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青青︱民国海军的“内战”：欧阳格之死

1940年9月1日，《申报》《大公报》等国内各大报上均登出了一篇有关民国海军少将、前电雷学校教育长欧阳格遭枪决的告示，称其在江阴、马当作战期间，屡有“敌前不令，托故不进”之行为，且假造单据达十七万余元，经查实后予以军法处置。他因此成为民国海军史上遭军法处决之最高军衔者，也是抗战期间唯一遭枪决的海军将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欧阳格从一位失势的海军将领一跃成为蒋介石的海军宠儿，却又盛极而衰，最终落得下狱枪决的结局。

遭处决时欧阳格已被革职两年，处于保释状态。当1940年8月20日宣布立刻执行死刑时，他本人毫无思想准备，得知“奉委座令将我执行死刑时”，亦感“殊属意外”。当天中午，欧阳格被押往刑场。途中，防空警报刺耳的声响开始弥漫在整个重庆上空。据说，临刑时正值敌机来袭，行刑者在路旁就将犯人草草枪毙交差。从革职拿办到外出保释，再到突遭处决，欧阳格之死蹊跷之处甚多，也成为民国海军史上的一桩疑案。

欧阳格遭处决消息传出，引起军政界一片哗然。除了其原为海军高级将领的身份外，也因为他还是国民党内的元老级人物。欧阳格，江西宜黄人，著名佛学家欧阳竟无之子。1916年从烟台海校毕业后，曾在护法战争期间追随孙中山南下。1922年任“豫章”号舰长期间，又护卫孙中山所搭乘的永丰舰并结识蒋介石。此后，出任黄埔海校副校长。1926年“中山舰事件”中，参与逮捕、审讯李之龙，被认为是主要策划者之一，亦因此曾遭拘押。“四一二政变”后获释，随即被遣往欧洲学习军事。1931年底返国后，又被蒋介石纳为嫡系，身负建立“革命新海军”——电雷学校的重任。

出长电雷学校后，欧阳格跟何应钦、萧铮、陈立夫、陈果夫、吴铁城逐步建立了良好关系；与桂永清还是江西同乡，他们电雷学校初创时就有合作，彼此交情颇深。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经多方活动，欧阳格被选为第五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于是，在1938年因马当要塞失守而被革职后，党政军界为其求情者甚多。陈果夫、陈立夫、吴铁成、余汉谋及李宗仁在得知此案后曾联名致电蒋介石为其转圜。1938年7月16日，陈果夫致电蒋介石，说欧阳格“或有过失，毕生从事海军，俱有专长，恳早日释出，带罪图功，俾遂其建立海军宿志，继续为国家效命”。

至于贪污的指控，亦有争议。军政部在调查欧阳格经手军事工程时，认为“各工程均无案可稽”，甚至建议“发还更正或暂予存查”。而军需部门调查征核电雷学校账目后，虽称欧阳格“经手款项事实不明”，却也拿不出其贪污的确凿证据。陈立夫晚年谈及此案坚持认为“他的毛病，是持才傲物则有之，贪污似乎不像”。陈果夫也指他“平日气盛，易为任忌”。事后有舆论认为“欧阳格自视太高，致得罪老派长官多人”，以至遭其他海军派系诬陷落难。所谓“老派长官”指的就是以闽系为首的“中央海军”。

中国近代海军始于清末，时至北伐前夕主要分有三大派系：隶属北洋政府以闽人为主体的中央海军、奉张麾下的东北海军（即日后的青岛系），及广东政府统辖的广东海军（即黄埔系）。北伐后，闽系海军（即中央海军）临阵易帜转而支持国民革命军，因此保住了中央海军的地位。直到1929年9月，中央海军协助征讨桂系有功，海军部才得以成立，闽系领袖杨树庄任部长，陈绍宽任次长（后接任）。之后，闽系基本把持了海军部。至抗战爆发前夕，海军部官佐两千三百四十一人，闽籍一千八百七十一人，约占百分之八十。

与之相对，蒋介石本人却并不信任闽系海军，甚至一度主张取消海军总司令部，将其改造为隶属军政部的海军署。尽管他曾发豪语“我们预计十年后，就有六十万吨的海军，做了世界上一等海军的国家”，但无论对陈绍宽提出的购舰、造舰之请求，还是对海军部日常运作经费之需要，皆取敷衍态度。他的如意算盘是另起炉灶，计划在海军各派系之外建立一支自己的水上武装。1933年3月27日，电雷学校于镇江甘露寺成立，欧阳格出任校长。该校便是蒋介石另起炉灶建立的“嫡系海军”。

该校创办之初属军政部，对外宣称该校非海军，乃是纯粹水中攻防的陆军电雷学校。虽名为陆军单位，但该校一切制度均为海军式。所谓“电雷”乃是指电气释放鱼雷与水雷，此类工作一般由吨位较小的鱼雷艇和布雷舰担任，该校的主要目标便是培植小型水面舰艇力量。显而易见，电雷学校不仅是一所军校，更是一支水上战斗部队。自创立后，参谋本部便将电雷大队划归其名下。随后数年间，又先后从各地接收了一批新旧船舰，如“同心”、“同德”、“策电”等。同时，还斥巨资向英国、德国订购先进的鱼雷快艇、快艇母舰和布雷舰，并向意大利购买水雷等武器。在引进外国装备的同时，蒋介石支持欧阳格先后聘请德国、意大利教官，并邀请外国顾问充当学校的工程技术人员。

