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黄之殇：近代中国的苦难与饥荒之地

黄河1855年的改道标志着华北平原生态系统的崩溃。导致这一极端状况发生的原因是长期的环境变化，而这些变化是人口增长、商业开发和黄河泥沙大量沉积所带来的结果。这些历史性发展还受到国内叛乱、外敌入侵的压力以及清政府统治式微的影响。魏丕信（Pierre）认为，帝国时代的中国有一个清晰可辨的将好政府和“治水”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模式，最先将好政府和有效水管理联系在一起的可能就是关于大禹的传说。从朝代循环更替（朝代兴亡）的角度看，洪涝、干旱和饥荒被视为统治低效的征兆。但是，1855年以后，借助晚清政府实施的技术综合方案，水利循环（以及由此带来的王朝更替）能走向下一个阶段的“恢复”吗？或者，在国家、社会和技术的综合框架中，有没有明显不同于晚清帝国时代的新模式？

20世纪，华北平原的水管理历史是延续与更新并存的历史。一方面有农业生态的延续，比如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的挑战、河道淤积的挑战；另一方面有体制性的延续，比如崇奉中央集权的作用、崇奉设置管理机构的作用。另外，“治河”理念继续被视为“统治合法化”的来源。

然而，水利循环更替中新力量的冲击，使得20世纪华北平原的水管理出现了对历史经验的更新。这些力量都可以统摄归纳到“中国国际化”的主题之下，我有意使用了柯伟林变革动力包括西方的水利科学技术、新的组织结构形式、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创新。同样重要的还有中国国家认同感的发展，这一国家认同感深深植根于黄河和华北平原这片土地，与中国近代内忧外患的历史密不可分，在国内外势力的压迫下，中国社会和政治分崩离析。这种继承和更新的杂糅产生了一种新的合法化的水治理理论。的确，中国水治理的变革力量创造性地吸收了传统的农业生态模式和体制模式，从而形成一种独树一帜的中国式的资源管理措施。最后，人们会对这种管理华北平原水资源措施的结果产生疑问：水利循环更替会被打破吗？长期的生态约束会被新思想、新技术和新的组织机构缓解吗？从中国近几十年出现的尖锐的水挑战来看，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华北平原如何成了“饥荒之地”

1855年大洪水以后，黄河和华北平原既成为中国现代困境的象征，也是中国现代困境的现实。同时，洪涝、干旱、饥馑也成为激发爱国主义和革命思想强有力的符号。这些灾难形象唤醒中国人认识到所受的国内盘剥和国外掠夺，将成为通过水管理重建中国财富和国力这一合法化治水理论的重要内容。从1855年的大洪水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这些岁月，见证了从举国哀痛洪涝、干旱和饥荒，到全国开发资源重建中华文明新的宏伟蓝图的重大转换。

然而，这些美好远景在1855年洪水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还远未出现。尽管有人会说当时国家和华北平原上的几代农学家采取了管控生态风险的措施，但是，还是可以感觉到，中华帝国晚期（约1500～1911）和民国（1911～1949）期间这两个时段所发生的洪涝、干旱和饥荒的循环有着显著的不同。当然，西方传教士、外交使节、探险家和商人的描述及其拍摄的照片，向外国人夸大了中国水灾的影响。但是，这种描述也影响了中国的精英，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引进西方建立现代社会的理想。这一时期，华北平原上洪涝、干旱、饥荒依旧不断，这一现实与现代国家和现代技术所推进建立的那个理想社会，形成强烈的对比。因此，华北平原上的种种状况为政治改革者和革命者批评、攻击当代水治理的体制与实践，提供了靶子。

1855年大洪水以后，清政府在如何导黄入海方面犹豫不决。当时形成的注入渤海的新河道能成为永久的河道吗？黄河是否应该再转回以前的入海河道？或者是将这两种选择结合起来？就在清政府为国内农民起义和西方列强入侵而焦头烂额的时候，黄河继续在华北地区肆虐。尽管黄河在最后的200公里夺大清河河道入海，但是在流经华北平原时桀骜不驯，肆意冲刷，没有得到有效管制。在直隶省南部，黄河形成了浅而宽阔的沼泽，无声地提示着在没有人类工程的情况下，整个地区是如何由陆地变为满是湖泊和湿地的水乡。换言之，华北平原似乎完成了一个大循环，回到了大禹当年面临的生态条件之下。在帝国时代晚期，直隶省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自治区、辽宁西部和河南北部。

