建筑之中，博物馆周边环境是沿河整治的结果，甚至得到有效治理的东濠涌本身就是广州历史上最具活力的地带。因此，如果东濠涌博物馆仅仅保留现代城市改造的记忆，裁剪甚至遗忘历史上的城厢生活记忆的话，那么对于东濠涌社区而言，博物馆不过是一块外来飞地。这家博物馆最终融入社区的方式也是通过接纳在地日常生活记忆实现的。

博物馆不应该仅仅保存甜蜜、荣耀和伟岸的记忆，也应该记录苦涩、屈辱和卑微的记忆。对于被轻视甚至被剥夺的边缘群体而言，记忆中必不可少苦涩的成分。苦涩记忆该如何处理？曾经有人善意地希望在“一切向前看”的大度之下轻轻抹除，或者认为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伤疤都应该小心翼翼地掩盖，而不是公之于众。事实上，这是高高在上的旁观者，而不是有切身体会的文化所有者的观点。作为纽约最早的移民聚集区，下东城一度人口高度膨胀，环境恶劣，治安混乱，被上城高尚社区的人们视为社会毒瘤。但是，已经离开下东城的移民后裔深感有必要记住自己的祖辈如何度过最初的困难时日，以及如何塑造了纽约城市的特质，强烈的苦涩记忆促成了果园街97号廉租公寓博物馆。中国当前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中也触及到同样的社会问题，广州白云区马务村里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农民工博物馆。勇于正视城市中的农民工问题无疑值得肯定，但也有观众敏锐而中肯地指出，农民工博物馆需要更真实地保留苦涩记忆。

记忆是有归属权的，“不可言说”的记忆得以修复实际上就是博物馆中的权力让渡，就是赋予那些曾经被压制和剥夺的人们以发声的权力。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记忆修复术成为博物馆中“弱者的武器”，也间接成为社会修复和和解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