1936年5月，电雷学校迁往江阴黄田港，正式定名为“军政部电雷学校”，蒋介石亲自出任校长，欧阳格任教育长负责实际工作。该校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进一步扩大编制，“所有各种新增设备，先后依次实现，人员器材增加渐多”。除军校部门外，还下设学生大队、学兵总队、快艇大队、电雷大队、工厂等，官兵总数多达七千余人。除人员众多外，电雷学校还拥有当时全国数量最多、最先进的快艇部队，由四个中队组成，拥有英制、德制鱼类快艇十五艘，其他配套舰只约二十艘。当时舆论有评论称“该校规模广大，经费优裕，仅次于空军”。至抗战前夕，欧阳格麾下的电雷学校已俨然成为一支长江上的“小海军”，凌驾其他海军派系的意图昭然若揭。

眼见电雷学校迅速坐大，以陈绍宽为首的闽系海军自然对欧阳格愈加反感，竭尽所能打压之，双方冲突开始公开化。1936年夏，军政部将欧阳格的简历送至海军部希望授予海军中将军衔。孰料海军部却回复称，欧阳格的资历只够一个少校。同年11月，福州海军学堂第四届轮机班三十名学生因触犯校规而遭陈绍宽下令开除。欧阳格却将其中十二名学生招入电雷学校，之后悉数派往德国留学。一个月后，“西安事变” 发生，当时身在南京的欧阳格连夜赶回电雷学校，下令打开武器库，将枪支装备分发给学生和学兵紧急戒备，惟恐陈绍宽此时乘机消灭电雷学校。直到蒋介石安全返回南京，欧阳格才宣布取消战备状态。

七七事起，为阻止日军沿水道侵入长江，军委会决定实施既定沉舰作业以阻塞江阴水道。8月11日，陈绍宽亲率舰队实施沉船作业，共沉入八艘军舰和二十艘商船。在这次大规模沉船行动中，海军部方面并未知会欧阳格沉船线的具体位置，更未进行协调和联络，也直接造成了日后鱼雷快艇出击的困难。8月15日，电雷学校两艘鱼雷快艇“史可法102”与“文天祥171”受命出击，奇袭停泊在黄浦江的日舰队旗舰“出云”。但由于江阴沉船阻塞水道，鱼雷快艇出击航道受阻，直接导致“文171”号艇在途中迷航而搁浅。16日，仅有一艘抵达战位。次日，虽有媒体称“出云舰受重伤，各方盛传已沉没”。但所射鱼雷却并未击中目标，最后只是击中江边岸堤。8月20日，何应钦密电欧阳格：“虽未获成功，但已减敌舰骄横之气焰。尚望再接再厉……以竟全功。”

之后，中央海军则屡遭日军重创，“宁海”、“平海”、“建康”等主力舰均先后在空袭中被击沉。目睹主力舰队之惨状，欧阳格却流露出幸灾乐祸之态，曾对萨福筹说：“不料陈某的海军，竟也有今日。”他甚至向蒋介石报告，称闽系将领陈季良临阵脱逃。蒋介石为此盛怒不已，当即电令陈绍宽“就地枪决”。陈绍宽为此大为恼怒，亲自解释后才消解此误会。与之相对，电雷学校的快艇大队实力则得以保存，平日隐蔽于黄田港的防空石洞，甚少在江面上出现。

在此期间，欧阳格主要是依照军委会的指示，在江阴一线布放水雷以阻遏日舰。而电雷学校布设的水雷均从英德进口，数量有限，海军部却也不愿意调拨其他水雷以供支援。于是，欧阳格针锋相对，不与海军部合作，甚至拒绝通告电雷学校布雷的具体位置，这使得整个海军部上下均为之震怒。结果，陈绍宽将此解释为水雷经费下落不明所以无雷可布，所以欧阳格才不愿报告布雷情况。海军甚至将这一近乎谣言的报告上呈军委会要求惩办，这也成为日后欧阳格被以贪污罪下狱的最初肇始。当然，欧阳格也担心自己未获战绩，或为人所诬，曾指示快艇大队每晚都必须派遣两艘鱼雷快艇出发游弋以寻找战机，甚至在命令中写道：“必须击沉敌舰一两艘，否则必遭舆论斥责。”然而，直到南京沦陷，电雷学校仍未取得任何战果。

12月下旬，欧阳格带领电雷学校部队撤至湖口、九江一线待命。马当保卫战期间，电雷学校负责布设水雷。1938年6月17日，日军开始进攻马当要塞。激战中，日军舰队成功突破了水雷区，并通过水道运送大批增援部队登陆，继而对国军驻守的长山阵地发动轮番炮击以配合日军的陆上进攻。6月26日，马当要塞终告失守。恼怒之下，蒋介石下令“对马当退下官兵不论何部一律缴械押解”。失守次日，欧阳格就被以“贻误军情、作战不利、经手款项事实不明”的罪名革职拿办，并宣布即日起撤销电雷学校。