这一时期，很多欧洲和美国的传教士、旅行者在报告中描述了华北平原的不同画面。来自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是第一个探访黄河故道（1855年以前）的外国人，他并不知道黄河1855年的改道。在“登上高出周围平地30英尺的（黄河故道）大堤时，他没有发现期望的奔腾、湍急的河流，而是看到眼前延绵着宽一英里甚至更多的沙土平原”。1880年，一位名叫吉尔（Gill）的船长在伦敦召开的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 Society）会议上报告了类似的情景，他不无幽默地讲述道，皇家海军的埃尔金（Elgin）伯爵在1855年黄河改道之后若干年还率领他的舰队到黄河入海口，目的是“阻止从当时已经干涸的河道驶来的（中国）船只”，埃尔金伯爵对黄河改道也是一无所知。还有一个例子，詹姆斯·莫里森（James Morrison）在他的“中国内地游记”中描述了黄河故道和大运河交汇的情况：“黄河在故道中流淌时，大运河的水位比现在要高出大约20英尺，但是现在这部分大运河已经难觅踪影，只残存着昔日的遗迹，也算是饶有兴味，到处都可看到丰水期驶进大运河的大船，现在则静静地躺在那儿腐烂朽坏，几十年都在盼着来水，以便再驶出去。”在看到黄河“流经”之地北面的沼泽地时，英国探险家内伊·埃利阿斯（Ney Elias）报告说：“这个地点的黄河没有明确的河道，只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呈带状漫流，宽度大约有10～12英里，人们看到的仅是一片受洪水淹没的平坦地区……无论是沉寂的景象还是凄凉的图景，都无法与黄河相比。这里的一切，不论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都得任由满是泥浆的灰褐色河水在涌入大海的旅途中蹂躏摧残。”为了使他的游记更加真切感人，埃利阿斯还实地考察了铜瓦厢附近黄河大堤溃决的地区。他写道：

（黄河决口北面和东面的地区）是这一区段的黄河（现在）流经的地区，我们看到很多村庄被半埋进淤土中，村子里的大多数村民都离开了，留下来的则穷困潦倒，苦苦度日。房子经常被黄河淤泥堵到屋檐，一般也是被丢弃……举个例子吧，当地有一个寺庙……淤土比水位高出大约10英尺……有一段时间，当地居民还试图使用它，尽管这个寺庙的屋顶不断被淤土掩埋，但是很明显，一年前或者是两年前，村民们还是不得不放弃它……屋子里面的淤土和屋子外面的淤土一般高，附近村子的人说是有12尺高……15年，或者说黄河15年的洪涝，使得村庄、房子变成了这样。

华北平原上，由于水利设施崩塌，洪涝频繁发生。然而，从历史上看，导致华北平原饥荒最严重的是干旱，而不是洪涝。在帝国晚期，不论是洪涝还是干旱直接导致的饥荒，其频率和严重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华帝国历史上最致命的饥荒是发生在1876年到1879年的大饥荒，当时三年大旱之后又遇上严重的洪涝。“大饥荒”波及山东、直隶、山西、陕西和河南，夺去了900万到 1300万人的生命。华北平原生态环境的脆弱情况被很多西方人用图表的形式长期记录下来，比如英国浸礼会牧师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s）记载的灾荒情况促进了华洋义赈会（China Famine Relief Committee）的创立。李提摩太1877年探访山西时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1月30日，290里（1里大约等于1/3英里）南

路边看到14具尸体。一具尸体上仅穿一只袜子，被一只狗拖着，多轻啊。两具尸体是女性，虽然是被掩埋了，但也只是把尸体翻过来，脸对着地面。过路的人对其中一个还比较仁慈，留下了她的衣服。第三具尸体则已沦为一群尖叫着的乌鸦和山雀的盛宴……我爬山时碰到一个老人，他极其悲哀地说：“我们的骡子和驴都被吃了，我们的劳力都死了，造了啥孽啊，老天爷这么惩罚俺们。”

2月1日，450里，南

半天内看见6具尸体，有4具是女的。其中一个在大棚里，赤裸着，只有腰间拴着一根绳；另一个是在河里；还有一个在水里，一半露在冰面上，被野狗撕咬着；另外一个在路边的洞里，洞敞开着，身上半盖着块破布；还有一个只剩下一半，被猛禽野兽撕咬着。遇到两个大约18岁的青年，踉跄、蹒跚，拄着棍子，好像90岁的老翁。遇到另一个年轻人，背上背着母亲，母亲已精疲力尽。

2月4日，630里，南

禁不住有点担心，置身在恐怖的场景中，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感觉或神智，我是活人还是受尽折磨的死人？

其他关于1876～1879年大饥荒的记录描述了农民被迫吃草根、树皮和石粉，甚至还有人为了活下去贩卖死人，吃人的尸体。在为数众多的内外挑战的困扰下，19世纪的帝国政府已经失去了化解华北平原生态危机的能力。与18世纪清朝鼎盛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国力急转直下，而在鼎盛时期，清朝能够成功地处理生存危机。那时不论危机是洪涝导致的，还是干旱造成的，清政府都能从国家粮食储备和从南方漕运的粮食中进行粮食资源调配，平抑伴随洪涝和干旱而来的物价飞涨。府、道、县的粮库将储存的粮食通过低价投入市场、借给农民或分配给每个家庭，减缓生存危机。1753年到1762年间，中国各省政府合力赈灾的粮食达到600万石（1石等于175~196磅）。然而，国家战略重点的转移和国库资金的左支右绌，意味着19世纪末期的清政府并没有多少能力来解决华北平原的生活匮乏问题。

