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好的博物馆，应该用什么方式和观众“说话”

［编者按］

本文为沈辛成5月20日在“海上博雅讲坛”所做的演讲，原题为“博物馆：我们需要叙事者，还是讲解员”，略有删改。

沈辛成现为佐治亚理工学院科技史博士候选人，曾服务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911”国家纪念馆和纽约历史学会，参与从事档案研究、出版与策展工作。新书《纽约无人是客》近期由中西书局出版，在实地探访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对纽约数十家博物馆进行了多维度的介绍和评价。

沈辛成在讲座现场。

本科的时候，我在北大赛克勒博物馆长期担任讲解员，中文的还比较好办，英语的材料院方提供的太不口语化了，太重了，于是我就自己琢磨出来一套带外宾参观的套路。后来各个院系要建立青年志愿者团队，考古系里就由我带头，希望带一支讲解员队伍出来。我为此设计了一些初阶的培训课程，当时师弟师妹们参与很踊跃。据说后来这个培训就成为优良传统保留下来了，我毕业后多年还听说他们现在也还在源源不断地培训讲解员，这也算是我对我们院系的一点微小的贡献。在赛克勒的经历也成为了我最早接触博物馆工作的一个契机。当时有过一个事给我印象很深，我接待一位外宾，讲完一圈之后她告诉我，你们这个博物馆比故宫强多了。这个事使我明白了博物馆的生命力，未必在于家当有多豪华，而取决于你叙事的方式。

在纽约的时候，我念的硕士项目是知识和实践并重的，因此我有幸在三个非常出色博物馆实习——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9/11国家纪念馆，还有纽约历史学会。在这一年时间里，我也是第一次真正参与到博物馆幕后的工作中。

这种对学术前沿的敏感，牵引着博物馆发展的方向。我在AMNH实习的时候，正是这次十年重建工程开始的时候，虽然做的都是最基础的工作，但是每个星期我们要开一次会。亚洲人类学和亚洲哺乳动物两个部门的头和工作人员坐在一起，讨论的都是关于整个陈列走向立意的宏观话题，比如我们是不是应该尝试把人和动物融到一个陈列里，如果要这样做的话，那么怎么平衡自然主义叙事和人本主义叙事，既不能让动物完全变成一种社会性构建的附庸，比如农业和畜牧业视角下的家禽家畜，也不能完全把人社会性的一面给压缩到生态系统里面去，尤其遇到中日韩这样文化上很繁盛，但是又落在早期人类学研究框架里的亚洲文明，就有许多许多内容需要重新考量，需要对你认识世界的方式做很多有趣的修订。

所以在AMNH这个学术和展示并重的博物馆，我学到非常重要的一课，那就是博物馆工作人员有一种不可替代的功能，他需要具备一种perception，一种感知。这个感知当然肯定要高于生活，但这种拔高不应该是靠完全屈从于某一种学科对世界的假设，用大量的术语和专业概念来实现的。这后半句话什么意思呢，我拿我们国内的情况来做个说明。拿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来举个例子，这个学院里四个专业方向：考古学、文物保护、古代建筑、博物馆学，其中最不受待见的就是博物馆学，我当时在念这个专业的时候，其实挺受隔壁的欺负的，因为他们觉得博物馆学是个“伪学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领域唯一的功能好像无非就是把考古学已经梳理诠释完的东西变成展览再面向大众推出去罢了，在这条生产线上，你是最最下游的一环，那别人怎么可能把你当回事呢。

其实，我认为所谓博物馆学，不应该只是如此的。

江西仙人洞吊桶环遗址。

我相信大家参观大多数博物馆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感受，一个关于出土文物的陈列，像一本考古报告一样，量很大，但其实通常都挺无趣的。分型定式，把东西按照时间序列，按照考古学文化码放好，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任务就完成了，余下的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呢？序言和结尾的地方提一提文物出土的这个地方自古就是勤劳勇敢人杰地灵，先民们的勇气和智慧我们要继承发扬光大，是不是这样？好几年前我帮一个江西的陈列做过一次英文翻译。江西有个仙人洞吊桶环遗址，这个遗址出土了一万两千多年前的陶片，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学术意义很大，甚至入选当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结果你们知道那个陈列的头和尾是怎么概括的？说是我们要继承仙人洞人勇于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在今天把仙人洞精神发扬光大。我当时就吐血了，这英语怎么翻？！这仙人洞人再怎么说也就是洞人，又不是仙人，这样概括显然不合适。

这种类型的陈列的叙事，之所以让人反感，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考古学的类型学本来应该是手段，结果现在在大多数陈列里成了目的。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类型学当然非常重要，那是给研究打底子的，但是作为一种叙事，它就承担不了博物馆应该有的功能了。同样是说历史，你是喜欢听易中天袁腾飞给你把故事说得生动呢，还是喜欢盯着一张年表大事记，然后把它背下来？显然是前者，后者作为叙事是不合格的。

