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德︱敢想敢做的杨季康

编者按：明天（5月25日）是杨绛先生逝世一周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陆建德先生撰文谈及杨先生未收入全集的一篇轶文，从中见出杨先生的别出心裁与“敢想敢做”。我们特此刊发，以资纪念。

杨绛在1958年为《文学知识》写过一篇近两千字的文章，看似应时之作，未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杨绛全集》收入。

《文学知识》是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在大跃进期间办的一份月刊，从1958年10月到1960年7月，一共出了二十二期。这份普及性的杂志得到很多著名作家学者的支持，销路很好，问世半年后发行量就超过二十万份。但是不知为何到了1960年夏天停刊，之后人们也就把它遗忘了，只有原编辑部成员吴子敏先生写了《回忆〈文学知识〉》，载于文学所编的《岁月熔金：文学所50年记事》（2003年）。

翻阅这份旧刊，不难发现，从第三期亦即1958年12月开始，纸质灰暗粗劣，与纸面上“人定胜天”的光亮文字形成一种让人生出怜悯之心的反差。也许，纸张的极度匮乏导致了刊物不声不响的终结。创刊号上两张江苏邳县的农民画，形象地道出了“敢想敢做”的时代精神。一张画的是一对夫妻抬着一个两人高的玉米棒子，旁边写着：“今年的玉米两人抬，明年玉米要用车来拖。”另一张画的是日中头的太阳仰视着一棵已长到云端里的向日葵，笑语：“过去老弟整天向着我，现在我得向着你呢！”真是老天难不住庄稼汉，什么神话和奇迹不能编制创造！

杨绛的《描写敢想敢做故事的小说——介绍〈神秘岛〉》就发表在创刊号上。 

那年夏天，“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突然开始。在文学所，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和杨绛的长文《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被列为“白旗”，受到来自本所古代组和西方组的质疑与批判。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查阅一下1958年第四期《文学研究》（1959年第一期改名为《文学评论》）。批判者指控，两人治学为文，都犯有“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毛病。

虽然如此，新设立的《文学知识》编辑部还是会向改造中的资产阶级学者约稿。杨绛已积有一些运动经验，不敢造次，不然会被理解为有抵触情绪。她交了稿，也是为钱锺书挡驾。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写什么，如何写，真是要推敲一番。

创刊号上的重头文章是《文艺阅读要大插红旗》，作者提到关于让不让青年去看毒草的辩论，坚决主张青年的阅读必须得到指引。当时群众性的读书运动和创作运动正在蓬勃开展，编辑部写的《创刊的话》道出办刊宗旨：“为了在群众的文学生活中拔白旗插红旗，树立正确的阅读方向，我们的刊物将努力做到：一、经常推荐好作品；二、批判坏作品；三、随时评论大家正在阅读的作品。”创刊号的“作品介绍特辑”栏，共有五篇文章，三篇评1958年刚出版的长篇小说《烈火金刚》和《草原烽火》，一篇介绍以十月革命后远东内战为背景的苏联小说《波尼伍尔的心》。余下的一篇就是杨绛佚文。

杨绛别出心裁，以凡尔纳的《神秘岛》来呼应时势，真是妙不可言。文章颇有时文的特点，第一段开门见山：“《神秘岛》是法国儒勒·凡尔纳（1828-1905）所作，原书于1875年出版。这部小说描写一个敢想敢做的故事，书里人物的特色是敢想敢做而又有科学依据，所以读来很能鼓舞干劲。”用“敢想敢做”和“鼓舞干劲”两个流行词来形容《神秘岛》的特点和功效，一部科学小说也就获得了正当性。第二段是应该细细品味的：

小说里的人物往往敢想敢做；保唐僧上西天取经的孙行者智勇兼备，什么都敢……。童话里的英雄披上隐身袍，舞动魔杖，降伏妖怪，没有干不了的事。可惜小说家的幻想不合自然界规律。毛主席在《矛盾论》里说：“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神秘岛》不是神话，不过他们五六人同心协力，集体的智慧和能力就抵得三头六臂，抵得七十二般变化；他们的随身法宝只是普通的科学知识，比了现代的科学已落后多多。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钱锺书最爱《西游记》。他读了这段文字也会一笑吧。《西游记》是神话小说，最早应该是胡适提出来的。按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话语，《西游记》应该归为“积极浪漫主义”一类的作品。杨绛引用《矛盾论》这段话过渡，说明引述也是修辞的武器。《神秘岛》不是神话，那么什么是神话？在现代汉语里，神话又指荒诞无稽的说法。这段大白话也许旁敲侧击，暗藏机锋。“他们五六人”指的是《神秘岛》的主角，他们在美国南北战争时主张解放黑人，围城的时候乘气球逃走，飘落在荒岛上。杨绛强调他们的“随身法宝只是普通的科学知识”，而浮夸风吹刮的时候，农田上放出的一颗颗卫星——比如高耸入云的向日葵——却更像是神话。这样的应景文章，也有皮里春秋。

