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极双年展亮相威尼斯：参与者日记再现奇幻探险的艺术之旅

我听说，一场典型南极半岛之旅，是一次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一趟穿梭在冰冻苔原、座头鲸和史诗般风光间的壮游。

不过，作为南极双年展项目的一部分，我上个月（2017年3月）乘坐117米长的极地探索者号进行的一次南极探险，就没有那么典型了。这趟旅程充满了艺术装置、研讨沙龙以及一群形色各异且国际化的人物——艺术家、科学家和哲学家——最棒的是，这种活动以前没人搞过。

过度兴奋看来是不可避免了。当双年展的10天航行在3月28号结束，活动组织者、艺术家Alexander Ponomarev策划多年的南极点“艺术探险”之梦终于实现的那一刻，我确实感到超级兴奋。

此行对我来说实在太容易。我既非那些需要对付Ponomarev的年轻员工，也不是“同一片海洋”考察队的成员，不用应对那些焦虑的艺术家们的需求。我的工作仅仅是听和看。

3月20日

我非常确定，此行最深刻的记忆开始于启航两天后，在即将穿过南极圈时。大家纷纷涌上船头，围观穿越南极圈。光线很暗，海水冷冰冰的。德雷克海峡的巨浪已被甩在身后，极地探索者号继续向前推进，我看到的第一座冰山，在与我们擦身而过后慢慢隐入雾中。

甲板上的氛围十分欢快；有人迫不及待地拍照，一面南极双年展的旗子挂了起来。但在我看来，周边的环境却适合一种更阴郁的聚会。凶险的大海和刺骨的寒风带来令人畏惧的预感，一种我不会拿任何东西交换的特殊感觉。

3月21日

首次登岸，太阳也出来了，两者都很受欢迎。第一件艺术品在彼得曼岛玫瑰粉色的积雪上升起。最一开始，一位特殊的旅客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瘦得像一根杆子，穿着皮夹克，留着木偶一样乱糟糟的头发，经常跟一堆同样自足的俄罗斯人在吸烟区抽烟。这位有趣的人物原来是位哲学家——一定是位令人尊敬的哲学家，我推测——名叫Alexander Se-katsky。本次旅程最有趣的行为之一，就是在这次登陆中，他作了有关“沉思的乐趣”的简短演讲，听众是一只企鹅。

乘客中只有一对夫妇见证了演讲，这对刻意安排的观众给大家带来了传闻，尽管事件过程已经被录影（像旅程中大多数活动一样）。我是当晚从一位做月球实验室的奥地利科学家口中听说这次演讲的。她说企鹅讲座是她见过的最美妙的事之一。

置身彼得曼岛永恒的标志物之间：一座时运不济的探险队员的坟墓、一间归阿根廷所有的空空如也的小屋、一片逗趣的巴布亚企鹅殖民地——相当典型的组合，它证明，我们登陆了南极半岛。

在沃尔纳德斯基研究基地（Vernadsky Research Base）我们尝到了南极人类生活的滋味。该基地是一座乌克兰工作站，生活着12名科学家。一位叫Boris的英俊年轻气象学家带领我们在这座复古基地观光，他长着蓝色的眼睛、漆黑的头发和足以让拉斯普廷[1]相形见绌的美髯，如同一位在世界尽头隐姓埋名的斯拉夫王子。

晚餐时他选了些比以往轻松的话题。艺术家和科学家轮流谈论自己头两天的工作，在一场半即兴的沙龙讨论中，还触及了“乌托邦”理念。稍后，谈到了探险中变化的大自然和团队怎样保证南极双年展有持久的冲击力。

3月22日

早餐过后，我们冲上右侧甲板，去看船下游过的座头鲸。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只是热身而已；在艾瑞拉海峡看到的鲸鱼秀，才让人叹为观止：一只座头鲸浮出水面进入视线，然后抬头看，就会看到超过半打的鲸鱼，在不远处甩动尾巴，将一缕缕水花撒向地平线。

即使是考察队员，大多也没有在这个时候来过南极，他们对此也很震惊。鲸鱼的活动频率一般随着冬天的到来而上升。接下来的日子里，南极的吸引力，被这场表演搞的暗淡无光。

3月23日

看到豹斑海豹打死一只企鹅——与昨天一脸和平的座头鲸相去太远了。这种残暴行为在库佛维尔岛上继续着。在岛上，艺术家Gustav Düsing打算设立一个以欧内斯特·沙克尔顿[2]时代的极地小屋为设计灵感的棉帐篷，并在里面举办宴会。不幸的是，天气一直不够冷，没法支持安装所必需的冷冻涂层。

同时，南极双年展完成了本大陆首个户外摄影展：俄罗斯艺术家Ponomarev和建筑师Alexey Koz在船上拍摄并打印的黑白照片，放置在盛着浅水的有机玻璃盒子里。和帐篷一样，作品引来了一堆好奇的企鹅。

许多艺术家发现自己受制于旅行中的生产条件和环境。但这对Ponomarev来说都不成问题，他是这次探险英勇无畏的带头人。他策划南极项目多年，当天下午，他推出的超大装置是唯一全体参与的项目。