20世纪的前几十年，华北平原似乎一直处于生存危机之中。人口增长、水利设施坍塌以及国家支持的退出，导致生态危机的加剧。“洪涝和干旱轮番袭扰，频率加快，交错形成一种看似永无休止的灾难。” 这些因素造成的印象无论在外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心中，都是一种固化的形象，即华北平原是个“饥荒之地”。

生态困境下的社会动乱

在华北平原的南部，主要是淮河流域，情况尤其严峻。当地的小股匪寇，甚至还有一些更有组织的力量，在江苏、安徽和山东省的偏远乡村流窜，抢夺粮食。华北平原上引起社会动荡最厉害的是义和团运动（1898～1900），不管是神话传说还是学者的历史研究，在关于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解释方面，都是正确和舛误兼而有之，但相对来说都没怎么注意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关于其他对义和团运动的详尽论述，在饱受生态困境侵扰的地区燃起对外国人的怒火，这绝对不是偶然的现象。我们之所以如此说并不是想强调义和团运动兴起的特别原因，而是想要指出，19世纪晚期生态秩序的破坏是导致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潜在因素。华北平原素有孕育造反英雄的传统，比如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公元前256～公元前195）。对于那些怀抱建设稳定农业社会梦想的中国政治精英来说，这些历史叙述都有可资借鉴之处。然而，到了1911年中国帝制消亡的时候，不论从象征意义上，还是从真实存在上，这种治国术都已经破产。不过，在整个20世纪，通过完善水利秩序来维护农村稳定的正统思想，依然是中央政府所坚持的。换句话说，20世纪中国中央政府的每一次重组，都对治理华北平原水患的政治使命有着高度的警醒意识，当然，最主要的挑战是如何成功地实现这一目标。

20世纪上半叶，中央政治权威的坍塌、地方军阀的崛起、西方经济势力的渗透、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论争以及外国列强的入侵（1937年日本侵略时达到顶峰），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一个感觉，那就是在“现代”世界大漩涡的裹挟下，中国已经到了生存斗争的最底端。在很多观察家看来，华北平原正是这一生存斗争被“书写”的地方。比如在1921年， 20世纪中国最知名的诗人之一郭沫若（1892～1978）写下了《洪水时代》，描述经受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蹂躏的当代中国，恰如经历了第二次大洪水。身处动荡年代，郭沫若歌颂了史前大洪水时代大禹治水的英雄事迹。在诗中，大禹和他的同伴斫伐林树，开凿山岩，“他们在奋涌着原人的力威，想把地上的狂涛驱回大海！”

在耳熟能详的治水故事中，大禹过家门而不入，面对同伴让他回家看望妻子的祈求，他毅然决然地回答道：

宇宙便是我的住家，

我还有甚么个私有的家庭。

我手要胼到心，

脚要胼到顶，

我若不把洪水治平，

我怎奈天下的苍生？”

1911年以后，中国似乎又开始经历没完没了的洪涝和干旱循环，从而面临着一系列尖锐的生存危机。1917年发洪水，1920年、1928年到1930年连续发生干旱，1931年又是大洪水，1935年黄河洪涝，1938年黄河大堤决口，所有这一切生态灾难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加深了中国是“灾荒之地”的印象。而且，在这一普遍的认识里，“灾荒之地”还代表了一种更为广泛的认识，那就是中国被剥夺了一个现代文明所应有的品质。但是与此同时，华北平原和黄河流域镌刻着中国新的价值取向，体现着中国求生存、复兴一个曾经伟大的文明的现代诉求。华北平原和黄河流域上这一价值取向改变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中国20世纪对国家认同的诉求，也就是说，将中国从一种文化辐射性的形象，转变成为一个具体的政治实体，这个政治实体基于这样一个明确的理念：一群有着共同品质的人去创造一个国家。在这一点上，黄河流域也扮演了一个清晰可辨的角色，因为黄河象征着中国的历史起源。从这一时期开始，黄河作为“中华文明之母”和“中国之殇”的比喻便一起出现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意识里，对这一地区的地理建构在当时和以后都被选择用来确证治河的合法化。

民国时期，华北平原是创新与守旧对峙的舞台。这一时期，中国深受国际化带来的新力量的影响，比如科学技术的影响以及新的管理方式、国家身份认同观念、对现代性的阐释的影响，这些现代力量与华北平原上的治水使命和治水理念相互融合。现代水利工程的代言人，包括来自欧洲、北美和中国的受过专业训练的工程师，引进新的技术措施，希望用一系列的现代工程工具，如混凝土、涡轮发动机、水泵以及其他用蒸汽、石油或电力带动的机器，重建水利的均衡，这些现代科学和技术手段昭示着重新建构水利秩序、提高粮食生产的潜力。同时，当时的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越来越向往综合利用的水管理策略，主张由国家管理、利用水利资源，促进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央的政治权力控制力有限、行政管理分散、日本侵略，民国时期在“治水”方面的成就乏善可陈，尽管如此，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对这些现代力量加以强化，最终形成毛泽东时代（1949～1976）以及后毛泽东时代的水管理体系。

（本文节选自“雅理译丛”《黄河之水：蜿蜒中的现代中国》，戴维·艾伦·佩兹著，姜智芹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