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当好排头兵与先行者

2017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政府工作报告审议时,对上海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殷切期待，他希望：“上海继续按照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要求，在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上有新作为，在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上有新作为，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上有新作为，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有新作为。”刚刚结束的中共上海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也全面聚焦上海“勇当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敢为创新发展先行者”的时代主题。

那么，对上海而言，“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上海排头兵和先行者角色到底体现在哪里？上海到底怎样发力，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结合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部署的全国各地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积极作为的总体原则，并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的要求以及上海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中韩正书记对上海改革开放的部署来具体探讨这一问题。

首先，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上海应该有比较清醒、前瞻性的认识，更应该发挥开放、包容、海纳百川、改革进取、敢为人先的创新和冒险精神。

因为这是历史赋予上海人民的光荣使命。1840至1948年，上海开始了帝国主义列强长枪洋炮强迫下的被动开放过程，时间长达一百多年；1949至1991年，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承担着共和国经济、财政、工业生产稳定和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1992至2003年，上海成为以浦东开放开发为引领的全国深化改革开放的排头兵；2004至2013年，上海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建设紧锣密鼓，这些使得上海一步步成为越来越国际化的大都市；2013年至今，上海自贸区、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催人奋进，上海距离国际化、市场化的法治化的现代国际大都市的目标越来越近。

上海的这些辉煌历史告诉我们，面对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机遇，上海只能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奋发有为、锐意进取的态度对待“一带一路”建设。

在正确认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上海角色之时，还有一点应引起我们重视。那就是政府与企业和普通民众在对“一带一路”的认识上存在一定偏差。从企业和民众的角度来看，他们理性的选择就是短期利益最大化，也就是凡是对自己当前有利的事情就干，但对未来有利而对今天无利的事情，则倾向于不干或者以后再干。这并不奇怪，是理性“经济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的正常反应。但政府就不应这么看。因为市场经济建设中的政府必须肩负守夜人、规则坚守者以及未来规划者的光荣职责，毕竟它要弥补和警惕可能出现的市场失灵，还要填补市场空白。我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即政府若不肩负着这三重角色，而与市场一样只关注短期利益，则经济、社会的长远利益必然受损，社会公平性、稳定性与程序公正性必然受损。

其次，上海要全面梳理、认真研究《愿景与行动》中提到上海的一些“规定动作”。因为这些“规定动作”体现了中央对上海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角色和作用的指导性意见和未来规划。这对上海而言，不仅是一种鞭策，更是一种期待。

比如，《愿景与行动》中唯一一处明确涉及上海自贸区的表述是：“利用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等经济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作用大的优势，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这一说法意味着两层意思：

第一，上海作为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的龙头，是与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等经济区处于同等程度的经济试验区，它们拥有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作用大的共同优势，理应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既深度合作，又相互竞争，争取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急先锋。第二，上海自贸区起步最早，发展最快，在下一步的自贸区建设中，上海应该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态度和热情，加快推进上海自贸区的整体建设步伐，争取在法治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制度及政策的可复制、可推广方面走在全国自贸区建设的前列。 

《愿景与行动》中第二处涉及上海的描述是：“加强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加大海南岛国际旅游岛开发开放力度。”与1984年国务院确立的沿海开放城市的个数（14个）以及由北向南的排放顺序相比，我们惊奇地发现，如今的沿海城市港口建设由1984年的14个扩展到15个，这是一种数量上的增加。与此同时，《愿景与行动》有关沿海港口城市开放开发的排序是按照这些城市在开放开发中的重要性来排序的，在其中，上海被排到了第一位。这一排序和作用的不同表述意味着，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上海港口城市建设的力度和广度还需要强化，上海有关洋山深水港、临港新城的建设步伐也应加快，并且在建设的过程中要着眼长远，着眼未来，着眼国际，不仅要关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客户和货源，还要在服务“一带一路”眼线国家和地区的建设中做出耀眼的成绩。

《愿景与行动》中第三处涉及上海的描述尽管没有明确提到上海——“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但其所指显然包含了上海应该在其中担当排头兵和主力军的明确内涵。这一描述意味着，上海应强化自贸区的政策和制度先行先试和可复制、可推广工作。但上海以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和机制的探索不应仅限于此，而应在更深层次上展开；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也应尽快研究如何对接“一带一路”的思路和策略，以充分发挥上海在“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的排头兵和主力军的先锋模范作用。

再次，上海应综合考量过去这些年在贸易、金融、航运、科创中心建设中的经验、心得与体会，结合未来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内在需要，争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进行一些颇有特色的“自选动作”。

