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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图书运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图书捐赠活动

[美]莫里·古皮提尔·曼宁 著 犹家仲 译
2017-06-29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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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需要图书

20世纪40年代早期,对于那些刚入伍的美国新兵而言,从市民到士兵的转变很不容易。尽管报刊把那种经历写得很浪漫,实际上,很多人觉得很痛苦,整天与孤独、隔绝还有忧郁作斗争。

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很多人渴望独处和逃离。但是,除非得到休假或离开的批准,否则根本不可能逃脱。在未完成的训练营中,新兵们在休息时间唯一能去的地方便是小分队的帐篷。在他们服役期间,没有任何一点儿机会离开营房。他们发现即使在自由时间,他们也被圈了营房中。这对那些新兵尤其困难。从前的市民想象不到,当他们在军营里接受统一模式的训练,不能有自己的爱好、兴趣时,会感到多么迷惘。在被告知几点起床、怎样穿衣服、吃什么(以及怎么吃)、在什么时候该行军以及什么时候该睡觉这些的时候,他们感到特别不自在。对市民而言,隐私与性是自我享受的,但这不是士兵所有的。

尽管可得到的资源很有限,音乐(主要是唱歌)和体育运动还是提供了某些消遣。但是这些公共的活动在一些已经建设得较完善的军营是不受欢迎的。根据某人研究,当有选择时,大多数人更愿意把时间花在一些相对独立的活动上——写信、阅读杂志书刊、看电影或者听收音机。仅有16%的人更愿意用训练结束后的时间参加体育运动,5%的人更愿意用来唱歌。对绝大部分人而言,男人们渴望逃跑——从他们训练地的营房逃跑,逃避与陌生人生活在一起,逃避被派遣去参加战争的可能性。

军队领导知道,如果士气没有提升,营房生活质量没有改进,那么,有效的训练是不可能的。比较一下那些已经建好的营房和新建成的营房,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士兵对训练的态度和热心有着令人惊愕的区别。这种不一致被归结于他们是否得到了娱乐,至少部分原因是如此。在乔治亚州的本宁要塞,士兵对军营生活的满意度通常比较高。训练余暇时,士兵们可以玩台球、扑克、游戏、乐器,进书刊杂志阅览室,那里有一个能够容纳2000人的电影院。当强化训练的课程相同的时候,本宁要塞的士兵们以更加轻松的态度来适应军队生活,在每天的训练课程后他们都能够真正地放松一下,暂时逃避一下军队生活。陆军部总结提出:娱乐和休息也至关重要。

当然,军队正积极争取最基本的供应。不可能立即兴建和配备很多电影院和运动场所,实际上当时人们甚至没有足够的营房供居住,没有足够的枪练习射击。军队需要的是这样一些娱乐活动:小型的、流行的以及能够支付得起的。他们需要图书。

军供版图书是二战期间美军最大的福利

陆军和海军欢迎图书加入他们的行列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非第一次。当然没有其他战争——从前或自此以后——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图书以这样快的速度分发给士兵。

图书出现在前线的第一场战争是美国内战。志愿者组织搜集了一些旧书,甚至一些宗教机构自己印刷了一些书,诸如《士兵袖珍图书》,便是一些微型的诗、圣歌及祷告词手册,基督教长老会认为它们比那些“简便易读的书更令人满意”。不管分发成功与否,抑或选题受到限制,那些被送到战场的图书都备受欢迎。正如一位内战老兵荷马·斯普拉格在内战结束五十多年后仍坚持认为的那样,“战场上的士兵对图书真是如饥似渴”。当然,由于图书的分发工作没有得到陆军部的特别支持,军事总长决定让某人得到图书,某人便成为幸运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军的图书服务有了巨大的进步。一些混杂的民间组织——红十字会、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哥伦布骑士会、美国图书馆协会以及其他一些组织——担负起向训练营地的士兵提供捐赠图书的工作。数百万册图书被收集起来。这些组织所做的工作普遍得到赞赏,特别是那些得到好处的士兵。陆军少校托马斯·马歇尔·史波丁说,“图书使我们的士兵以及与我们共同战斗的其他国家的士兵感到生活有价值”,并且激起了“美军惊人的战斗精神”。甚至那些在战斗中疲劳了的部队,疲惫、筋疲力尽,通过图书治疗后他们很快便恢复了活力。尽管他们被训练去杀敌,在前线服从无可比拟的残忍任务,图书的出现似乎证明“我们的士兵们还仍然是人类”,斯波丁少校这样说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陆军决定把图书也列为训练营中的主题之一。1921年,陆军创办了军队图书服务部,负责当时幸存的228所军队图书馆的维护工作。陆军上校爱德华·芒森当时负责提升美军的士气,他说,“作为教育和指导人的主要媒介,图书不仅被当作有价值的娱乐方式”,同时也是“改善人们的性格和行为的一种武器”。他还补充道,战争“是意志的决斗,而不是单靠武器进行战斗”,图书能使士兵充满精神力量。

