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博物馆日|“战火中的人道”，与一场无声的辩论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与有争议的历史：博物馆讲述难以言说的历史”。在其官方解说中提到：历史是一项工具，而那些有争议的历史常常不为人知或被人误解，但它们却与我们是那么息息相关。为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的自媒体“源流运动”在“观展”栏目推出5篇系列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关心这一话题，并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于国际博物馆日转载这一系列文章。

本文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物馆学硕士研究生樵馨蕊对去年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战火中的人道——《日内瓦公约》精神与150年的人道行动”展的策展团队的专访。当被问及“博物馆面对有争议的历史节点，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时，策展团队表示：“博物馆首先应该清楚地解释那些有争议的历史，例如通过展示双方提供的论据，使公众了解历史和问题、利弊。博物馆的角色不是给有争议的历史一个明确的定义，更多的是解释历史的争议。”

每年的5月18日为“国际博物馆日”，这是自1977年开始由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设立的，旨在增进博物馆与当代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2017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将主题设置为“博物馆与有争议的历史：博物馆讲述难以言说的历史（Museums and Contested Histories: Saying the Unspeakable in Museums）”。

“考镜源流，以故为新”，“故”事从未远离过争议。

“战火中的人道——《日内瓦公约》精神与150年的人道行动”于2016年10月在北京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该展览以战争、人道为题，对诸多有争议的话题展开了特定角度的剖析；但与此同时，由于展览全程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下简称ICRC）的视角来展开，因此又不免带有这是否只是“一家之言”的争议。

面对这样以争议为主题的展览，面对这样本身已是争议的展览，在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源流运动”邀请到该展览的策展团队进行访谈，且听他们会如何回应争议。

【访谈对象】

Daniel Palmieri：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历史研究专家，撰写了多部以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和战争历史为主题的著作，“战火中的人道”展览的主要策展人。

Martin Unternaeher：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前传播部主管，“战火中的人道”引进中国的主要负责人。

林云飞：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媒体制作及会展主管，“战火中的人道”展览的中方策展人。

樵馨蕊：听闻这场展览是纪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下简称ICRC）成立150周年之作。为什么ICRC会选择这样的方式来开始庆祝？

Daniel Palmieri： 举办这个系列展览的想法要追溯到2012年，我们想向广大观众介绍ICRC的历史及其开展的人道工作。博物馆展览是一种富于智慧又可以使公众更易于理解的方式，适合用来解释ICRC所经历的历史，它的困境、成功与失败。

Martin Unternaeher：对于ICRC来说，与瑞士的日内瓦历史博物馆、法国的卡昂纪念馆、北京首都博物馆三个著名博物馆合作，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来展现ICRC本身和所做的工作和环境，但是如果由我们自己做这个展览几乎不可能实现。更重要的是，与专业博物馆合作也意味着，这个展览可以呈现给更多的观众。

樵馨蕊：有关《日内瓦公约》和红十字会战地人道工作的展览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在策展的过程中除了引入中国红十字会所做的人道工作，还做了哪些“本土化”的阐释和设计使中国观众更容易理解？

林云飞：这次展览与在法国卡昂展出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在展厅布置上，在法国展出时，墙面、地面和天花板是没有任何设计的。而在首博，我们通过不同的展示手段营造“沉浸式”的观展氛围，例如增加了天花板的遮盖、救灾帐篷、急救物资区、铁链监狱区、迷彩军营、难民营的场景设置等等，拉近观众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件的距离，同时也弥补了展厅自身的局限。首博的展览中还增加了大幅的喷绘照片和影片放映厅，特别是增设了互动环节，例如战地人道工作者的防弹背心和头盔的试穿，希望能激起观众的参观兴趣，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樵馨蕊：在展览中“无力回天与注定失败”这一单元，不仅采用了很有冲击性的设计，并以问题的形式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历史上的一些有争议的事件进行探讨，并且给出了相应的展品。您认为这几件展品足够回答提出的问题吗？这些答案是否观众想要的回答？

Daniel Palmieri：这一单元是针对在二战中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社会向ICRC会提出的主要问题，希望ICRC可以表明态度。我们选择的这些展品只是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解释说明。在这个话题上，每个观众都会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对这些问题或许有更好的回答，但是这些回答应该基于历史事实，而不是以新闻、辩论、情感或政治为依据。

Martin Unternaeher：ICRC相信，与政府代表、武装力量、学者或北京的公众就人道准则和工作进行对话是很有必要的。因此，我们认为在展览中展现ICRC的困难和失败也很重要。在这个单元中的问题只是一种展示手段，说明了ICRC工作中经常涉及到的困境，也希望引发更多的探讨和交流。

林云飞：这个单元在之前的展览里就有。二战和纳粹集中营相比其他战争历史对中国观众来讲，还是比较熟悉的，所以在中国展出时我们保留了这一部分，并做了一些场景的处理，以强化阐释效果。现场很多观众给我们的反馈也都提到了这一部分，觉得ICRC没有在关于自己的展览里“高大全”的宣传自己，相反主动提出了反思，和印象中的展览很不同。作为中国观众，即使我们身处和平，也应思考战争，给出自己的答案。

