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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学术民工︱五问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上)

徐奇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2017-05-23 17:4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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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连续13年快速增长,创下了1456.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首超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1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更是达到了1701.4亿美元。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稳中趋缓的迹象。不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在海外投资领域,中国企业的身影料将更为活跃。在此形势下,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5个问题:

中国企业为什么进行海外投资?

半个世纪以前,美国企业刚刚起步对外投资,当时主要考虑是离欧洲、亚洲等目标市场太远,以及欧洲这类市场存在一些贸易壁垒。所以当时对美国企业而言,市场在哪里,企业就到哪里投资。后来日本企业也开始对外直接投资,不过日本的主要考虑是劳动力、土地这类生产成本上升,于是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开始主要布局于东南亚,在这些地方生产完了之后,再出口到欧美市场。

但是,和历史上的美国模式(最终需求驱动)、日本模式(生产成本驱动)相比,现在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不同的特点。比如,中国企业在海外大量投资于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同时通过并购等手段,中国企业也在获取欧美的专利技术、研发能力,甚至是中高端国际品牌。所以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是在全球市场寻求国内缺少的资源、技术和品牌,这些东西因正是我们所缺少的、是一种补充。所以有研究者(姚枝仲,2011)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概括为“价值链延伸”。

此外,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格局,也是国内市场生态环境的一种外化。比如,一些民营企业到海外投资,一部分原因正是由于国内市场受到了国有企业的挤压、生存空间极为有限,这些企业在某种意义上是被逼出去的。而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则五花八门,有的是为了扩大市场份额、有的是为了服务于国家战略,有的原因则令人啼笑皆非。最后,从短周期来看,由于201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导致的资本外流加剧,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当中也隐藏了一部分资本外逃。例如2017年3月,就有高层警告某些企业借海外收购足球俱乐部转移资产。

总体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呈现出“价值链延伸”的特点,这和美国、日本历史上的起步完全不同。这样的特点,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都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关于企业海外投资的动机、驱动因素的研究,也关系到后面其他问题的回答。

企业海外投资,投到什么地方?

如果一国的法律体系完备、政府管制较少、腐败程度较低,通常我们将其称之为“制度质量”比较高的国家。很长一段时间,理论界都认为,制度质量越高,就越容易吸引到外商直接投资。反过来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会更多地投到这些“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

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制度质量未必是一个好的解释因素。因为在欧美一些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中国企业反而不适应当地环境,表现出水土不服。而在拉美、非洲一些制度质量并不高的国家,却相对比较容易适应。最近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制度距离”。在这种逻辑框架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会倾向于选择和中国“制度距离”比较近的国家。

这方面,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的林越(2016)博士检验了在拉美投资的中国企业行为。有趣的是,他发现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以及不同行业的投资,对制度距离/制度质量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机制。

一旦国际经济学家提到“距离”,他们经常会考虑国际贸易中的“引力模型”。事实上,这个模型也被广泛应用于国际投资当中,解释企业对外投资的空间分布。考虑“制度距离”的因素,也是对引力模型的完善。不过,跨国投资涉及到汇率风险,尤其在一些汇率极具波动性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比如赞比亚的货币是Kuacha,有一年这个货币咵嚓一下就贬了50%,导致中资企业蒙受了很大汇况损失。因此,也有研究者加入了汇率风险来分析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李平、于国才,2017)。

从投资空间来看,特定的地区还有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比如中非、西非国家,历史上的宗主国是法国。在法郎区时代,各国中央银行均在法国财政部设立“业务账户”,并将其大部分外汇储备存入这个账户,以保证其货币与欧元的自由可兑换,而法国财政部则扮演着法郎区央行盟主的角色。在欧元区诞生之前,非洲法郎一直与法国法郎直接挂钩,其后改为与欧元直接挂钩,但是这种货币合作机制始终是根本。

和法国在该地区深耕几个世纪的历史相比,中国金融业在该地区的布局几乎是空白,中资企业在该地区投资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就难以得到满足。因此,在这样的地区,中国首先就需要寻求与法国的合作,利用三方合作的形式来开展国际投资。这个思路也同样适合于中国与英国(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合作。

在欧美发达国家本土投资,中国企业面临的则是另一个问题。除了传统意义上要处理好与媒体、公众、政府的关系,欧美的社会生态环境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比如,在福特考虑出售沃尔沃之初,洛希尔公司(又译作罗斯柴尔德)就担任了这次并购行动的顾问。得知这一消息后,洛希尔公司很快将这一消息告知了吉利,并作为中间人起到了引荐和撮合的作用。在国际并购当中,具有卓著声誉的中间人,也是并购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另外,欧美智库也是社会生态环境中的特殊因素。比如美国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在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发挥着意见领袖的作用;再如中国一家企业收购德国的化工企业,德国人被惊到后,当地媒体采访的就是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Kiel Institute for World Economy);再如布鲁塞尔的Bruegel研究所,就经常参加欧盟和各国议会的听证会,参与各种政策辩论。

这些智库不仅是上流圈层的接触平台,也会对公众舆论、国家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一些中国的跨国企业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开始积极加入欧美的顶级智库作为企业会员,通过这种方式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生态当中,促成东道国对中国企业、中国经济的认识能够更加客观和公正。在这方面,笔者有幸参与、见证了这一过程。2014年,国内某著名企业和Bruegel的第一轮合作磋商,地点就是我们研究所的会议室。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对两个问题的关切:为什么投资?投资到哪里?此外,我们还将进一步提出另外三个问题:中国企业怎样进行海外投资?投资的效果和影响如何进行评估?政府在此过程当中应该发挥何种作用、如何去发挥这种作用?

上述每一个问题的回答,不但需要理论,而且还需要我们去大量的接触现实。现在来看,理论还滞后于现实进展。所以笔者提出了这些问题,并不是试图直接给出答案,而是给出理论研究去追赶现实的一些方向。在下一篇专栏中,我们将继续提出后面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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