二战期间,美军遗落云南的军供版图书

尽管这项工作一开始的动机是好的,军队图书服务部很快又不被重视了。因为国家不再处于战争状态,维持每个图书馆的图书采购经费每年都被削减,要获得新的图书项目也不可能。随着美国军事力量的缩减,国家图书部门获准盗取原来军队中最普遍的主题用于更广大的公众领域。结果,当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征兵的时候,现存的军队图书馆几乎没有任何令人想要看的书。一些过时了的书实际上根本没有用处,而时下的畅销书一本都没有。新的军营既没有图书,也没有图书馆。军方面临士气危机的问题,它需要教育士兵为什么他们要接受训练,缺乏现代教材使那些更有雄心的士兵难以学习并提高他们的军衔,这时军方又把图书馆馆藏图书的“现代化”放在优先位置。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图书捐赠活动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军队制订了一些计划,为所有的训练营地订购了好几万册图书,修建休闲设施,包括兴建图书馆等。最初的提议是,军方提供有限数量的图书和微型图书馆(包括能容纳24人座位的阅览室)。但是多亏一个人的先见之明,这种微不足道的安排在董事会上根本不能获得通过。

雷蒙德·陶德曼是一位三十四岁的预备役中尉,他有图书馆专业的学位,被安排负责美国军队图书馆部门的工作。陶德曼于194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位,在此之前,他经营过几家书店,了解到了图书业务中商业方面的内容。他还花了五年时间与美国民间资源保护队一起工作,这是一支由美国军队和美国内政部共同运作的队伍。军队技术和图书业专家的这种罕见的组合,使陶德曼成为军队图书部门理想的领导者。无论什么时候出现了问题,威胁到送往军队的图书数量和质量时,陶德曼都会尽力为士兵而战,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证他们得到想要的图书。由于有了陶德曼的指挥以及坚定的决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军队士气部在1940年预想的相比,提供给士兵的图书成倍地增加。

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是中国作家入选军供版图书的唯一作品

战争部早期确立的目标是为每一个新征入伍的士兵订购图书。实际上,每个单位或训练营地获得的图书的数量都没有达到这一目标。1941年,人数达到或超过五千的大部队获得了一笔丰厚的图书预算金,但是那些少于一千人的部队完全没有获得资金支持。对陶德曼来说,资金短缺完全不能接受。对那些图书储备充足的训练营地的图书使用情况的调查显示,图书循环率是如此之缓慢以至于书中的印章都还没有被擦掉,这真是个奇迹。陶德曼知道他需要做什么工作。他需要为许多训练营地订购几百万册图书。但是他没有钱。

训练营士兵的士气下降,书架上没有图书,这一消息传开了,陶德曼的图书馆同事来帮助他了。从道义和专业的角度意识到他们应该做些事,图书管理员们自愿地主持当地图书捐赠活动,以便把图书集中起来送到附近的训练营地。用1941年纽约图书馆协会图书捐赠活动负责人的话说:“在军中,仅有很少的人可以得到图书。国家图书管理员认为当战士有阅读要求的时候,就应该有书给他们读——所以他们开始认真准备。”乡村地区营地在全美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且得到了人们由衷的欢迎。图书管理员呼吁人们捐赠轻松的读物——小说、喜剧、有幽默感的书以及短篇小说——其他如课本和技术论著也颇受欢迎。地方报纸也宣传这项捐赠活动,帮助传播这样一个信息:在训练营地,图书对于维持士兵的士气多么重要。没过多久,工作人员就搜集到几万册图书。

美国图书馆协会注意到了这些成功的地方性捐赠活动。如果一个图书管理员能够搜集数千册图书,那么,如果全美国的图书管理员都为这一运动努力,会搜集到多少图书呢?在图书馆协会1941年年会上,协会宣布要调查发动一次全国性的图书捐赠活动的可能性。立即有人响应这一主张——那些经验丰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过图书捐赠工作,或者负责过最近的图书捐赠工作的管理员——对此提出了大量的建议。由于获得了众人一致的支持与信任,图书馆协会便派行政秘书卡尔·米拉姆,到华盛顿与陆军部及海军部工作人员以及查尔斯·塔夫脱会面,塔夫脱是卫生、福利和国防活动有关的办公室的助理协调人(塔夫脱是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儿子)。事后证明,塔夫脱既是这一运动的主要支持者又是阻碍者,他支持全国性图书捐赠活动的理念,但是陆军中校陶德曼已经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尽管军队渴望订购足够数量的图书,陶德曼承认,人数少于五千的部队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购买阅读材料,所以,如果士兵要全部获得图书,那么,他们不得不通过图书运动来提供。这次会议的结果是,美国图书馆协会获得了政府的批准,发起一次全国性的图书捐赠活动。

美国第一夫人艾连诺·罗斯福代表罗斯福总统和自己捐书

大约几个月的时间,一份计划蓝图被制作出来了。美国劳军联合组织和美国红十字会各捐赠50000美元作担保金,图书馆协会的国防图书活动(NDBC)计划在1942年收集1000万册图书。帝国大厦内的办公室空间是劳军联合组织捐赠的,用作这次运动的指挥部。图书馆协会聘请被誉为“女性图书管理员领头羊”的艾尔斯·沃伦管理这项为期四个月的运动,这是她从洛杉矶公共图书馆的职位上能够得到的最长时间的休假。后来,事实证明,沃伦是这一工作的最佳人选。事实上,她投入了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经营这一运动,她的至交称这一运动是“沃伦的孩子”。

这项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图书捐赠活动,后改名为“胜利图书运动”(the Victory Book Campaign,简称“VBC”)。

(本文节选自《当图书进入战争:美国利用图书赢得二战的故事》,莫里·古皮提尔·曼宁著,犹家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发布,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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