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辛德勒名单》作者:电影里辛德勒夫人的功劳被掩盖了

澎湃新闻记者 沈河西

2017-05-19 11:2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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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国宝级作家托马斯·肯尼利本周来到上海,参加澳大利亚“国际文学周”。托马斯·肯尼利是澳大利亚知名度最高的作家,从1964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惠顿某处》以来,共出版了三十多部长篇、十多部记事作品和四部剧本。除了在澳大利亚本土获得了无数奖项之外,他三度入围英语文学最高奖“布克奖”短名单,1982年凭借《辛德勒方舟》(《辛德勒名单》最初出版时的名字,电影上映后这本小说一般写作《辛德勒名单》,故下文统一写成《辛德勒名单》)折桂,这也是他最为人知的代表作。
《辛德勒名单》讲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奥斯卡·辛德勒冒着生命危险,倾注所有财力和智慧,营救数百位犹太人生命的真实故事。小说被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格改编为同名电影,荣获当年的七项奥斯卡奖项。借着这个机会,澎湃新闻记者对肯尼利进行了专访,与他聊了他的写作生涯、《辛德勒名单》的故事。
托马斯·肯尼利
【对话】
澎湃新闻: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当一个作家的?
肯尼利:和大多数一样,我很小的时候就对文学感兴趣。但我不知道一个澳大利亚人能不能写小说,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后殖民社会,当时我们觉得大部分作品都是北半球的人写的,欧洲人写的,我们的工作就是玩玩板球,开开派对,参与帝国主义战争。我一直都有文学野心,但我也知道我们一直有一种文化上的自卑心理,我们对殖民宗主国卑躬屈膝,我这一代是这种心态的受害者。
从1960年代开始,我开始写短篇小说。等我上了高中,我开始写长篇,在暑假的时候写完了。英语书的版权页上有出版社的地址,是一家伦敦的出版社,我就把我的小说寄了过去,然后出版了。上了大学,我学的是法律。当时我放弃了一切就为了写小说。如果我当时对出版业有更多了解的话,我就不会有勇气以写作为生。我很幸运,我的小说在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出版,使我可以通过写作为生。
澎湃新闻:在你文学创作伊始,澳大利亚的出版行业是什么样的状况?
肯尼利:那时不太正式,只要编辑喜欢,就可以出版。现在,搞财务的人有发言权,搞营销的有发言权。
澎湃新闻:似乎你大部分长篇的篇幅都很长。
肯尼利:我有些早期的作品短一点,我很欣赏那些可以写出很漂亮的短篇幅的小说的作者,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就是一本小书。但对我来说,写十来万字比写六万字容易。这是我喜欢的叙述方式,有不同的叙述的声音,不同的叙述速度,我觉得我的节奏更倾向那种更长的作品。
澎湃新闻:所以你几乎不太写短篇。
肯尼利:是的,我很少写短篇,我不是一个好的短篇小说作者。我无法像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新西兰短篇小说家,新西兰文学奠基人)那样写作。我更偏爱写一些更宏大的主题。还有一个原因,在英语世界的出版业,出版社已经很少出短篇小说了,除非你非常非常非常有名。
《辛德勒名单》书封
澎湃新闻:我们来聊聊你代表作《辛德勒名单》吧,能不能再谈谈这本小说的缘起?