第二，这个勇于进取开拓创新的话语，究其本质，是一种假设。假设什么呢？假设的是，一万多年前生活在这个遗迹的人，和“我们”当代的江西人甚至当代的中国人，是有直接联系的。这是一种西方考古学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候的一种解读，也就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空间上有界限，时间上连续的，而这样一个在时空维度上的一个单位的考古学文化。它对应的通常是一个特定的种族、一个特定的民族，或者一个特定的区域族群。那这个联系其实是否是真实的有质感的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别说一万多年前的，就是我爷爷的爸爸我都不认识没见过摸不着，我怎么可能跟这个对象产生“共情”的体验呢？更何况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里，迁徙、通婚、战争、疾病……九成九造这个器物用这个器物的人群早已经不在了，而你作为观众，恰好出现在这里，和这个对象本身本来就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共情根本是不可操作的。于是你就会觉得这个太假，太官腔了。

周口店遗址博物馆。

所以这种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叙事”，是嵌套在两种更大的话语里面的，一个是文化-历史考古学，一个是民族主义话语。北京猿人“学会”用火，在周口店的博物馆解读是和这个套路差不多的，不过北京猿人反映的可不是周口店人民或者北京人民的精气神了，而是全中国人民的，因为他在时间上算是一个“源头”，所以晚于他的所有中国人都跟着沾光。这种无意识的话语，这种被假定的、被默认的超现实的连续性，在我们还能够利用它来做点“拔高”，帮助博物馆内容设计立意的时候，它是有帮助的，毕竟比完全不拔高要强不少，起码有一个中心思想了。但是当它和其他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官方”的叙事方法重合太过，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距离感。人们去博物馆，对观赏对象的假设是文化，是历史，是一个脱离当下的“他者”，但是最后却好像学了一节政治课一样。用户体验如果是这样的，即使免票也没人去博物馆，除非他是去吹空调上厕所去的。

可见，即便是一个我们日常中再熟悉不过的博物馆“说话”的方式，其背后也是有学理在的。对这个学理不敏感，结果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替换它，不知道怎么去修正它，脑洞开不起来，想破了头也不过是上级学科限定的内容，博物馆完全没有谈判权，结果就是摆出一副不是很在乎观众的样子，好像你看不懂你不喜欢看是你有问题，不是我有问题，这样就很不友善。近几年比较有轰动效应的陈列，基本也都是靠展品本身的分量，比如这个那个国宝，或者难得一见的海外文物巡展，而很少是因为陈列内容设计有趣、好玩、别出心裁而取胜的。现在大多数新馆、大馆，重点政绩工程，一般都把精力集中在如何把陈列弄得更气势恢宏上，如何增加所谓的高科技手段上，但是在叙事的层面上，博物馆等于自己认定自己只是载体，基本完全把能动性交托给别的学科去了。我们吸引了大量喜欢凑热闹的人民群众，这也没错，但是还有潜在的大量的想看更高阶诠释水准的观众，喜欢冒险喜欢不同喜欢个性化服务的这个市场，我们的博物馆行业至今没有开发出来。

博物馆陈列内容设计这个环节其实是最需要学养的。设计者需要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在叙述的这个层面，需要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艺术史、环境学、跨文化研究；在自省的这个层面，也就是时刻提醒拷问自己“我设计的陈列可能会附带什么样的政治话语”“我是不是需要去消解它”这个层面，需要文化批评、文本解读的后现代理论、符号学；在推广的这个层面，你需要营销知识、研究消费者行为设计问卷、回收问卷、数据分析……很可惜的是，我们的博物馆工作在这些层面做得挺不够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培养人招聘人的时候，一开始的方向就是没有去考虑这些的。其实在美国考古学的研究潮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转型了，开始关注器物背后的过程，而不是器物本身，这种趋势现在在国内学界也是常识了，但是绝大多数时候学术思维的新发展没能体现到博物馆展示的层面上来。这是很遗憾的，因为这样就是让观众一直在看落后于时代的东西，而一旦他们对博物馆这个场所的想象失去了那种张力，那么博物馆对自己的要求也就降下来了。

2016年7月，香港实业家邱继端向北师大捐赠六千件“古瓷器”。

在当下中国的文博界，博物馆的这种因为迟钝而产生的清高的距离感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你有竞争对手了。以前没有，所以即便不进，也不算是退。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用微信，智能手机、微信真正的在很短时间内将我们这个社会转化成为信息社会了，新的串联方式很快的将原本话语权被国家和精英垄断的文博界、文博市场，变成了一片舆论的阵地。

