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关读书会｜《信号与欺骗》：如何在国际关系中“忽悠”他国

第一，行为体如何依据别国的过往行为对其未来进行规律性推断？（how do actors draw inferences from others' behavior? ）

第二，行为体如何影响别国对自己旧有行为所做的一般性推断？（how can actors influence the inferences others are drawing? ）

第三，行为体如何在维持一个自己设定的意象时却在实际行动中反其道而行之？（how can a desired image be maintained by an actor who wants to act in a way that contradicts that image?）

但是杰维斯无疑将写作重心放在了第三个问题上，这一点从各章的安排上就体现得异常明显。杰维斯旨在将社会心理学引入“战略思考”，全书的写作目的则是考察国家怎样才能廉价地（常常不得不诉诸欺骗）向对象国投射自己预先设想的国家形象，并阻止对方这样做。所以杰维斯在中文版序言里表示，这本书的书名不应该是“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而应是“形象投射的逻辑”，或者说如译者所言是“国际关系的信号发射和欺骗”。

在本书中，杰维斯关注的是一种长时段构建的、借助行为体间集体预期（或背景知识）才能产生意义的低成本的信号。国家发射信号以塑造预定的国家image（image，译者译为形象，可能还可商榷），这本质上是一种类似于威慑的新的战略行为类型（杰维斯在2014年接受采访时也承认自己受施奈德和谢林的Defence and Deterrence和Strategy of Conflict影响更大，而对学校时任学术带头人哈斯的欧洲一体化理论不感兴趣）。

在杰维斯的书中，发信号主要是指发送者发送与自己真实image不一致的信号，从而以较小的成本施加对别国的影响。通过信号发射，隐藏或操纵发送者真实的image。在多次、长时间发射信号后，这种被操纵的image一旦形成则是相对稳定的，因而杰维斯所考察的是一种作为战略类型的信号，不是一次性的，也不是即时性的信号。

类似的，蒲晓宇的“地位信号”也可以看作是这种类型性信号研究路径的延续。“地位信号释放并非在无政府状态中表达一种良好的意愿，也非在危机谈判中展示一种可信度。” 而是“指一个国家为了试图塑造或改变自我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对国际、国内观众传导的一些特定信息”。由此可见，地位信号也是一种长时间段下形成的类型信号。

如果将信号作为一种战略类型来理解，就必须证明信号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概念、必须区分何为信号、哪些是非信号即indice（译者译为标志，可能亦可商榷）。杰维斯试图将信号与非信号的indice区分出来以解决信号的独立性问题。

他认为，信号是“指声明或行动，其意义由行为体之间心照不宣或毫不隐讳的理解建立起来”，而indice是“指携带某种内在证据的声明或行动，以表明所投射的形象是正确的，因为它们会被认为与行为体的能力或意图密不可分。”用杰维斯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话语固然是信号，“而当谈话被偷听或人们在不能欺骗别人的情况下讲话，那么这些话就是标志。”

不过，这样的区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和国际政治舞台上虽然是有一定意义的，但却是明显不足的。这是因为，一来，这种自带证据的声明或行动是极少的；二来，即使是解密或泄密的声明或行动是否“可信”依赖解读者的解读意图和背景。

比如维基解密（Wikileaks）与“斯诺登事件”公开的美国秘密的情报监控与网络战计划，这看起来是很好的区分信号与indice的例子，但是深究这些泄密事件背后的泄密渠道和爆料者背景，又可被研究者视为认定美国的社会-政府关系属于何种类型的信号。再比如，《蒋介石日记》属于信号还是indice？由于日记是极其私密的记叙方式，蒋介石这位在近现代史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历史人物素有坚持写日记的习惯，2006年前后由斯坦福大学保管的51册日记被公开，那么如何认定蒋介石在日记里所记载的是indice还是将意图借以向世人发出的信号？也就是说，蒋介石虽然在世时不会公开日记，但他会不会想到未来日记被公开的可能性？而对于私人日记中写作者是否对自己是事实完全诚实的问题，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曾经做了严格的考证，结论可谓是喜忧参半。

成本信号、可置信承诺与信息传递

杰维斯在中文版前言里也承认：“我的分析，以及其后学术界对发信号问题所做的大多数研究，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事实，即信号和标志只能通过它们被解读的方式来产生影响。”因此，杰维斯的这种区分信号与非信号的努力其实不那么成功，核心在于杰维斯对信号产生作用的定位是需要依赖于发射信号主客体之间的共同理解，这是一种双向的信号发射与解读过程，而这种双向互动的研究是比较难以进行实证研究的。

因此以费伦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转而研究单向的信号发射过程（在这方面，国外以费伦为典型代表，国内的学者则有尹继武、林民旺和吴文成等），即考察在国家抱有良性意图的情况下，如何让自己温和的战略目标通过可置信的信号发射出去，确保接受者准确无误的获取这一己方的良性意图。

既然信号无法脱离信息传递过程以作为一种信号类型来分析，那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凸现出来了，即信号的可置信问题，因为杰维斯在序言中也承认自己讨论信号和知觉，以及错误知觉问题是深受谢林的影响，特别是谢林揭示的不可置信威胁问题。而让一种信号无论是真实地传递自己的意图还是去欺骗对手，都涉及传递信号在对方眼中是否可置信的问题。在坚持这一路径的学者看来，信号传递的最根本问题是需要发射可置信的信号，而确保信号不是清谈（cheap talk）而是具有可信度的核心在于信号需要有一定的成本，可以说在一定范围内信号成本越高，接受者相信信号内容的概率就越大。例如费伦就对比了两种基本的提高自身信号成本的方式：沉没成本（sinking costs）和自缚手脚(tying hands )。

客观来看，坚持单向度即时性信号传递的路径同样面临问题，即行为体发射的成本信号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可置信的，但突破了这个成本范围，成本越大，反而越不可信。这就涉及杰维斯所意识到的，信号发射需要借助共有的集体预期或者隐含的共有知识才能顺利实现信息传递，而一旦带入共有知识等变量，那就是杰维斯在2014年接受采访时所坦言的，需要结合理性选择和建构主义才能完整地加以理解信号问题，更近一步看，这就涉及如何去综合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问题了。

能否构建统一的信号理论？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杰维斯定义下的信号研究是一种行为体隐瞒自身真实意图或image，而通过长时段多次的信号操纵来向对手塑造预想的image的过程，且在杰维斯看来，这种信号操纵和欺骗是成本相对低廉的，依赖于双方的集体预期。而后续的研究者则放弃了从双向交互过程考察信号问题的路径，以费伦为代表的学者们转而考察发射方借助高成本机制单向地向对手发射即时性信号，以促使对方准确接受自己的良性意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基于成本机制的信号研究路径，杰维斯在后来接受采访时是明确表示反对的。他说，“the idea of a purely deductive theory of signaling I think has fundamental flaws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具体而言，对于信号研究的图谱，可能呈现出下面的排列情况。

这种研究的分野，实际上致使信号研究呈现出一种分裂局面，对于后续研究者来说，是否有可能尝试构建一种统一的信号理论就值得思考，或者说，如果有一种统一的信号理论，其理论内核将是什么，其基本的解释模型又是什么？

（作者系外交学院《外交评论》杂志编辑、博士。本文为作者在政治心理学凉风书会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举办的第59期主题书评会上的发言稿，经作者本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