第一，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方面，上海虽然不是公路和铁路跨境运输通道建设的重要口岸城市，但在国际航空客运和货运方面，却是排在第一梯队的城市。根据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莫辉辉与其合作者2017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在国际航空客运方面，北京、广州、乌鲁木齐和上海分别是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联系度最强的四大城市，其联系度分别达到了32.6%、18%、13.5%和10.1%；而在货运方面，上海是国际航空货运的首位联系城市，其联系度达到了57.7%，高居中国城市之首。并且根据我们的判断，上海在这方面仍然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譬如，在中亚、中东、中东欧、东南亚、南亚、南美洲的跨境航空客运、货运方面，上海还应进行更多的前期调研，挖掘其中的巨大潜力，原因主要之一是上海的经济实力强大，经济辐射力强，跨境运输需求潜力巨大；原因之二是上海两大航空公司在国外的运营和销售网络也更加发达和成熟，因而，进行这样的边际创新，成本要更加低廉。

第二，上海是历史上中国人最早向西方开放，如今在西方认可度和知名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因此，上海应该充分利用这一历史遗产，做大做强在基础设施联通之外的诸如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人心相通等方面的软件建设，包括在政府机构创新、智库建设、企业跨国运营等方面的先行先试和模范带头作用。

在政府机构创新方面，上海应借鉴香港贸易发展局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设立的经验，争取在上海设立“一带一路”贸易发展局的官方机构，制定相应的条例，组建相应的理事会，专门负责拓展上海和长三角制造商、贸易商和出口商在“一带一路”地区的经贸发展、旅游和商务合作，并逐步争取在“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设立相应的办公室，以政府部门带头、企业跟进的方式，拓展我们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发展。

在智库建设方面，可供选择的方案有很多种。比如，可以结合上海在金融中心、航运中心、科创中心建设、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建设、基础设施和高等教育方面的经验或者优势，考虑在上海成立“一带一路”金融研究院，负责研究人民币区域一体化、国际化的可行性和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合作；成立“一带一路”国际区域发展与合作研究院，负责推动中国、上海与相关国家地区政府、商会、商学院在推动经济发展、减少贫困、维护社会稳定等领域的研究；成立“一带一路”国际教育与文化合作研究院，借鉴上海在基础教育领域获得国际认可的成功经验，推动上海教育界与“一带一路”地区和国家在教育、文化合作、国际交流、大学、中小学之间的合作，促进相关政策沟通、人心相通，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强大的智库支持；还可以成立“一带一路”政治与安全研究院，负责沿线国家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经验交流和国际交往，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创造安全和和谐的政治环境。

在科创中心的建设方面，应该充分发挥上海自贸区与张江国家科学中心的建设步伐，同时强化上海科创中心、科研机构、人才与全球著名科创基地、创新创业型公司、科技园区、硅谷、科创走廊的互动与交流，强化上海科创心中与周边省市科创走廊建设中的互动和战略合作，强化上海对国际人才、科学家和创业型人才的吸引力，尽快将上海打造成亚太和全球科创中心。

在大学合作方面，可以鼓励“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来上海留学，攻读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与相关国家建立更多的合作办学基地，强化这些国家和地区与上海的教育交流和合作，以此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以此带动双方的人员、文化交流与往来，为国际商务合作和产业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发挥上海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优势，输出中国教育服务，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中国教育的国际化。

在企业跨境运营方面，可以利用上海在国外较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联合上海大中型企业、“一带一路”地区政府在国外设立“上海国际产业园”，在园区内吸引上海与国内企业到国外市场投资，以园区的集聚优势，与当地政府商谈合作，为企业提供园区服务，减少企业单独出海的风险。类似的是，我们也可以联合有关国家或者地区在上海设立“一带一路”产业合作园，鼓励相关国家处于市场优势和研发优势的企业或者政府与上海联合设立国际产业合作园，促进双方企业和产业的互动。

在医疗、医学合作方面，上海也应该充分发挥上海医学水平高，医疗人才集中、医疗研发层次高的优势，强化上海与“一带一路”地区和国家的医疗和医学合作，争取与相关国家联合在上海或者有关国家设立医学研究与职业培训中心，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医院、医疗机构、研发机构强化国家合作和远程医疗服务，扩大中国中医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推广和普及程度，强化在中医药领域的合作与研发，增强中国医药文化的影响力。

最后，在上海与周边省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跨区域良性互动方面，也应走出传统上零和游戏、你上我下的单维度竞争思维和做法，转而以网络共享、协同创新、集群互动的新思维和新做法，使得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出现良性互动，在服务和带领“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中做出耀眼成绩。