近几年出现了一个叫做“国宝帮”的群体，他们是起初是通过纯粹的对文物收藏的兴趣爱好走到一起，后来这个利益链和利益群体一旦形成，它就开始像一台机器一样开始拥有内在逻辑和惯性了。去年夏天，香港实业家邱继端向北师大捐赠六千件“古瓷器”，他是民间收藏家，把自己的藏品捐给母校当然是好的，是应该鼓励的，可是他收藏的这批文物明显是假的，而且假得离谱。即便是我这样只是受过最初级考古学训练的人，也能看出来这都是假的。但是这个事情还是进行下去了，北师大收了，那就是制度性的认可，不管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个发端。面对广泛批评，国宝帮作为一个社群，开始展现出自洽的思考和攻击性的态度。他们说，中国那么大历史那么长文物那么多，凭什么只有你们专家说是真的的东西才是真的？我们都觉得我们邱先生这六千件文物是真的！

这个论断当然是荒唐的，但是如果我们因为这种逻辑不正确不科学，就置之不理一笑了之，迟早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要知道，一件假文物，也是有价值的，其价值取决于买家愿意支付的价格。而一旦买入假文物，买家是很难去承认这是假文物的，因为那样既丢脸又亏钱。于是这个平行于文博界的圈子就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市场，制假售假，买假，然后硬说是真的，而这套逻辑的推广不需要专业知识的，唯一的推动力就是钱，你一旦买卖了，进入了这个圈子，你其实就会逐渐被吞进这个行业的自在逻辑里去。所以专业的科班出身的文博界现在手里有什么牌可打？论钱，没人家多，论嘴，没人家凶。还一副很清高的样子，那老百姓去投奔更欢迎他更让人有归属感更有兄弟情义的圈子去了。

上海震旦艺术博物馆。

所以说，现在这个时代，舆论的阵地你不去抢，那就会成为别人的。到时候整个行业几十年辛辛苦苦建立的职业水准是非黑白，就都要被资本的力量给搅浑了。国宝帮依托的这个审美话语，就是被博物馆传统的叙事方式惯出来的，一个器物只有外貌是重要的，其形成的时代、运用的背景、制作的原理、原料的产地、原料的运输、加工的流程，这些在博物馆的叙事里都没有。于是就给想要扭曲审美的人钻了空子，你说这个鼎越大越好，那我造假造一个比浴缸还大的，你说玉璧越精美越好，那我造一个雕得你眼花缭乱的然后硬说它是商代的。说到这里我想提一下震旦艺术博物馆，陆家嘴那栋金灿灿的楼的一楼，那座博物馆规模不大的，展品也不是多么多么国宝级，但是整个叙事非常带劲。它不仅教审美，它还给你全方位的展示玉器的制作流程，非常详细地一步一步拆给你看。那么你一旦对这个生产线有所了解，就不会去执迷于最终的产品有多花哨，而是更全面的领会了一个手工业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这个神秘的东西它就落地了，回到人间了，它反而亲切了。

我的看法是，目前所谓博物馆学这个学科依旧停留在很迷失的阶段。2008年，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全国各级博物馆开始推行免票，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把这个事业的经营纯粹的简化为数字，那就很没趣了。我认为，这个行业要健康起来，光靠自上而下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这不是中国的问题，美国也是的，纽约也是，我的书里列举了好多例子，自上而下差点就把某处遗迹拆了之类的，还是自下而上的保护力量去把城市的风貌给留住了。

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目前面临一个机遇。九年前，这个行业对社会参与的认识还是一种很家长式的解读。2008年的免票政策就是一例，确实惠民了，但也让参观博物馆本身变成了一个很“廉价”的事情，那个仪式感被消解了，我认为这不是好事。如今我们面对一个富裕的、高标准的、个性化消费要求的城市中产，门票钱其实根本不是问题，反倒是我们的内容设计应该要跟得上民智的发展，跟得上挑剔的要求，要让一个陈列叙事变得聪明起来，而不应该去依赖最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去操弄数字，去一味讨好。

《纽约无人是客》书封。沈辛成著，中西书局，2017年5月。

我想最后强调一下，《纽约无人是客》不是一本歌颂西方在这些事情上如何优于领先于我们的书，这是我对美国的观察，和震旦博物馆做的事情一样，这是我在试图把纽约把美国把西方，拖回到地面上。对于文博专业背景的读者，我想要达成的是一种新的假设：一个博物馆或者一个历史建筑之所以能够存在于纽约这样一座极为不稳定的城市里，它是有历史原因的，它是有许多力量共同促成的，它能够在被保留之后一直存续下去，成为一个社区的标记，通常是因为它对人民是开放的，无论是台前还是幕后，它都是在欢迎社会参与的，它像是被缝进了纽约这块棉被上的。我相信当我把这种缝合的过程描述的足够细致，我们就不会再囿于中西之别这种粗浅的框架，不会再去责怪我们的体制，或者等待一个领导干部成为这个行业的救世主，认定当下我们没什么可做的，只有等待，而是会想一想在日常生活中，也许也有许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就能让这个行业变得更有人味一点。

我尤其希望比我年轻的后辈们，在读的大学生们，心中一直怀着这样的社会责任感，多走出校园，给自己找点机会。老实说，这年头你不是码农，你都没资格躲在象牙塔里——对，我说的就是文科生们，多出来多和真实的社会打交道，不然博物馆学这个学科根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