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博物馆日︱半坡博物馆的展陈变迁：从说教到交流

半坡博物馆是西安东郊的一座遗址博物馆。1953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史前村落遗址，其后的四年间进行了5次考古发掘，揭露面积达一万平方米。1958年在当时的副总理陈毅的支持下成立了博物馆。博物馆建立的遗址大厅，将发掘现场完整地保护起来，呈现出一座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村落：中心是一个大广场，一座面积约160平方米的大型方形房屋位于广场西侧，朝向广场方向。在它周围分布着几十座小型房屋。居住区东部发现了制陶作坊遗址，北部是居民墓地。在生活区外的北、东、南方向，环绕着一条深度和宽度均为六至七米的壕沟。考古发掘的结果清晰地展现了房屋累次建造修缮的情况，不同年代的柱洞开口在不同的地层之上，说明人们曾经长久地居住在这个村落中。

展览是一种阐释性行为，博物馆选择和摆放文物的过程，实际上是对物品可能阐述的故事的具象建构。作为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半坡的出土文物基本陈列在近六十年间曾发生过重大变化，这种过程是中国博物馆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历程的缩影。从用联排大玻璃柜加简单标签来传达一种权威性语言，到根据剧本来组织不同的展示元素（实物、互动体验式辅助展品），将展览变成一场叙事。帮助观众“感知”信息，从训导和说教转向了交流。

在遗址上修建的最早的博物馆

遗址博物馆属于历史博物馆的一种，起源于18世纪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在那个时候，博物馆的目的首先是分类收藏古物，展览意在说明人类在控制和设计环境领域取得的进步。到了19世纪，博物馆被视作通过物品来向“未经专业训练的参观者”讲述故事的方式，人们试图建立博物馆来复制过去的世界。半坡博物馆的开创性在于，在遗址本体上修建保护大厅，把博物馆与遗址环境融为一体，在当时的世界上绝无仅有。196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关于景观和遗址风貌与特性的建议》，提出了“对遗址和景观，考虑建立专门的博物馆”的倡议。此时，距离半坡博物馆（以下简称半坡）建馆已经过去了四年。

早期陈列：60年代的突破和局限

今天看来，半坡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陈列室，和前博物馆时代的分类收藏、部分展示比较相似。陈列室共设三个：第一陈列室展览房屋和墓葬中出土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文物先按材质、再按用途陈列，石斧、石凿、石刀、石锥、石网坠等一组，骨鱼叉、鱼钩、骨镞、骨针等一组，以及数量庞大、种类众多的陶器，依据考古类型和体量分组陈列。第二陈列室展出房屋建筑的残块标本，配有房屋模型。第三陈列室就是作为展示中心的遗址大厅，考古揭露面积达到两千三百平方米。

这一时期人们参观半坡的过程，展现了十九世纪以来观众参观博物馆的情况。陈列所使用的是连成排的玻璃展柜，展品按照一定的逻辑挑选和排布；观众漫步在展厅中，看到一个又一个展柜、一件又一件具有特定含义的展品，目光被器物和说明牌牢牢吸引，首先是对文物本身，其次是一群文物的组合。“不同的物品连成了一个个连贯的视觉上的句子”“物品产生了视觉上的意义，正如篇章中的词汇产生了语言的意义，从而成为博物馆语言中的基本建筑素材”。通过这种语言的缀合，博物馆和展品试图包含双重功能，一方面要能够见微知著，让个体反映整体，用一件典型器物代表一群同类器物，让一件石镞体现一群使用石质箭头的半坡人；另一方面，它希望完成更广大智识层面上的叙事，如人类学或历史学。在早期的介绍中，半坡人被描述为具有以母系亲属为世系继承的亲属制度，村落以女性酋长为核心；和博物馆紧邻的一个游乐园被命名为母系氏族村，大门是一位横卧的女性形象。