樵馨蕊：整个展览向观众转达的信息，是否会因为这个展览是ICRC发起的策划而保留了对其做法的明显偏向性？

Daniel Palmieri：作为ICRC的成员，总是很难与自己的组织保持临界距离。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试图从最客观的角度出发、并时刻保持批判心态。

林云飞：引用Palmieri先生在中国专家论证会上的话，“我们不打算做任何程度的美化，历史如此，事实如此，只展示事情是怎么样的。”其实展览自始至终，没有强调ICRC的成绩。从索尔费利诺战役、五人委员会的诞生、百年战争长廊、《日内瓦公约》及法律条约的发展、二战反思屋到展示在冲突地区、ICRC所采取的工作方法和原则，以及站在战争受难者的角度谈他们的需求，包括结尾处，5名ICRC工作人员探讨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都仅仅是基于事实，避免任何程度的灌输。

樵馨蕊：ICRC在进行人道援助的过程一定会遇到很多冲突，红十字会历史上经历、面对的最难以言说的事情是什么？这些事有没有推动红十字会进行改变？可以举例说明吗？

Daniel Palmieri：所有的种族灭绝或大屠杀的情况都给ICRC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和担忧。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初期，几个新的非政府人道主义组织的诞生，也成为ICRC发展过程中重要的转折点，促使ICRC必须改变及重申它的实践精神，并思考它的未来。除此之外，无国界医生（MSF）的诞生，也带来了完全不同的人道援助方法，为如何帮助受害者和与政府相处提供了新思路。

Martin Unternaeher：ICRC自150年前成立以来，几乎是所有武装冲突的见证者。ICRC历史上很多重要的转折点都与大规模战争有关，不仅使ICRC具有了国际视角，也扩大了活动的地域范围和业务领域。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ICRC还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组织；而一战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ICRC的面貌，并使ICRC前所未有的现代化，这促使在战争爆发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ICRC的成员就增加了十二倍。

“冷战”也是ICRC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在那段时间人员数量和预算和财政支出都出现了惊人的增长。但同时越来越多ICRC的工作人员在人道援助的过程中遇难，并且人数还在不断增长，这对于人道工作者有着极其消极的影响。

1994年，ICRC也是第一次经历了在卢旺达发生的这种大屠杀，面对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的困境，特别是考虑到屠杀的规模，ICRC的反应是有限的。

樵馨蕊：结合ICRC的人道援助，您们认为博物馆和博物馆展览在社会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特别是在某些重要的有争议的历史节点中？

Daniel Palmieri：博物馆首先应该清楚地解释那些有争议的历史，例如通过展示双方提供的论据，使公众了解历史和问题、利弊。博物馆的角色不是给有争议的历史一个明确的定义，更多的是解释历史的争议。

Martin Unternaeher：在每一次战争冲突中的人道干预，必然涉及与交战方、受害者和人道工作者之间的对话。这正是ICRC工作的复杂之处，也是不断努力解决的问题：不论受害者的身份或所处的位置,都努力接触受害者并为他们提供保护和援助。博物馆的角色也是如此，在展览策划中可以突出人的层面的感受，引发的不同情感。让观众可以模拟经历那些有争议的历史、体会历史中人道工作者所面对的复杂挑战，从哲学和道德方面对本组织、对社会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源流短评】

在博物馆里的无声辩论

源流运动“观展”栏目两次以“战火中的人道”展览为主题撰写文章，如此“偏爱”这一展览，正是看中了由这场展览可以引发的辩论的空间。

在与策展团队的访谈当中，有两点令人记忆颇深。其一是，策展团队认为展览基于了历史事实，对有争议性的话题仅是在做最基本、最史实层面的解释；其二是，Martin先生前后两次所强调的一种对话的态度，这也是他们愿意自揭伤疤的初衷所在。

在博物馆处理有争议的话题时，上述做法和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即便坚持了这样的做法和态度，也并非使得此问题就“无懈可击”。例如，史实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但在展览中使用的证据是否能够保证全面？挑选证据加以展示的过程，我们的主观立场会不会不自觉地渗透入展览所要表达的主旨中？谁作为代表来对话、在怎样的形式下来对话、以怎样的语调来呈现对话，是否都会影响对话的结果？

这些辩论，已不再仅是针对这场展览，而是所有博物馆在处理有争议的历史时所不可逃避的话题。博物馆是否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否需要回避展览中有争议的问题？如何在有争议的社会问题中保持中立的态度？以及博物馆是否应该对社会价值和舆论进行引导？这些问题是对博物馆提出的挑战，也是博物馆的自我定位和社会责任所在。

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在提出经典的“公共领域”理论的时候，他对“公共”的理解已经不是简单的谁皆可以进入、谁皆可以被普及的状态了，而是大众应在此当中、以此为对象能够自由地开展辩论，有所反思。

今天的博物馆，尚有漫漫长路要远行。

（评论作者为王思渝、樵馨蕊，分别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物馆学博士研究生与硕士研究生）

本文原题为“无声的辩论——首都博物馆‘战火中的人道’策展团队访谈录”，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的的微信公众号“源流运动”的“观展518特稿”之二，“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授权转载，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