杨绛称这几位从天而降的北方人士为“落难者”。他们并不悲观，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艰难。她写道：“他们并不‘得过且过’，认为‘应当象永远住在这里似的建立自己的家园’。”取自《神秘岛》的文字也可能曲折道出杨绛的心声。钱锺书的室号“容安馆”（陶渊明“审容膝之易安”）又多了一层内涵。杨绛还比较了他们与孤身一人的鲁滨逊的差别。她说，鲁滨逊做一只泥罐儿费时费力（笔者按：经过多次试验做成了陶罐，详见《鲁滨逊漂流记》），而他们群策群力，效率更高，“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打破常规，利用土法”；“领导处处带头，群众团结互助”。他们完成种种伟业，靠的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先根据科学的调查研究，了解岛上形势，然后很乐观的定下种种策划”。小说里的人物个个都有丰富的科学常识，他们由星座的高度测出纬度，由时差测出经度，用相似三角的定理测出山岗的高度；他们制造火药、肥皂和玻璃等种种用品，并不是凭空编出来的，都以经验、科学为根据。当愚昧与心想事成的“乐观主义”相结合的时候，面目是既怪异又诱人的。

《文学知识》那时有“新诗话”和“文学常识讲话”两个专栏。创刊号上这两个专栏不约而同地介绍了新民谣。请看这一首四川奉节民歌：“太阳落坡坡背黄，扯把蓑草套太阳。太阳套在松树上，一天变作两天长。”太阳就像一只气球，用根草绳子把它系在松树上，地球就暂时停止公转，农民不困不累，一天能做两天的工作（甚至有“一天等于二十年”之说）。另一首民歌把文艺创作的大跃进和生产大跃进联系起来：“如今唱歌用箩装，千箩万箩堆满仓。别看都是口头语，搬到田里变米粮。”（民歌怎么会自称“口头语”？据1959年的《文学评论》统计，上海1958年工人业余创作小组成员有二十余万，创作文艺作品五百多万件。）与这些与天与地斗的歌谣为伴，杨绛的短文自然会显露出别样的格调。写这样的文章，不也是要有点敢想敢做的精神吗？

生活里的杨绛待人和蔼可亲，但她在逆境中是坚韧的。“文革”时她的一个邻居姑娘曾用杨柳枝鞭打她，还剃去她半边头发。钱锺书看着她的阴阳头，急得直说：“怎么办？”杨绛倒不急，如此安慰他：“兵来将当，火来水挡；总有办法。”结果她土法上马，废物利用，做了个假发套。那个漫长的夜晚，她自己也变成了《神秘岛》上敢想敢做的落难者！

在那段非常时期，她也上台挨批斗，她回忆道：“有人递来一面铜锣和一个槌子，命我打锣。我正是火气冲天，没个发泄处；当下接过铜锣和槌子，下死劲大敲几下，聊以泄怒。这来可翻了天了。”台下的义愤和惩罚措施就不必详述了。但这就是杨绛：“打我骂我欺侮我都不足以辱我，何况我所遭受的实在微不足道。”海明威所说的“压力下的风度”，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找得到很多例证。可佩可感的是，杨绛在期颐之年又说过，对着她挥拳怒吼的造反派不过是“披着狼皮的羊”，在她做“牛鬼蛇神”的时候，多数人对她表露出细微的善意，“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  

纪念杨绛逝世周年，应该有点喜乐的气氛。杨绛曾在法国天主教会主办的上海启明女校（启明楼至今还是现上海市第四中学的主楼）读书，法文英文都学。她认识钱锺书后，跟他讲起启明的点点滴滴，尤其是那些有爱心的修女嬤嬤（杨绛叫她们“姆姆”），不自觉地兴奋。钱锺书听了十分羡慕，建议她把在启明的快活经历写下来。这应该是两人刚开始相爱的时候。杨绛的回忆文章《我在启明上学》一直到2002年春才告竣，这是一笔欠了太久的文债。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小时候是个“蹦蹦跳跳的小鬼”，跳绳能跳“双飞”十一个，膝盖上经常是“青馒头”、“红馒头”。

杨绛还真是敢想敢做的。启明女校主楼长廊西尽头有一座大石阶，分十级，下面是一道宽宽的碎石路，再过去就是大草坪。她常在那里练习跳台阶，由低而高。有一次，她当着很多同学的面居然从石阶最高处跳到阶下的碎石路，“我大着胆子踊身一跳，居然平稳落地”。不过由于惯性，她下蹲的身子还在往前冲，鞋底在碎石路上擦了几十公分。想不到胜利者的布鞋鞋帮后跟裂了个大口子。她脱下鞋，发现袜子后跟也磨破了，露出两个“鸭蛋”。高莽为这奋勇的一跳画了插图（见《杨绛全集》第三卷）。写到这个场景，杨绛是颇为得意的。但是文章竟然如此结尾：她在1987年看到母校照片，教育大楼和长廊仍在。十五年过去了，它们还安在否？“我跳过的十级台阶，确实是十级吗？我还想去数数呢。”她自己不大相信，担心夸大了自己的勇敢。

对自我的怀疑总是伴随着杨绛。《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写毕于2007年，是当代中国散文的极品。在这本小书的第八部分（“人需要锻炼”），杨绛说到自欺欺人现象的普遍性：“头脑里的智力是很狡猾的，会找出种种歪理来支持自己的私欲。得对自己毫无偏爱，像侦探侦查嫌疑犯那么窥伺自己，在自己毫无防备、毫无掩饰的时候——例如在梦中，在醉中，在将睡未睡的胡思乱想中，或心满意足、得意忘形时，捉住自己平时不愿或不敢承认的私心杂愿。”《魔鬼夜访杨绛》（《文汇报》笔会，2010年2月24日）又提供一例：她在自己非常自信的时候，也会受魔鬼戏弄。“从此深自警惕，还不为迟。”这是大智大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