在1958年的一份考古简讯中，半坡的工作人员写道：“自4月1日开馆以来，每天观众人次，平均在一千以上。星期天人特别多，观众将近四千。”大通柜式展览在帮助公众建立对文物的认识的过程中起到了根本作用，但此时的展览内容有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一方面，博物馆展览应当是一种视觉和感官艺术，在缺乏相应辅助信息和感官元素的情况下，观众无法从玻璃之后的文物中得到知识和趣味。另一方面，陈列试图将混乱庞杂的史前史秩序化，器物是由简单到复杂，社会是从野蛮到文明，观众沿着这一线性叙事的轨道被一路指引向前。从某种程度上，博物馆以实物的方式说明了一种凝固的历史观，并赋予了它科学和合理性。文明的时间和空间差异可以因此简单地用二分法分出高下。

新陈列：叙述型展览和互动体验

2007年之后，半坡博物馆开始着手对基本陈列进行改造。新的陈列包括序厅、半景画展厅和文物展厅。新陈列历时三年，展览文本用了两年来完成，改造中将早期的相互独立的一号二号展厅连为一体，拆除其中原本的展柜，于2010年之后开放。展览内容上侧重于复原人群所生活的生态环境，进而分述几种考古可见的生计方式、解释定居情况和房屋形制的变迁，并以装饰品、雕塑品和陶器纹饰来展示古代半坡人的审美喜好。展览中开始使用一些比较新的展示手段，比如场景复原，电子翻书、幻影成像、感应桌面、虚拟背投等，多种交互手段强化了和观众的互动，改变了博物馆的观众参观体验。基于数年来的观众调查和讲解中常遇到的提问除了文物外，展板中运用了大量的图表、绘画、地图等辅助展品，提供了大量的信息。

新的陈列体现了叙事型展览的基本要素。叙事型主题展览，是指有明确主题思想、有严密的内容逻辑结构层次安排的叙述性展览，以传达文化、人物或事件为目的。人类对研究自身的过去一直充满兴趣，博物馆作为保存和再现人类社会成就和记忆的重要机构，在为公众提供历史信息方面，比历史学研究更加有效。新的陈列不再重视将文物按照质地和大小排列，而是从史前人群生活的气候环境和地理条件讲起，展开一幅细致生动的画面，将观众引向这个人群的生产、生活、居住的方方面面。在处理文字、图腾、信仰这些形而上而且悬而未决的问题时，展览开辟了单独的单元，以提问和探索的形式将观众引向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做到了真实和可靠。博物馆开始成为讲故事的主体。

策展人Francis Henry Taylor认为，博物馆总倾向于把历史过度简单化：“博物馆应该赋予观众更多的信任，即相信观众能够理解复杂的观点和概念……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观众分享历史领域的最新研究信息并展现错综复杂的历史。”今天我们看半坡的讲解词，能发现仍有一些早期凝固的权威历史观的残留，较为专注于线性叙事和“是什么”，缺少对“为什么”的引导，但笔者坚信，改变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对考古学和人类学新的研究领域和问题接触不足，几乎是当前中国大多数历史博物馆的共同问题。时至今日，中国考古学对博物馆的陈列和叙事仍然参与不多，主要是为馆藏提供保障。“对于考古学而言，将考古发现和研究用于博物馆工作是获取自身公共属性的主要方式”，而作为社会历史保存者、群体记忆的建构者，博物馆需要以考古学为援，超越孤立的器物。这需要考古学家、展览工作人员和博物馆讲解员的通力合作。

大概十年前，我在半坡博物馆的绿地中发现了一些在别的地方很少看到的野草。包括大猪草、宽叶山黧豆和一大片快两米高的木槿花，隔着齐腰的冬青远远就能看到，人工养育的月季也没有这样艳丽。尽管有本地自生的可能，我还是想相信是种子粘在游客鞋底的泥土中带进园里的。这些适应性极强的植物在博物馆中生根，要不了多久种子就会越过围墙，长到围墙之外，再不断扩散出去。这是一个极好的隐喻。博物馆的围墙本身就不是为了阻隔，而是为了传播。

参考文献：

博物馆与美国的智识生活，1876-1926，[美]史蒂芬·康恩

博物馆变迁：博物馆历史与功能读本，[美]爱德华·P·亚历山大

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徐坚

陕西博物馆百年史，张礼智

博物馆展示需要更新和突破的几个理念，《东南文化》2014年第3期，陆建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