肯尼利:1980年代,有一次我要从美国回澳大利亚,等飞机等过程中,我的箱子坏了,于是我就去比弗利山庄的一家皮具店去购买一个新的箱子。我在那里和店主攀谈起来,他的名字叫波德克·菲佛伯格(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肯尼利根据他的真实经历写出了《辛德勒名单》),这个人曾经在辛德勒的劳工营里面待过。我们俩交谈得久了后,他发现我是一名作家,就把我带到皮具修理房间里面去,让我看了他的两个柜子,里面塞满了用各种语言写成的关于辛德勒的文件。
我是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辛德勒名单的一份副本,在那里,我也看到了当时很多被杀害的犹太人名单。我首先感受到的说一种恐惧,那就是欧洲人当时为什么会觉得犹太人就像病毒一样,必须要被赶尽杀绝,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够拯救欧洲文明。接着,店主劝说我将这个故事写下来,但是我回应他说,我是一个澳大利亚人,不是欧洲人,而且我的祖父母都来自爱尔兰,我所在的地方,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距离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非常遥远。但是他说,这不是正好吗?事实上,你的无关性使你和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毫无私心可言。后来,我去采访了一些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幸存者,我被这些故事迷住了,然后就有了这本小说。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剧照
澎湃新闻:似乎战争是你很多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
肯尼利:是的,我很多小说都写战争。我想是因为在我小时候,大家都在担惊受怕,想着日军是不是要侵略澳大利亚。当时我们也很清楚,丘吉尔的军队在北非打仗,但他不会派军守卫澳大利亚和新加坡。我父亲当时在北非打仗,所以我是二战老兵的后代,这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二战没有发生,纳粹屠杀犹太人没有发生,你会觉得这些事情简直像科幻小说一样。
当我第一次遇到集中营幸存者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要写这本书。但我发现,这些故事太传奇了,我一定要写下来。不采访这些人,不写这个小说,你和大屠杀中罹难的那些人之间就没有一种情感上的亲密联系。就算死了上百万人,你也只是觉得那就是一组数字。但如果你知道了奥斯卡·辛德勒的故事,你看到他们的脸庞,他们幸存于那样一场浩劫的经历,就会对你产生巨大的情感冲击。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用杜鲁门·卡波蒂《冷血》那种建立在事实上的方式来写这本小说。
我以这样一种方式写作的另一个原因是,幸存者想读到这个小说。出版前,有好几位幸存者从头到尾读完了这部小说。所以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就是书出来后,有幸存者说我扭曲了事实,没有。
澎湃新闻:你觉得自己需要莫大的道德勇气,才能直面这样一段人类历史上的浩劫吗?
肯尼利:我不认为是我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来写这本书,而是那些想让我写下他们故事的幸存者们,他们的道德勇气感染到了我。在做了很多的研究之后,我是在澳大利亚写这本书的。我住在海边的一个小山上,那里阳光灿烂,椰林沙滩,人们快乐地冲浪,对过去也没有什么负担和记忆,这样一个地方,很适合写一本非常阴郁暗淡的书。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剧照
澎湃新闻:奥斯卡·辛德勒本人对这本书有什么评价吗?
肯尼利:奥斯卡在1974年就去世了,我遇到波德克·菲佛伯格的时候,是在奥斯卡·辛德勒去世7年后。我采访了辛德勒夫人,当时她还在世,当时她表示高兴。她后来说,我们没有事先与她商量,但实际上我们有。她说没有收到一分钱的报酬,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当时有给她钱,感谢她的回答,而且导演斯皮尔伯格也多有资助。但我想辛德勒夫人真正的问题是,当电影出来以后,辛德勒变成了仁慈善良的同义词,但实际上他对她并不好,而且她当时也做了很多,但电影里她所做的贡献被掩盖了,功劳和光芒全给了她丈夫。但在书里,我确实对她所做的贡献着墨甚多,而且也写到了辛德勒对她的家暴。
澎湃新闻:你写过那么多作品,除了《辛德勒名单》这本之外,有没有哪一本是你自己特别钟意,但没有获得足够关注的?
肯尼利:是很多这样的沧海遗珠。比如我很喜欢一本叫To Asmara的作品,厄立特里亚从埃塞俄比亚获得独立的故事,讲几个西方游客救出了很多厄立特里亚人。这本书虽然是畅销书,但并没有对联合国的政治家们产生什么影响,没有什么人想要结束这场战争。上世纪90年代,我以女性的视角写了好几本小说,有一本我很喜欢叫《火星的女儿》(The Daughter of Mars),我也很喜欢《内海的女人》(Woman of the Inner Sea)。
澎湃新闻:回顾你五十多年的写作生涯,这么多题材各异的作品,有没有什么是你一以贯之地关注的?
肯尼利:是的。首先是澳大利亚在这个世界的位置。第二,是澳大利亚本身。在我看来,澳大利亚的历史非常有趣,它是唯一以接受罪犯为目的而设立起来的很有趣社会,这是非常奇妙的,因为它给我们送来了最好的人,在旧大陆留下了最坏的人。
责任编辑:程娱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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