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以怎样的态度面对有争议的历史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与有争议的历史：博物馆讲述难以言说的历史”。在其官方解说中提到：历史是一项工具，而那些有争议的历史常常不为人知或被人误解，但它们却与我们是那么息息相关。为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的自媒体“源流运动”在“观展”栏目推出5篇系列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关心这一话题，并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于国际博物馆日转载这一系列文章。

本文为这一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

2015年6月，我前往我国东部的一座小岛上开展博物馆相关的调查。我们对这座小岛的发展有着很美好的规划，希望它不仅可以成为一处面向外来游客的旅游胜地，还能成为当地社区重新认识自我、审视历史、也服务当下的一个公共空间。听闻当地还保有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所留下的痕迹，我们想关心1950年代以来的集体记忆会在这相对封闭的小岛上如何浮沉，也想关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个体生活会在这大时代里如何变迁。

最后，我完成了初步调查的任务，但是这是以需要我频繁地出没各家的垃圾堆、废物场为前提的。我有些兴奋，也有些忧心，因为我能看到，在当地人眼里，他们不觉得这些事儿重要。

我们想要讲述不曾言说的故事，却尴尬地遭遇了各种意义上的沉默。

2016年6月，我在北京一所高校里策划一场属于应届毕业生的展览。我们找到了许多文体活动、顶尖学霸以及儿女情长的故事，这也是这个年龄的青年所应该有的样子吧。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份曾在艾滋病村担当志愿者的同学寄过来的展品，是一群艾滋孤儿们在他们临走前亲手所赠的礼物。

这批展品最后被作为了展览的亮点放在了独立展柜当中，位于展厅中央。展品的说明由毕业生同学个人来写，讲述了她对艾滋病孤儿们的浓浓情谊，讲述了这样的经历对她个人成长带来的启迪。这群孤儿的未来将怎样？一件展品之中，一场展览之外，没有讲述的，还有更多。

一年之后，我的一名挚友在一个下午打电话告诉我，他感染了HIV。我买了周末的机票，去到了他的城市。我很庆幸我在拥抱他的时候不曾犹豫。

2017年5月，为了筹划源流运动518系列文章，我去到了位于北京郊外的一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一家被称为由农民工群体自发打造、记录着当代农民工群像的博物馆，便坐落于此。博物馆里的展览很粗糙，但却令人意外的感到很“专业”。展览在用大量实证数据建构起农民工问题的宏大框架之后，迅速将叙事角度回归到一个个真实而动人心弦的个体故事之上；准确地在“农民工”群体当中，又单切出了“妇女”、“儿童”这样更加细分的认同身份来组织展示逻辑；在大量的物证铺陈之后，配合着场景复原和几件大体量展品，带有几分戏谑感的“低配”版人物“雕像”在最后展厅以高潮式的姿态出现，面带笑意。

走出展室，博物馆隔壁的图书室、剧院、义卖所，与这博物馆一起，引出了一阵更具反思性的思考：弱势性的文化机构在面对顽疾性的社会问题时到底需要处在怎样的位置之上。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过“离土不离乡”的发展路径，改革开放之后的土地政策并没有沿着费老的设想在前进，农民工成为了“身份是农民、职业是工人”的特殊群体。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带着一身泥土味玩起了“高雅艺术”，而陪着他们的博物馆，到底该做什么？

当然，当我们在问我们该做什么的时候，别忘了，其实也在问：我们不该做什么。

所以，博物馆究竟要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有争议的历史呢？

2017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被翻译为“博物馆与有争议的历史：博物馆讲述难以言说的历史（Museums and contested histories: saying the unspeakable in museums）”。这听上去便是一个很“挑事儿”的题目，实际上，西方博物馆世界中确实早已干了不少挑事儿的工作。1957年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便已经对公众开放，2001年南非的种族隔离博物馆（Apartheid Museum）也终于面世，2004年美国终于有了印第安人国立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而到了今天，这样的话题终于不再仅仅是这类专题性质的博物馆或者后现代色彩更浓厚的美术馆才愿意触碰的领域。2011年美国芝加哥历史博物馆开始举办同性恋展览，关注这个城市里的这类特殊群体的历史与生活；2014年澳大利亚悉尼博物馆以“天朝之城：悉尼的中国故事”（Celestial City: Sydney’s Chinese Story）为题，回应这座现代都市里的移民历史；2016年英国V&A博物馆把视野铺得更加广大，试图将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全球各地的各种性质的革命一网打尽。

从5月9日到18日，源流运动“观展”栏目为了这一主题推出的四篇系列文章，已经不再仅仅是想要“挑事儿”式的发出一种口号。围绕着展览这一核心话题，Richard Sandell和Viv Golding两位教授分享的故事已经在提示我们，哪怕是在以“公共”、“民主”、“自由”为旗帜的话语空间里，追寻争议的过程都远非一帆风顺，策展不再仅仅是策展人、展品和观众之间的对话，越是争议性的话题，越需要话题里的那个人的自主发声，这需要机制、需要技术、需要人才。“战火中的人道”和“寻找致远舰”两场展览则以两个实例将我们引入到更加实务层面的探讨。

在这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更加有趣的现象：那便是来自策展团队的妥协、周旋与价值倾向，来自展览语言的一种再创作能力。这种现象，能够并且应该去避免吗？这恐怕是再好的机制、技术和人才都难以解决的难题。

源流运动追求“考镜源流，以故为新”，但也不要将我们理解为一种简单地对过去的考证和释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传达着我们对待过去的一种态度，以及面向未来的一种希冀。我们也在反思。我们也在试图去反思“反思”本身。

那么，博物馆究竟要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有争议的历史呢？博物馆的身份，到底是沦为了这场战争的战场，还是英勇地成为了这场战争的战场？

展览本身，也会变成争议的一部分。

然而，我想这些争议，都不应该成为我们停止争议的理由。在解决争议之前，我们仍然需要继续一种在争议声中保持直视争议的态度。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物馆学博士生。本文原题为“争议不休——写在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文章之后”，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的微信公众号“源流运动”的“观展518特稿”之五，“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授权转载，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