基于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绘画作品和荣格学派关于黑暗与光明的理论，这件作品由三个悬在水下的地球仪组成，每个里面有一个被照亮的球体。艺术家的创意是它们三个像水晶灯一样挂在水中，反射月光，就像在倾听黑暗头脑中明晰一刻的到来。不过只有鲸鱼才能看到作品完成时的样子了。

3月24日

一整天都是蓝天。我们在阿尔米兰泰·布朗工作站登岸，在这里Tomás Saraceno的太阳能Aerocene气球最终飞上了天。这些几乎无重量的作品需要太阳和相对静止的空气，那天早上这两者都具备，使得这些黑色尼龙四面体得以飘浮在冰山上。它们的大体量和慢节奏让我们想到之前看到的鲸鱼。

不远处，艺术家Paul Rosero Contreras在雪地上放置了一棵封装在管子里的可可树。他在早餐时就开始进行这一作品了，当时他一边分发巧克力条，一边在餐厅播放丛林音乐。

当天下午，全体成员在天堂湾静默了半个小时，在那里，纯白无暇的冰川镶嵌在一片鲜明得无法想象，近乎全然的蓝色阴影中。

3月25日

早早起来（6：30），看轮船通过南设得兰群岛中奇幻岛狭窄的捕鲸人湾。这是个令人回味的地方，有一堆遗迹——一座挪威捕鲸站，一座废弃的英国军事基地——慢慢湮没在无人的黑沙滩上。有人带了泳装，期待着来一次极地之泳。不过海里有数十只兴奋的海狗，“同一片海洋”的人阻止了我们下水。

大部分人都同意我说的：捕鲸人湾让人念念不忘。某种程度上说，它是艺术家Yasuaki Igarashi（五十岚靖晃）进行风筝项目的完美场所。它的系绳是编织而成的，整个航程中他都在编，别的乘客也帮他一起编。最终，绳子没有编完，剩下散落的线头。现在，这么做的原因揭晓了，Igarashi请其他协助者过来每人拿住一条线头——这一团队协作行为使贯穿整个旅途的艺术制作有了一个可爱的结尾。

下午，我们作了最后一次登陆，拜访了小教堂里的一位俄罗斯东正教神甫，还去海军救援站拜访了几位智利军人。这里是麦斯威尔湾，有一些汽车和一座机场。那个令人失望的熟悉世界已经近在眼前。

3月26日

回程时的德雷克海峡平静多了：是反思过去一周经历的好机会。在本次旅程中展现出强大表达能力的伦敦策展人Carlo Rizzo，组织了一次关于此次旅行潜在遗产的讨论。Rizzo使人理解了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周没有持续的关注和协作，整件事情就会像云雀一样消失无影。

双年展的合作策展人Nadim Samman也鼓励大家在路上进行一定的反思。与他谨慎、理论化的方法不同，Ponomarev热情洋溢地抒发了南极地区如何“净化双眼”——并且开始讨论在格林兰岛也组织这么一次航行。

3月27日

在船上的最后一夜，船长也加入了我们的晚餐。完航证书的颁发让今晚有点像毕业典礼。最热烈的欢呼给予了一位整个旅程一言不发的摄影师——他对一个抓住任何机会找麻烦的俄罗斯电视记者给予了斯多葛式的忍耐。

（“就是因为这样的人我们才革命的，”另一位俄罗斯人在那位记者向每个离她最近的人发号施令时对我嘟囔。）考察队员小心地叫她“坏女人蒂瓦莉”（Cruella DeVille）。[3]

在将我们与这块大陆的敌对现实隔离开来的舒适船舱中，冲突一点也没有减少。

面对南极这块画布，艺术家被迫走出了他们的舒适地带。一场相关讨论看似为船上的冲突火上浇油：南极是一块艺术创作的白板，像Ponomarev信心十足地描述的那样吗？Samman在自己的写作中提出，它是“最后一块自由大陆”。

这样的说法对某些人可能过于夸张。艺术家Juliana Cerqueira Leite辩论说我们周围环境的特质应该是“最后的荒野”，她的多媒体装置对高度受控的环境下的错位这一观念进行了探索。这件作品没有离开过船舱，它自己就是这一观念的绝佳说明。

在小论文的末尾，Sekatsky引用了尼采哲学，并且（非常戏剧化地，通过他并不需要的翻译）描述南极大陆是“一个平台，它的一切基本法则都是虚构的，因此仍然可以被修改，被重新选择，从一块白板开始。”

的确，要创造新东西，要重新开始，就必须挑战艺术和探险的英雄传统。不过，如果没有某种意义上的无所顾忌和自我欣赏，像这样一次旅行——从不断缩小的地理边界中去找寻新的艺术领域——会发生吗？

注：

[1]译者注：格利高里·拉斯普廷（1869—1916），原是俄国的一名乡村医生，传闻他懂得催眠术并有预言的神力。因当时成功预言生病垂危的俄国皇太子无事而入朝为官，借助他预言的神力而控制了皇权，后因其荒淫无度、过度控制朝政而触怒贵族遭谋杀。

[2] 译者注：欧内斯特·沙克尔顿（Ernest Shackleton，1874—1922），又译薛克顿，英国南极探险家，以带领“猎人号”船（1907—1909）向南极进发和带领“持久号”船（1914—1916）的南极探险经历而闻名于世。

[3] 译者注：电影《101忠狗》里的反派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