抗战期间其他遭军法处置的将领，如“文夕大火”的始作俑者酆悌、豫东会战期间因“作战不利”而被革职的第88师主官龙慕韩、因“玩忽职守”而被拿办的王皞南，以及同样因马当要塞失守而遭革职的薛蔚英等等，均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遭军法审判并处决，被革职的欧阳格与他们相比，却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外，遭逮捕后军法审判，却迟迟未有结论。而他本人则长期处于羁押、软禁的状态。

1939年下半年起，欧阳格甚至得以保释，住在好友萧铮四川巴县的公馆里。根据看望他的电雷学校学生回忆：“家眷也可同住在一起，只派少数卫兵监护”，他本人日常“行动还算是自由的”。此外，他与原电雷学校的学生、教官都保持通信联系，要求学生们“近况究竟如何随时告我”并嘱咐“勤可补拙，谨则可以远谤”，还称其驻地“风景宜人”利于休养。整整两年后即1940年8月15日，看似已躲过风头的欧阳格却突然迎来了死刑裁决的消息。

欧阳格死后数十年间，围绕此案的议论在国民党内部就没有停息过。电雷学校毕业者大多将欧阳格落难归咎于闽系海军的打压，认为欧阳格“遭人乘机陷害”，甚至认为欧阳格之所以突遭处刑是有人乘蒋介石与何应钦不在重庆时秘密所为。

1971年夏，官至国民党海军上将的电雷学校第一期毕业生黎玉玺面见蒋介石时，就直接提出“欧阳教育长在抗战期间伏法了，不过他实在是冤枉的”，请求重新彻查并为之平反。蒋介石不置可否，先让黎玉玺列举事实，并写一份正式的书面报告，此后，他又表示可以在适当的时候为他平反昭雪。不过，当时蒋介石已重病缠身，不久后便去世。所谓平反之事亦不了了之。之后又过了二十年，曾举行规模盛大的欧阳格去世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电雷学校第一期至第四期学生约一百余人到场参加，年事已高的陈立夫、萧铮亦亲自吊祭。

《海校学生口述历史》，张力编，九州出版社，2013年。

如今重新检视史料，欧阳格之死的背后除了有民国海军“内战”的因素外，蒋介石本人亦是关键，而且是真正决定其命运者。1938年马当失陷后，徐永昌清楚记得白崇禧跟他说：“欧阳格之不可用，蒋先生手令拿交军法执行并办理。”至于两年后的死刑判决，同样是蒋介石本人坚持的结果。当死刑消息传出时，陈立夫、陈果夫、何健、李烈钧、张定璠、张继等人皆先后为欧阳格求情。

1940年8月17日，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亲自致函蒋介石称：“当时恒因欧阳格君昔日在中山舰之勇毅，后来对出云舰之冒险，为我中央委员中一英旄，或误海军之戎机，敢与请宽待……总裁亦既予以慎重，此要案任其拖延甚久。最好总裁再宽以时日，右举诸点，派员详细调查，即群情尤服……欧阳竟无先生实为海内贤者所敬仰，留意此案，慎之又慎。”信中，再三劝诫蒋介石：“夫戮一贪吏，以警群众，自今日所应牺牲。但此裁判当有应周而未周，误枉一功勋卓著之人，亦足令贤者夺气而生厌。”次日下午，吴稚晖亲自登门拜访，蒋介石在日记中明白记录为“谈欧阳格事”。

尽管吴稚晖等人竭力求情，但并未改变蒋介石处置欧阳格的决心。8月19日，蒋介石专门为此事在军委会召集举行扩大的联合纪念周，在会上“宣布欧阳格死罪”，指“欧阳格舞弊并失守马当要塞，虽有前功，仍当枪决”。此外，蒋还特别强调欧阳格之处置并无失当，对“本党同志为之缓颊者，痛予指责”。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处置欧阳格并解散了电雷学校，但并不意味着闽系海军重又得势。正当陈绍宽准备接收电雷学校装备之时，军政部却告知海军司令部暂缓接收，不允许其直接插手。抗战结束后，尤其是欧阳格同乡桂永清掌管海军后，以电雷系为代表的非闽系人马开始聚集，并逐步取代闽系在海军的地位。国民党政权退往台湾后，电雷系军官团甚至成为其海军力量的真正核心之一。仅以电雷学校第一期来台的二十八位毕业生为例，其中官拜上将者有三位，中将达十位，少将亦有十人之多。志在打造“新海军”的欧阳格虽遭极刑，但其培养的“电雷系”势力日后却在国民党海军内开枝散叶，乃至最终壮大。

（感谢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力研究员给予本文的资料支持。蒋介石对欧阳格态度变化的详细过程，另请参见拙文《用、弃之间：欧阳格案与蒋介石的海军人事处置》，《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